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仰韶文化，揭开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第一页，为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近代考古学便由此而开端。
仰韶文化从发现至今，已经经历了8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考古工作者通过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半坡、姜寨、庙底沟、淅川下王岗等一批重要遗址的破土而出，再现氏族社会的组织与生活场景和聚落形态，为我们展示了以往未知的，也是全新的中国史前史的壮丽画面。考古研究已证明，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处于黄河流域的一种十分强大的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几千里，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首屈一指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通过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我们可以想象到中华民族在少年时代的概况，史书记载的“传说时代”的炎帝、黄帝、颛项、帝喾等大的部族，他们的经济生活和科学文化，都可以从仰韶文化中找到踪影。仰韶文化的发现，对重建中国上古史，恢复“传说时代”的社会面貌，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仰韶村遗址的发现
仰韶村遗址位于渑池县城北7.5千米处。1920年冬，原中国地质调查所瑞典人安特生，派其助手刘长山到渑池、新安一带采集化石标本，刘无意中发现了这个遗址，并采集了一些石器标本带回地质调查所。安特生看到了这些东西，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认定那里一定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1921年春，安特生亲自到渑池调查，并于同年秋天进行了发掘。在17个发掘地点中，出土了许多彩陶片和磨制的石器等。因为这类文化最初在仰韶村发现，按考古学上的惯例，就定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也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提出仰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前身，是中华远古文化。并在1923年以《中华远古之文化》为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中国考古学专著。
1951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等对仰韶村遗址做了第二次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的红、黑彩或红彩的陶碗、陶小口尖底瓶和灰褐色陶鼎，并发掘了一个袋形窖穴，出土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的陶片，说明了仰韶村遗址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遗迹，而是从早到晚连续发展的。
1980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又发现了4座房基，41个窖穴，出土陶、石、骨、蚌器600多件。
通过先后几次的考古发掘，基本搞清了仰韶村遗址的文化内涵，理出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从文化面貌上分析，第一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即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的中期遗存；第二期文化属于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的晚期遗存；第三期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庙底沟类型；第四期为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其中，仰韶文化的特点是：石器以磨制为主，打制石器占一定的比例；陶器以红陶为主，为手制，灰陶较小；纹饰有线纹、绳纹、弦纹、附加堆纹、划纹以及彩陶等；彩陶是仰韶文化的一大特色，以黑彩为主，也有少量红彩或白衣兼施黑红两色彩绘的。图案以几何纹居多。龙山文化的陶器则采用轮制，灰陶为主，黑陶次之。
仰韶村遗址的时代距今3000～5000年，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第一个发掘地点，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仰韶文化发掘之前，有些外国的学者、传教士等曾经宣扬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后来的中国文化乃至人种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不但有石器时代的遗存，而且还是相当发达的。
半坡遗址的发掘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6千米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是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一处重要遗址。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是一处原始的聚落遗址。有居住区、窑址和公共墓地等。居住区在整个遗址的中心，约占3万平方米。在居住区内发现房屋遗迹共46座，储藏物品的窖穴200多个，北面还发现有两个饲养家畜的围栏。居住区的周围有一条300米长、5～6米深的壕沟，是用来作防卫用的。壕沟之外，遗址的北部主要是公共墓地。在发掘的250座墓葬中，成人多埋在公共墓地，只有两座屈肢葬墓埋在窖穴里。
半坡居民的房间，有圆形、方形两种。居住面和墙壁都是用草泥土抹成。房子的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个别小的仅10平方米，最大的一座竟达160平方米。从这些房子的建筑结构来看，半坡人已掌握了立柱架梁的技术，还懂得把木板用到建筑上来；不仅会建筑半地穴式的房屋，而且已经会建造地面建筑。最大的一座长方形房子，坐落在聚落的中心，已有了“前堂后室”的格局，从而开创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先河。
从公共墓地来看，成人墓排列整齐，头向一致，绝大部分头向西，葬式大多为仰身直肢葬，也有少量的俯身葬、二次葬和屈肢葬等。另外还发现有一种奇怪的“割体葬仪”习俗。公共墓地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有了规范的葬俗。另外，在房屋遗迹中还发现了建房奠基和祭祀活动的遗迹或遗物，反映半坡人的原始宗教观念。遗址中发现的6座烧陶窑址，形制不一，产品丰富，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熟练的制陶技术。
