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识幼京
老伴的大学同学我认识不少，而最令我难忘和惋惜的是过早去世的陈幼京了（三十岁不到）。也许是职业和爱好的原因，我从小就喜好文艺，1976年从事文艺编辑工作，所以对老伴的大学同学中出现一个文学前辈（陈企霞）的女儿、自身又热爱文艺并初显才华的小妹妹，怎么能不格外地关注呢？
1978年秋，年届三十、已有三个孩子的老伴从中成药厂考入宁夏大学中文系，她内心的喜悦之情可以理解和想象。因为年龄大，为人真诚热情，所以班上的弟弟妹妹们叫她“马大姐”。10月下旬，她兴冲冲地去宁大报到，又将简单的行李搬进女生宿舍。从此，她开始了十分难得的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星期六傍晚回家，她兴致勃勃地为我讲述这一周的学校生活，我饶有兴味地听着。谈到几个年轻聪明的同学时，其中有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同学陈幼京，天资聪慧，多才多艺，老伴很喜欢她，说她是陈企霞的女儿，并问我陈企霞是何许人。我简单地作答：陈企霞是老党员老作家，曾任全国性文艺刊物《文艺报》的副主编，是建国初期文艺界受到批判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
以后，小陈常来我家，孩子们与这位和蔼可亲、有着胖乎乎笑脸的妈妈的同学熟了，亲热地叫她“小陈阿姨”。我的藏书中，有一本小陈父亲写的评论集子《光荣的任务》，是建国初期出版的，我托老伴给小陈捎去，我想她可能有用。有一次她带来一个硬皮笔记本，里面写的是她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和宁夏永宁县插队时的诗文习作，图文并茂，看得出她很有文艺细胞。我发现其中有篇《狐狸的故事》写得不错，有人物有情节，颇能吸引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凄惨而悲壮，讲述了小陈和她的伙伴小李子在内蒙古草原放羊的不幸遭遇。1974年夏季，一天早上天津知青小李子用铁锹拍死了一只偷吃羊羔子而被他们用夹子夹住的狐狸，因没及时剥狐皮而酿成大祸。原来这只狐狸装死，在小李子放牧时它循着足迹追来复仇。随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人兽之间的生死搏斗，结果狐狸被小李子的腰刀扎死，小李子被咬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小李子得了“恐水病”，只要看到水、听见水声就发抖抽筋，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送到90多里远的旗医院已经无法抢救了。我将这篇3000字左右的散文推荐给王世兴同志，老王也说不错。以后此文就公开发表在他负责的《宁夏群众文艺》（1980年第3期）上。现在成为全国知名画家的胡正伟当时还配了一幅小李子用铁锹拍死狐狸的插图。插图画得很好，把小李子紧咬嘴唇、奋力挥锹的神态表现出来了；旁边帮忙的小陈紧蹙眉头、全神贯注地予以配合。遗憾的是，小陈的形象不是姑娘而画成小伙了。可以想见，文章的发表给小陈带来的喜悦和信心。这恐怕是小陈的习作第一次正式发表吧？这段难忘的青少年时代的牧区和农村岁月，是小陈日后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生活基础，她走路时的微跛就是在内蒙古草原骑马摔伤后留下的印记。
二、几次交往
