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人家的活儿本来就轻松吧。但我们却不行，我们不但要有“猛料”，而且还必须用镜头和画面说话。
我和他哈哈了几句，没想到这哥们儿还真来劲儿了，一个劲追问基廷和我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下次专访时，你在一边旁听就全知道了。”我继续和他打哈哈。
没想到，这句半开玩笑的话，一年后还真成了现实。
来自五角大楼的电话
2008年6月，“香格里拉对话”又一次在新加坡举行，我和我的同事照例前往。
由于前一年里与太平洋司令部和基廷本人建立了不错的联系，所以早在“香格里拉对话”开始一个月前，太平洋司令部就已经承诺，在新加坡再安排基廷上将接受我的专访。
然而，后面发生的事情，却是我意料不到的。
“香格里拉对话”开幕前的当天下午，我和同事抵达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我拖着行李刚入住房间，还没坐下，手机铃声就响了。
“Peter吗？我是五角大楼新闻处。你到酒店了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将军想见见你。”
马伦将军想见我？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我从未联系过他，更没有提出过采访要求。
我想起2007年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开幕酒会，马伦的前任、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佩斯将军在酒会上来回穿梭，如众星捧月一般……
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同属美国国防部办事机构，是国防部最重要的一个机构，接受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双重领导。由于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均属于文职官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成为美国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长官，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
当代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数科林·鲍威尔了。这位牙买加移民的后代，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战争中，以猛将的形象奠定了在世界当代军事史上的地位。鲍威尔后来担任小布什第一任期的国务卿，在攻打伊拉克问题上为小布什承担了很多不应由他承担的罪名，相当程度上又对冲了其“沙漠风暴”中的猛将形象。2008年4月，我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刚刚邂逅鲍威尔，他还在我的节目中亮相过。
但现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上将要见我，还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一定是太平洋司令部向五角大楼通报了我的行程，还有我对太平洋司令部的采访计划。另外，太平洋司令部也一定向五角大楼通报了一年来我与该战区的往来，还有对我的专业能力、个人情况的评估等等。
美国人的情报协调做得不错！这是我当时的反应。
但时间已容不得我多想。我很快通知同事们准备好摄影机，15分钟后就到了楼上的马伦上将的临时办公室。
“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美国军方一般都在酒店里租下一个或几个楼层，供军头们办公、举行双边会谈或休息用。
楼层电梯出口，站着几位身穿制服的美国军人，但并没有特别严密的安保措施。我的同事拿着摄像机和三脚架，也没有遇到特别的检查。
1997年，我离开德国赴香港工作，当时随身还带了一台德国制造的传真机，那是我在德国期间，为国内报纸当特约记者发稿用的。但就为了这台传真机，而且还是德国制造并在德国购买的，我在法兰克福机场居然被请到一旁的小房间里，几个特工模样的彪形大汉对着传真机，如临大敌，又是探测又是左右端详，最后断定不是恐怖活动的武器，才放我上飞机。
当时，距离“9·11”事件发生还有四年，但世界已经紧张成那个样子了！
2002年秋天，“9·11”发生后一年，我到柏林采访。离开柏林时，随身的一些电器又引起了机场人员的“兴趣”，受到特殊安检礼遇。
“Das macht alles Herr Bush！”（都是布什先生惹的祸！）看着柏林机场人员的认真劲儿，我实在觉得滑稽，忍不住蹦出这么一句德语。
机场人员可能自己也觉得有些无聊，认真而充满理解地答道：“Jawohl，das macht alles Herr Bush！”（没错，都是布什先生惹的祸！）
但此刻，我的同事扛着摄像机和三脚架，马上就要进入美国最高军事长官的临时办公室，居然没有任何的安检措施。有点不可思议吧？
