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邱林失望透顶，一致认为他先是毁了自己，然后又毁了婚姻，在亲戚朋友里丢尽了人，也懒得再多管他。邱林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花花公子，他送每一个女人礼物，却不需要任何回馈。他的时间最宝贵，宝贵到只有自己一个人可以去浪费。
他说他的特色就是特别色，他说他的特长就是特别长。他油头粉面地钻进扭动的人群里，随便抓起一个姑娘开始跳舞。他还是笑，一声声爽朗，一声声干涸，伴着艳丽的裙摆和口中的红酒，掺杂着欲望的眼神和污黑的白肉。
但他却又不是个合格的浪子，他演得太狠，也太不入戏。所有的亲昵和放荡都只浮于表面，认识他的人都知道那是做作的表演，但是没有人去拆穿，任由他夸张地去演绎，就好像看一个小丑在舞台上演戏。他流着泪说：“刚才从架子上摔了下来，说疼大家不信，说不疼自己却在哭泣。”所有人都在笑，都觉得他是在演，就算有人觉得眼泪是真的，他们也坚信，过一段时间伤口就会痊愈的。他那么有钱，长得又不衰，他没有理由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完全可以自己种一片森林，然后开着直升机俯视着挑选。
我曾经问他：“你那么做，是因为恼羞成怒而报复她吗？”
邱林瞪大了眼睛重复我的话：“报复？哈哈哈……”
他招牌式地笑，但却不是苦笑，是真实的笑。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我问的的确可笑，你若真爱一个人，交付的感情是一份礼，也是一把刀，任由对方挥霍，也任由爱人宰割。但在一场完完全全单向交付的爱情里，邱林手中没有武器，他只是用给夏丹的那把刀，不断地刮伤自己。
老葛和夏丹用离婚得来的钱又结了婚，据说他们的婚礼很仓促、很忙、很乱，很少人祝福。
邱林知道他们结婚的消息以后，就去了美国，开始了一个人的异国生活。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在别人看来，他并不是这场感情里的失败者，他不需要逃避。他只是扮演了一个“得到以后玩腻了”的负心角色，而他的任务，是把这出戏演得有声有色。
圣诞节的时候，许多朋友成群结队出去玩。邱林一个人留在加州的家里，看着邻居全家吃火鸡，他拿起电话打给地球另一边正在睡觉的母亲。
蒙眬中，邱妈接起电话。邱林想说圣诞快乐，却后知后觉地发现爸妈是不过洋节的，他只能象征性地问问爸妈身体还好吗。邱妈醒了醒嗓子说：“哟，我们家老大什么时候这么懂事了啊？缺钱了吧？”邱林在电话另一头继续哈哈大笑。
雪花落满空巷，街角一对情侣拥吻，人们庆祝节日，没有人真正了解过他。
现在的邱林，朋友圈一百年也不更新一次，偶尔发一条，也是只言片语。他好像最近找到了一份工作，还在申请去学校念书，经常往返于两个城市之间。
休假时，他一个人安静地开着车，绕着夏威夷的Kauai Island游荡，阳光和海风均匀地洒在身上，感觉异常舒服。他第一次找到了敞篷车存在的意义，并不像他原来以为的那样。
我去年生日那天和一群朋友去玩密室逃脱，我们在一个屋子里不断搜索着信息，过关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房间。房与房之间隔着一米的距离，每个房间内有一个密码箱，里面藏着的也许是提示，也许是钥匙，总之是通到下一关的秘密。我们呆坐在箱子前想方设法打开它，却不知箱子有时也只是诱惑，其实过关的奥秘藏于墙面地图的字里行间，所以箱子里装着的是希望，又是羁绊。或许我们早就不该纠结于向眼前的执念要一份答案，长路漫漫，机缘寥寥，我们并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或者解释，每个人的爱情各自知晓，他人永远也理解不了。
在耗尽时间被老板带出去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了邱林。在爱情这个迷宫里，我们都被困在了这一米的狭隘中，迫切地想打开密码箱寻找出去的种种可能。而面前的到底是宝箱，还是潘多拉之盒，我们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急着想打开它看看，看看到最后的人是不是你、是不是我，看看曾经的那些付出，是否辜负了自己的执着。
