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难去指责或苛求这个地区的人们，只要想想中日钓鱼岛冲突、南海冲突的复杂性，你就能明白这一点。站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要国力上升的中国主动放弃在一系列领土上的主权立场，是一件极其难以想象的事情。而站在其他国家的角度，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要放弃警惕、抱团、威慑，似乎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这是由这个地区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也许，50年或100年后的人们回首今天，会觉得好笑或有所释然。但他们的前辈，也就是今天的我们，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一如欧洲人当年也无法摆脱局限一样。
因此，今天和未来的中国，要回避冲突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冲突乃至战争，很可能是未来中国需要面对的宿命！
当然，冲突乃至战争的规模有大有小，这完全取决于这个地区人们的承受能力和智慧水平。但要回避冲突或战争，在今天尤其是未来的中国，恐怕只是一种“鸵鸟心态”。
“和平与发展”：为什么错了？
更何况，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本身就是一个经不住考验的命题。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提出，是相对于“战争与革命”的研判。后者是列宁在19世纪末做出的研判，那是一个帝国主义横行的年代，帝国主义争夺资源和利益的冲突，导致战争频仍，也导致革命兴起，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就是一路在“战争与革命”中度过的。
二战后，有人提出世界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其理由是世界大战的时代已经过去，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也已不大。但这个所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至今跨越70年，其实经历了两个时代，一是“冷战时代”，二是“后冷战时代”。
“冷战时代”虽然维持了40年的和平，但那是一种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恐怖”平衡，世界每分钟都可能被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毁灭。
“后冷战时代”发展至今，表面上似乎没有世界大战，但其实世界进入了没有秩序的阶段。人们只要看一下这20年间发生的各种战争就可明白：波黑战争、卢旺达内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以巴冲突。至于各种潜藏或酝酿中的战争，大部分都处于我们生活的东亚地区：朝鲜半岛核冲突、南海冲突、中日钓鱼岛冲突、印巴核冲突，还有前些年的台海冲突等。这其中的每一场冲突，都有可能燃起一场熊熊战火。
面对这么多的战争与冲突，我们还能说这个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吗？
某种程度上说，冷战结束后的这20多年，全球战争与冲突爆发的比例，超过了“冷战时代”。这显然是由于冷战格局消亡后，世界群龙无首，大国势力重组尚未初见端倪造成的。
今天的世界，既和平又动荡。冲突已非和平手段所能完全解决，但大规模战争却也非首要选项。
一味的“战争与革命”听起来显得咄咄逼人，甚至穷兵黩武；而一味的“和平与发展”则也似乎充满了书生之见。
其实，问题的根源不光在于看问题的深浅，同时更在于“战争与革命”及“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切入点本身就是错的，或至少是不准确、不完善的。
2014年9月，我因一些私事前往美国，在“阳光之乡”加州度过了十几天的时间。
由于是纯私人度假，我在加州期间，早睡早起，除了每天早上处理两个小时的工作外，全天基本只做两件事：一是泡健身房，二是读书和写作。这是至少最近七年来，我最为休闲的一段时间，以致回到香港后，凡是见了我的朋友，都称我的气色好多了。
去加州的夜班飞机上，我读了德国《时代周报》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系列长篇反思文章，一种带有明显德意志印记的思维过程：
冷战结束时，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我们甚至提出“历史终结论”。但是生活之车依然向前行驶，只是我们的思考萎缩了。欧洲埋首于建立欧盟，美国追逐着在中东建立民主的梦想，世界的注意力则放在了经济问题上。我们忘了冷战，这当然是好事。但这却不是问题的全部。
世界疯狂了，我们怎么办？乌克兰、加沙、叙利亚、伊拉克——众多危机使西方陷入动摇之中，是重新梳理我们的利益、理想和情感的时候了。
我抵达加州的时候，正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新书《世界秩序》上架的时候。我到加州后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到书店买下这本厚达420页的论著。
这已是基辛格的第十四本著作了，距离他的上一本著作《论中国》出版，仅仅过了三年时间。这位91岁的老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世界的观察、思考甚至思想干预，而他的声音也始终能为世界所关注。
2014年9月14日，我抵达加州的第二天，就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对基辛格新书的书评，标题是《当世界改变时——评基辛格的〈世界秩序〉》。文章写道：
本书立论的前提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失序的世界中。就在当今“国际社会”被不断提及可能超过任何时代之际，“国际社会”却没有一整套明确一致的目标、方式和限制……一边是混乱所带来的种种威胁，一边是相互依存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秩序，一种能够平衡各国互相抵触的欲求的秩序，一种能够同时让制定了现存国际“规则”的西方守成大国（主要是美国）与以中国、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为代表的不接受这些规则的新兴国家达成均势的秩序。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重点分析的，就是1618—1648年欧洲30年战争结束后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今天的国际社会已经受到了严重挑战。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核心，就是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并由此成为过去近400年里世界秩序的基石。
基辛格在该书的导语中写道：
亚洲，从某种程度上是接受主权理念最为成功的地区，依然怀念着通过争斗和历史领土要求来实现秩序的想法。而这些争斗和领土要求在一个世纪前恰恰毁灭了欧洲。这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认为自己正在“崛起”，并将分歧推向了冲突的边缘。
读到这里，大家也许已经明白，再用1945年后的“和平与发展”理论来描述和概括21世纪初的世界秩序和冲突已经不再适用。更何况，“和平与发展”理论的提出，本身就是针对20世纪初“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反动。
因此，用所谓“和平与发展”来描述今天的世界，并试图说明“战争与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本身在理论框架上就出了问题，因此其对当今世界格局和冲突的认知，也就经常出现捉襟见肘、无法自圆其说的种种现象。比如，用“和平与发展”理论难以解释：
-为什么冷战结束近25年，但世界各地反而进入了一个战争频仍的时代？
-为什么意识形态大规模对峙的时代虽然结束了，但各种宗教冲突、领土争端、恐怖主义与反恐世界的冲突反而上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