盖瑞，马伦上将的新闻官，满面笑容地迎候上来，那样子似乎像老朋友，虽然我们只是第一次见面。
“马伦上将很想和你聊聊最近的局势，也很愿意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他笑容可掬。
“我们也很想听听马伦上将对最近地区安全局势的看法。”我回答得也颇有外交辞令风格。
“15分钟时间够吗？”他问。
“30分钟行吗？我们还需要时间架设机器。”我忽然感觉像是在菜市场买菜，居然可以讨价还价。
“那就20到25分钟吧，将军等下还有个双边会晤。”他说。
马伦是我见过的外表最不像军人的一位美国高级军官。瘦瘦的身材，文静的气质，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静静地坐在那里，像一位大学教授。
然而，这却是一位真正从第一线成长起来的军人，从驱逐舰舰长、巡洋舰舰长，到海军作战处长、第二舰队司令兼北约大西洋打击部队司令、海军作战部长，直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那天和他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太清了，好像涉及阿富汗局势、中国军力透明、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的评估，自然也离不开朝鲜半岛和美台军售等。
2008年的初夏，世界经济危机尚未爆发，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也还没有进行，金正日尚未去世，钓鱼岛和南海局势也相对比较平静，中国航母尚未下海，解放军另一些尖端武器也尚未亮相，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也尚未出台……
当时的中国，正倾举国之力筹备北京奥运；当时的美国，奥巴马的选战已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中美军事互动开始频密，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只是如何遏制陈水扁的“台独”而已，地区间一系列实质性冲突尚未升级。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2008年初夏的中国周边，简直就是“太平盛世”。
这一点，很快就被一年后的情况所证实。2009年初夏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时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基廷，众目睽睽之下把我拉到一边，认真地探讨下一步针对朝鲜的行动方案。这是后话了，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2008年初夏的那一次，我与马伦上将的谈话，很轻松，也很愉快。谈话很快就在我的《震海听风录》节目里全文播出，并立即引起周边国家和地区（包括东南亚、朝鲜和台湾）的密切关注。
但那天专访马伦的现场，我忽然发现，美国《国防新闻周刊》的那个大胖子记者也在场，只不过默默地坐在我的身后两米处，静静地听，快快地记。
我和马伦站起身来，握手准备告别。大胖子美国记者急忙上前：“上将，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没有时间了，上将马上有双边会晤。”新闻官盖瑞走上前，严肃得像个铁面法官。
我忽然有点歉疚了，虽然这与我毫无关系。
只不过，我到今天还没有弄明白，五角大楼何以鬼使神差地选中了我。
“美国人内部协调工作做得很好，绝不会有浪费的‘子弹’。”这是一位欧洲同行后来给我的分析。
二、把玩“刀尖”的美国军人
2008年6月的那一次新加坡之行，我和同事除了应邀与马伦上将谈话，并照例对基廷上将进行专访，而且也还成功地将美国军方“三巨头”“一网打尽”。
这里指的美军“三巨头”是：美国军方系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文官系统的五角大楼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詹姆斯·辛恩。
按照一般的常识，在美国的国防和军事体系中，五角大楼作为文官系统，负责防务政策和战略的制定，而其中的直接主管和执行官员，就是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而美军负责具体的军事策略实施，其中与东亚事务直接有关的就是两个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解放军意图：美军捉摸不定
2008年6月初，台湾海峡局势发生根本转变十天之后。
那一年的5月20日，台湾选举，民进党败走麦城，马英九顺利当选。2008年5月20日后的一个月内，马英九在岛内细心又大胆地推进两岸关系，“大三通”一个月内就出台。地区各方则在谨慎观察、评估，生怕发生些许的战略误判。
那一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现场，中国军方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表示，两岸关系出现了新的积极的变化。但是他紧接着的一段话在会场内外引起了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台独’势力继续分裂活动，严重的，大陆军队依然会做好打击‘台独’的各种准备。”