后来，邱林找了个美国女朋友，是他在路上搭车认识的，女孩居然是个律师，非常美貌。他说，美国人其实没那么开放，只不过他们看待性的观点和我们不一样，看待钱的想法也和我们不一样。我忽然想起他问过我，爱情除了性和钱，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可以谈。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现在也还是不知道，因为答案从未统一过，我们都会因为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而找到各自认为正确的答案。
现在的邱林似乎早就不再纠结于向对方要一份答案，向爱情要一个结果了。也许他用对背叛的祝福和出轨的放逐装满华丽的锦盒，换回了夏丹手中的那把刀，又或者他什么都没有拿回来，只是将所有的牵挂全部交还回去，从此恩断义绝两不相欠。在各自远离以后，悄悄地让时间腐蚀刀锋，让忙碌忘记疼痛，让成全与退出，成为他为爱情所准备的，最后的礼物。
我记得他送过她很多礼物，但是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年邱林骑在橙色自行车上开心的样子。他激动地对我说，他终于找到了礼物的意义。
你听，有人敲暖气
她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连针鼻儿都看不清了，得让他帮忙穿针，他倒也高兴，一边穿针一边逗她笑说：“我还是有点用的，是吧？”
他出身书香门第，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全村人看着他戴着大红花，坐在马上沿着村边的土道游街。走到祖宗家祠堂的门口，他下来祭拜，里外围的都是人，一时间，他成了村里的红人。
她是由生父母过继给舅舅养的女娃，因为家里孩子太多，粮票不够，父母就狠心把她送了出去。她从小在舅舅家做活，割麦收粮，缝缝补补，逆来顺受，平时在舅舅的裁缝铺帮忙打杂，送货跑腿。
年少的时候，她去给他送衣服，野狗追她，吓得她不停地跑，一路跌跌撞撞。狗咬坏了篮子，也咬坏了里面的衣服，她坐在路边哭，不敢回家，更不敢去他家，细细摸摸这料子，她做活多久也赔不起。
他忽然拿起篮子和她说：“没事，我骗我爹说挂坏的就成，你哭个啥劲。”
她还是哭，不停地哭。他没有办法，哄着她说：“那我回家拿针线，你帮我补上吧。”
她穿针引线的样子十分熟练，樱桃小口将线头抿起一个小尖儿，一箭穿心般穿过有些黑锈的针鼻儿，将线捋直，打个结，开始静悄悄地缝衣服，一针一针，穿来穿去。一件布衫在她手上翻来覆去，像风中翻滚的白云，缝好后，她系上一个严谨却又有些调皮的扣。她温柔地咬断麻线，嘣的一小声，震醒了在一旁看呆了的他。整个过程他一直不敢眨眼，生怕错过某个镜头，成为晚上失眠的遗憾。
那一年，他喜欢她，喜欢得朝思暮想，喜欢得魂牵梦绕。他有时候故意把衣服蹭出几个口子，再风风火火跑到裁缝铺去，看着她缝。后来，他们就成了朋友。
他们俩最喜欢干的事，是戏班子来村头的时候两人坐在草垛子上听曲儿。他们都不是戏迷，也都听不懂，但就是喜欢这样待着。大家叫好，他们也跟着叫好，喊完还对着傻乐，根本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笑，总是看着对方就莫名其妙地笑。
他十八岁那年，家里找媒人帮着说一桩亲事，他不依，说想要读书，不想太早结婚。家里人劝他，结完婚再读书也不耽误，他脑袋一转，说要结婚可以，但是必须和她结。
父亲从太师椅上跳了起来，气得直跺脚，门不当户不对，这门亲事可是要招外人笑话的，祖宗在上，婚姻大事父母做主，不能全由着他的性子来。
他第一次和父亲顶撞，蛮横地说父亲旧思想，除了她自己谁都不会娶。说完，他起身就出了门，头也不回地在土道上跑，避开鹅群、农田和归家的老人，直到裁缝铺门口。他看见她在门口晒衣服，掀起白白的床单，他才望见她脸上还带着辛苦过的汗水，润着吹弹可破的皮肤，透着一股清新的甜。
那一刻，他心情一下子又变好了，仿佛从未与人争吵过。
母亲按住了父亲的脾气，说年轻人一时冲劲儿，过一段日子，兴许他就没那么喜欢了。直到他考上了大学，家里人旧事重提，让他办了婚事，再去省城念书，他还是没改口，除了她，谁都不娶。
父亲气得摔断了手中的烟杆，剩下的半截朝他丢去，到处寻着物件作为武器。他一动不动，站在原地拧着劲让父亲打，倔强地展示着自己的决心。母亲呼天喊地地拦着，家里乱成了一锅粥。
晚上，年轻的他做了一个决定，要带她去城里念书。他去找她，跪在地上发誓对她好，她不知道怎么办，着急地一直坐在地上哭，就好像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