第一学年上完，小陈的家还在杭州。自陈企霞同志1957年被批判后，下放到渤海湾边的柏各庄农场劳动，60年代初安排到杭州大学任教，一直到“文革”开始和结束。1978年小陈考入宁夏大学时，她父亲的问题才开始解决，但人尚未调回北京。暑假期满，小陈从杭州返校。她给我的孩子带来不少杭州产的零食，送我一个竹笔筒。她送给孩子的一个用彩珠编织成的小包，精致美观，一直保存到现在。有时睹物思人，一阵伤感袭来。大学期间，小陈喜爱弹吉他、拉二胡、吹口琴，有一个别班的大龄男生是有妇之夫，也爱好音乐和文学，小陈对他横溢的才华十分赞赏。为了他一篇有关人道主义的演讲，小陈帮他收集资料，从我这借去一本1971年出版的内部读物《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认真阅读、摘抄。现在这本书中还保留着小陈用铅笔画下的一些摘抄段落起讫的痕迹。小陈感情丰富，过于看重人的才华不顾其他；好在这种关系没有发展，如果任其发展可能会酿成悲剧。
那时，我家在北门的公检法大院。常来我家的除了小陈还有小张、小姜、小买这几位女同学。她们同我熟了，聊天从不避我。她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快乐和烦恼，顺心和不顺心的事，甚至对某个男生的好感以及感情上的纠葛，都会倾吐出来，让大家分享或让“马大姐”出出主意。小陈有时独自来，有时结伴来，遇到期末考试有时会来家与大姐一块复习，一住几天；即便平时，有时也会来住一宿两宿。记得有年秋天开学不久，小陈和小姜带来两条大鱼，老伴没在家。她俩就亲自动手杀鱼、收拾、烹调，就没把自己当外人。日子久了，她们成了我们一家的朋友。
三、毕业前后
1981年5、6月间，我去北京出差，小陈托我抽空去他家一趟，可能为她明年毕业分配的事情。这时她父亲复出了，任《民族文学》主编，家在北京的团结湖水碓那边。这是我第一次去小陈家，见到了她年近七旬的父亲和年逾花甲的母亲。当时，陈老身染小恙在里屋躺着，我进去问候了一下，没有多说什么；倒是同热情的陈老太太聊了很长时间，聊的内容记不清了，反正都是家长里短和有关子女的琐事。我向陈老告别后，老太太执意要送我下楼，走了不少路，一直送我到公交车站。
1982年元旦，小姜邀请同班女同学到她家做客。小姜父母均在外地，上学期间由她在宁夏农学院教书的叔叔婶婶供养，农学院在永宁的王太堡，较荒僻。她们班入学时共有九位女同学，其中一位大一尚未学完就到美国去了，剩余的八位平素关系很好，情同姊妹。那时哪有什么旅游，更没闻有什么“农家乐”一说，所以当小姜发出邀请，七位女同学踊跃响应，我这个宁夏大学67届毕业的大学兄、“马大姐”的爱人也忝列“娘子军”中。大家先后到达，八个女同学欢聚一堂，又是摄影又是聊天，好不热闹！人们说，三个女人一台戏，现在是八个，而且都是爱好文学的年轻人，怎能不热闹非常？在小姜家嘻嘻哈哈地闹腾到黄昏，我们该进城了：她们要进城返校，我要进城回家。我对离开农学院在公路旁等车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时值寒冬腊月，我们都感到冻手冻脚。小陈提议，谁来和她玩“石头、剪刀、布”，不是用手而是用脚。我积极响应。于是，在寒冷的荒郊野外的公路旁边，一个大男孩和一个大女孩面对面地蹦跳着，不停地变换着姿势，一会儿双脚并拢，一会儿叉着，一会儿又前后分开，认真地比着输赢；一群女大学生兴致盎然地傻乎乎地围观着。现在回想起这一幕，我会心潮激荡，感慨不已：我怀念我和老伴大学时代同学结下的友情，更怀念那时充满朝气和活力，带着天真微笑和一颗童心的小陈，让她这个永远年轻的形象镌刻在我的心坎上吧！
临近大学毕业。一次，老伴和小陈傍晚回家。小陈说，他父亲有个叫高深的学生，问我熟吗。我当然熟悉，我是高深诗集的责任编辑。我知道去年他作为宁夏的回族诗人和回族作家马治中一块去北京文学讲习所民族班深造，我的速记老师陈新也从宁夏抽调到所里担任专职记录；不少知名的前辈作家包括小陈的父亲给他们上过课，陈老还负责具体指导高深的创作。去年我到北京出差，还抽空去文讲所看望过他们，在他们宿舍吃饭喝酒。我和老伴都去过高深的新家，晚饭后老伴和小陈就骑车去了。毕业前后的一段日子，宁夏作家协会请小陈去帮忙，她结识了宁夏不少作家。平日协助作协做些接待客人、会议记录等一般工作，我见过她根据录音整理的李凖来宁时在交际处作的一次讲话（我参加了那次会议）。在宁夏作协帮忙期间，她与文联的一个同志很谈得来，接触较多。这也是一个很有才艺的青年。谁知这个青年的相好知道了，醋意大发，闹上门来。为了躲避这场无谓的胡缠和感情的纠葛，小陈东躲西藏，在我家和另一位女作家王湛家暂住过几天。这是我知道的小陈入大学以来所遭遇的第二次感情纠葛。