这一番话，让现场的人很错愕：台海局势缓和了，解放军为什么依然如此强硬？
当天晚上，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基廷就和中国军方代表团负责人见面，地点选在一个不显眼的酒吧间。
“昨晚我与解放军的负责人见面了。”第二天上午，基廷见了我，一开口这样说道。
经过一年的磨合，我与基廷之间，似乎已不再需要太多的寒暄，有时可以直奔主题。
其实，不用基廷说，我大概也能猜出他们谈了些什么。基廷面见解放军负责人之前，中国军方代表团负责人对我说：“我们的对台军事斗争准备是真的，我们要让美国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们的反弹，也要让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痛。”
“什么痛？”我追问。
“美国对台军售是有后果的，我们不能容忍这一切。美国人如果继续这样做，那就要尝到痛。”解放军负责人的回答斩钉截铁。
但我还是要再听听五角大楼和太平洋司令部怎么说，而且我要他们在电视镜头前，对着我的观众，明明白白地说出来。
“香格里拉对话”的最后一天，作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基廷，与五角大楼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詹姆斯·辛恩坐在一起，接受了我的独家联合专访。
与一年前不同，这次美国军方居然提出由我们来挑选采访地点，选好后只要通知他们即可。届时，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和国防部助理部长就会准时前往采访地点。
一个欧洲同行听了，觉得匪夷所思：“美国人对你们这么放心？”
我只好耸耸肩，因为我自己也纳闷。
“他们没有安检措施？”欧洲同行仍不死心。
“没有，确实没有。”
就是在这一次，我与基廷的新任新闻官——杰弗里·布雷斯劳建立了不错的工作关系。这是后话，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中午11点40分，是我们与基廷上将和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安全的助理部长詹姆斯·辛恩约定的时间。
我们的摄像、灯光和收音设备都已就绪。
还有10分钟。几个美国军人抵达，把守住门口。但他们还是没有对房里的设施进行安检。
还有8分钟，新闻官杰弗里·布雷斯劳和太平洋司令部外交顾问抵达，问我准备问些什么问题。我告诉他们，准备重点谈谈对中国军方反“台独”宣示的反应。
杰弗里的脸色有些小小紧张，和外交顾问嘀咕了几句，一起走出了我们的房间。
还有5分钟，基廷和辛恩抵达，但他们很快就进了旁边的一间小屋。
11点40分，基廷和辛恩从旁边的小屋走出，像踩着点一样，走进我们的房间，一行随从立时把我们的房间塞得满满的。
握手，寒暄，开玩笑，基廷的脸色似乎有些不自然。
刚才的5分钟，他们显然正在紧急磋商。5分钟后，他们似乎已经有了一个能够给我的答案。
“We are making history.”（我们正在创造历史。）基廷的这句话说得有气势，也有些美式幽默特点。
“你们怎么看中国军方此次的反‘台独’宣示？”坐定，灯光打亮后，我开始单刀直入。
下面的“三人互动”读起来似乎有点意思：
辛恩：就政治观点来说，那样的言论的确不同于我们听到的较和缓的政治声明，由北京在台湾选举过后提出的。
邱震海：基廷上将，你有什么看法？
基廷：在5月30日的宴会中，我跟中国将军谈过，我们曾讨论过这一点。之前透过中美军事热线，我跟他的对话和之后我们的谈论，两次交谈中，他都没有这种粗暴的态度。我同意辛恩博士的说法，那样的言论，对我来说有点突兀。
邱震海：你很震惊吗，辛恩博士？
辛恩：我不会说我很震惊，我不认为……事实上那不是该篇声明的唯一要点，是的。我们得多看看中国将军对“香格里拉对话”的参与，因为那能有助于建立起透明度，增加区域对话。
基廷：没错。对辛恩博士跟太平洋司令部来说，Peter，我们的工作是长期观察。在选举之后，虽然两岸关系趋于和缓，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好事。但我们得长期观察，看看未来几个月的发展。
邱震海：就长期观察这点来说，台海新发展将如何影响美国的防卫政策拟定？美国会减少对台售武吗？
辛恩：我们对台售武是根据台湾关系法的三公报原则，我们没有看到此次大选产生了导致这些原则改变的前提条件。
邱震海：中美热线已经实施了几个月，你们对中美军事热线有什么评价？
基廷：它很有用，我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某个星期六通过话，在“5·12大地震”之后，晚上9点，在夏威夷的总部，那是星期天的下午。我拿起热线后几分钟，中国将军在另一头像现在的我们一样说话。我们谈得很多、很久，约一小时，谈话很有信息量。他花时间向我详细说明，地震带来的影响。热线效果非常好，将军的声音清晰，能即时通讯对双方都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