遗址中出土的遗物，以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数量最多，各种生产工具，包括陶、石、骨、蚌、角、牙等质料的共5000多件。其中，农业生产工具700多件，有石斧、石锛、石铲、石锄、石刀等；渔猎工具600多件，有石矛、角矛、石镞、骨鱼叉、骨鱼钩、石网坠等；手工业工具1100多件，有石纺轮、陶纺轮、骨针、石锥、角锥、陶锥、骨凿、石凿等。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能够复原的近千件。这些陶器包括饮食器、水器、炊器等，大多制作精美，部分器物还彩绘有各种纹饰，图案主要有几何纹和动植物花纹。图案简洁明了，寓意深刻，具有相当的艺术成就，使人看了赞不绝口。这些纹饰中，有奔驰的野鹿，有鹄立飞翔的野鸟，有嘴中衔鱼的水鸟，有张口露齿的大鱼，有匍匐爬行的青蛙，都是那么生动逼真。此外，遗址中发现的一个人头像，头部滚圆，戴着尖顶形的饰物，眉毛粗浓，双眼眯成一线，鼻子是三角形的，还有一张呈对顶三角形的大嘴，耳部附近各有一条小鱼，别有风趣。还有人头鱼身的动物形象，尖头圆脸，瞪着一双大眼睛，张着大口，一双长得像鱼鳍的手向外伸出，鱼身弯曲而长，表现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
姜寨遗址的发掘
临潼姜寨遗址是继半坡遗址发掘之后，发现的又一个大型的仰韶文化村落遗址。遗址面积达5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一般厚近2米，最厚的有4米。出土的文化遗存可分为前后延续的5期。从最早的仰韶文化早期到龙山文化，在这同一个遗址中能够系统地连接起来，时间长达2000多年，是半坡居民定居时间的4倍，它所蕴藏的文化内涵，自然是极其丰富的。堪称为史前聚落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姜寨村落遗址的5期文化中，以第一期文化所显现的规模最大。其中仅房屋遗迹就发现有120座之多，还不包括零星的灶坑和居住面。房屋有大、中、小3种，平面有方形、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等，圆形和方形较为普遍。营造方式有地穴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3种。这120座房子分为3批建成，其布局是东、南、西、北和西北5个建筑群。而且，每个建筑群中都有一座大型房子。推测这种大型房子当为氏族酋长的住室。居住址中央，为一个4000平方米的空旷广场，有两条道路，还发现有用料礓石或红烧土铺垫的路面。有意思的是，5个建筑群房屋的门向都朝向村落中心的这个广场。由此推测，这个中心广场，很可能是姜寨聚落的人们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
围绕着居民区，考古工作者同样发现了壕沟。主要围绕在居住址的北、东、南3面，西面临河，形成天然的屏障，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防卫体系。
姜寨一期文化发现的297个窖穴，主要分布在居住址的附近，形成6个组群。这些窖穴，大部分是用来储蓄物品的。较深的窖穴，还有台阶以供上下。
姜寨一期文化的墓葬共380座，远远超过半坡遗址，这说明姜寨的居住人口大大地超过了半坡遗址。这380座墓葬中，有土坑葬174座，瓮棺葬206座。土坑葬大部分在东部、东北部、东南部3个基地，瓮棺葬在房屋的附近。墓葬的头向、葬式、随葬的器物以及“割体葬仪”的葬俗，与半坡基本一样。瓮棺基本上为埋葬小孩的葬具，死者多在10岁以下。瓮棺葬的数量如此之多，说明当时儿童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姜寨遗址中同样发现了大量的生产、生活用具，装饰品以及其他遗物。生产工具达3800多件，有农业生产工具、渔猎工具、手工业工具等；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陶器完整及能够复原的，有900多件。尤其是在彩陶中，同样发现了鱼纹、蛙纹以及各种几何图案。关于彩陶鱼纹、蛙纹等动物图案，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认识，其中最多的是认为它反映了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图腾信仰，是半坡和姜寨居民以鱼和蛙类为图腾的具体反映。
在整个仰韶文化遗址中，半坡和姜寨遗址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们是目前所发掘的仰韶村落保存比较完整、布局比较清楚的遗址，它们的发现，代表了仰韶早期原始村落的布局结构，对研究我国早期农业村落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但这还不是全部，仰韶文化所反映的文化内涵是丰富多彩的，仅就文化的类型来说，仰韶文化就包括了半坡、庙底沟、西王村、王湾、大河村、后冈、大司空村等几个地方类型，其分布的范围，西至甘青地区交界，南达汉水流域，东及河南东部，北抵河北北部，中心区域在陕西关中、晋南、豫西、豫北和冀南。在这样大的一个文化范围内，重要的遗物、遗迹时有发现，不断地丰富着人们对这一文化的认识。诸如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岗遗址等。
仰韶文化一系列重要遗迹和遗物的发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史前时期的绚丽画面。这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民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也是惊人的。
如果将仰韶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与古史对应，就会发现，它和黄帝族团的活动时间和地域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恐怕并非是偶合，而是蕴藏着文化上的内在联系。有学者研究认为，黄帝文化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司马迁所著《史记》的第一篇便是《五帝本纪》，说明司马迁是承认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的存在的。中国素有5000年文明史之称。1999年揭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得出的结果，只能说明夏代的开端，但距5000年文明史还有一段距离。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对五帝时代文化进行研究，才能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有学者开始提议，在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进行“五帝工程”。到那时，仰韶文化的研究定会掀起更高的浪潮，人们将会更加认识到仰韶文化发现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