第二天凌晨，他收拾了一些细软，偷了账房的一些钱，在村口等着她。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她还是不来。他急得跺脚，满头大汗，他哪里知道，她早就来了，躲在树后面，一直纠结着自己的决定。可后来她还是出来了，慢慢地，慢慢地靠向他，离开家。
那是村里轰动一时的私奔，状元郎带着裁缝铺的养女连夜去了省城，一时间成了乡里坝村茶余饭后的谈资。后来，他父亲因此大病了一场，康复以后每天都去女孩的舅舅家道歉、赔礼。
他读大学的那几年，靠着母亲救济，课下给学生伴读赚钱，勉强支撑了下来。还有半年就要毕业的时候，他们简单地办了婚礼，只是换了一副新的碗筷，做衣服的布匹也是母亲偷偷从乡下叫人用扁担挑来的。一些同学和老师帮忙，剪了些喜字贴在窗纸上，这婚礼，才像一点婚礼。
毕了业，他留在学校教书，她也在家里接了一些缝补的杂活，他们的日子逐渐转好。那个年代钱还是钱，糖块儿一分钱两个，冰棍五分钱一根，粮票是宝贝，发了肉票买不起也只能撕掉。难是难，但是两个人没抱怨过，赶上逢年过节，他就跟着学校的车，去河边捞鱼，改善改善伙食。有了女儿以后，她自己租了个铺子，全家人挤在铺子里，白天他上班，她背着孩子干活。总之，日子一步一步熬过来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父亲因为成分不好，被拉出去批斗，因为岁数太大，没熬过去，去世后直接葬在了乡下，家产充公，母亲搬到城里和他们一起生活。她挺着大肚子拽着女儿和他说：“换个大点的地方吧，婆婆这辈子没吃过苦。”他没说话，房子虽然没有换，但是她的话他一直牢牢记着。
后来有一次，他拿到了不少学术奖金。那一天，他特意早下班，回家的路上盘算着该怎么花。骑车路过街道口的时候，他看见母亲在市场口摆摊，卖一些自己腌制的酱菜，脸上全是疲态。他有些心软，忽然想起刚有女儿的那几年揭不开锅，母亲为了帮衬他们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于是，他狠了狠心，跑到城里的金店，给母亲砸了一对金耳环。
他看着母亲掩不住喜气地戴上，心里有些高兴，又有些担心。夜晚躺在床上，他觉得内疚，什么都没有给妻子买，变着法地问妻子是否生气。她微微一笑说：“就当是以往欠婆婆的，现在还上了。再说，老人百年之后，这耳环还不是得留给我。”
他着实惊讶了一下，此时的她不再仅仅是自己平凡的妻子，而是一个真正有大智慧的女人。
他从老师，到讲师，到导师，学生越来越多，资历越来越老。她从杂工，到裁缝，到干洗店老板，身份不停变换，钱越攒越多。而偏偏两个人又都是物欲寡淡的人，没什么地方花钱，也没什么欲望去挥霍。有一次，学校组织去美国参观学习，他想带上她，又怕组织上不允许。那个年代公家的就是公家的，不由得有一点私心。
她说不去，嫌折腾。后来他也没去，说这辈子就没分开过那么长时间，她不去，他也不去。大女儿在一旁喊：“我要去，我要去！”小儿子在旁边埋头吃饼干，一点也不关心去不去的问题。
有朋友劝过他拿一些积蓄出来做生意，他说他就是教书匠，就是喜欢做学问。有朋友劝她学着享受生活，和大家跳跳舞、按按摩、打打麻将，她说她就是个家庭妇女，就喜欢看看电视、做做饭。他们没有说过要追求多大的幸福，他们只想不打扰别人，也不被别人打扰，就过自己的日子，过像多数人一样颠簸又平淡的乏味人生。
晚年，他们把自己的钱一分为二，一半给了大女儿去美国留学，圆了她从小的美国梦，一部分留给小儿子结婚。老两口为了不讨人嫌，想回老家去住，算是落叶归根。
就在要回还没回的节骨眼上，他突发脑出血，整个人瘫了下去，颤颤巍巍走路，最严重的时候根本下不了床。虽然他双手还算灵巧，但也基本失去了自理能力，只能留在城里，每天让她照顾吃喝拉撒，给他洗漱更衣。
她每天坐在床边陪他说八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的话变得那么多，说都说不完，外面听来一点风吹草动，都要在他面前唠叨个没完。她从来不看书，却办了一张图书卡，每天从图书馆抱一摞书回家，图书馆工作人员问她：“阿姨您拿得动吗？”她一摆手，提着小跑就走了。
上了年纪，她有些耳背。有一次，她在厨房做饭，他在卧室里喊疼，喊了很长时间她都没听见，后来回到卧室看见他满头大汗的样子，心疼得不行。她把药放在床头还不放心，不知道从哪儿掏来一根木棍，放在他手边叮嘱他，要是她在厨房做饭时没听见他说话，就拿着木棍敲敲暖器，她就知道，是他在叫她。
他拿着木棍，象征性敲了敲暖器，说：“帮我倒杯茶。”
“你个老鬼。”她带着微笑转身去倒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