四、显露诗才
毕业前后这一时期，小陈的诗艺大进，这与她坎坷的经历（两三岁时父亲即被批判，初中刚毕业就让上山下乡），生活的磨练（特别是内蒙古草原和宁夏农村的劳动锻炼），广泛的阅读（“五四”以来著名诗人的作品，包括闻一多、徐志摩等名家和舒婷等“朦胧诗派”的诗作以及欧美诗人的名篇），勤奋的写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我从宁夏大学内部发行的报纸和宁夏区、市作协主办的《朔方》、《新月》上偶尔读过她一些诗歌新作，比前几年看过的她的习作，水平大不相同。我估计她写了不少。待她这年年底离开宁夏作协，正式调到北京工作后，不久就给我寄来一本她自编自印的诗集《春花秋叶》（打字的油印本）。小陈的诗写得越来越好，这些诗作的发表园地已经不限于宁夏了，有青海的《青海湖》、陕西的《延河》等省级文艺杂志，连全国性的《诗刊》也发表她的作品了！陈幼京，这颗诗歌新星正开始被人们注目，我由衷地为她高兴，并希望她取得更大的成绩。
幼京的诗歌具有当时同龄诗人的共同特色，有诅咒和控诉，有迷惘和悲哀，有希望和追求，但给人的感觉是调子偏于忧郁和凄凉。所以我们既能读到她昂扬的宣告：“尽管眼下还只是小苗一株/给我甘泉几滴/给我阳光一束/我将长成/一棵参天的大树！”（《小苗》）读到更多的却是含着血泪的文字。在现实生活中，她有“太多太多的向往”、“过多过多的寻求”，有“十分强烈的自尊”、“非常独特的个性”，有“太多太多的热情”、“过多过多的思索”，然而她始终弄不懂“为什么历程如此地艰难”，“为什么孤独这样痛苦”，“什么是存在的意义”（《不懂》）。她在苦苦地寻找着答案，一直到她撒手人寰都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幼京留下的诗作不算多，在《春花秋叶》里不到六十首。令人惋惜的是，这是她诗歌创作的开始，也是她创作的终止！她就像一朵清雅秀丽的奇葩，刚刚绽放就凋零了。与刘和芳同志一样，我也觉得她诗集的取名含有谶语的意味。在写作与诗集同名的那首诗时，她对生活依旧是满怀希望和追求的，她将春花和秋叶放在一起，也就是把“希望”、“追求”同“回忆”、“遗弃”联系了起来，她写道：“春悄悄地走/秋默默地来/大地在深深地沉思/于是，我写下了/这生命的诗/这含泪的字”。让我们尽量记住她写下的这些“生命的诗”“含泪的字”吧！
五、新星陨灭
1982年12月陈幼京正式调到北京文艺报社工作。老伴在毕业分配时被留在母校的中文系资料室工作。1983年5月份，她和另一女老师到东北出差。路过北京时，小陈等在京工作的同学将她俩接到小陈家，见了她的父母。她们同学在北京小别重逢，格外亲密，还一起合了影。同年11月，我出差去京，曾去文艺报社找过小陈。文艺报社在沙滩那边。进了报社大门向北走，见有一幢大楼，大楼前面是一排简易的平房。文艺报的资料室就在其中。我见到了小陈，同时见到她的同事李燕平同志（她是评论家郑伯农的夫人，我是郑的一本集子的责编）。我见小陈工作很细致很烦琐，她上班要阅读大量资料，从各种文艺报刊中选择、剪贴需要保存的资料，然后分成四类：一、评论、随笔、杂感；二、艺术评论；三、音乐评论；四、其他。临近中午了，小陈让我明天上午11点钟去家里找她，她说已经约好了几位在京工作的女同学与我见面。第二天我去了小陈的新家（已从团结湖那边搬到虎坊桥了）。她带我去南池子小姜家，与在京的几位女同学晤面，一起吃了饭，大家都很愉快。接着，出版社的同人刘和芳和副总编辑徐庄先后抵京，来前我已为我们三人联系了住处，就在小陈工作的大院内的《红旗》杂志社招待所。我们此行任务是：向京、津、沪等地的女作家广泛征询对我社拟创办文学杂志《女作家》一事的意见和建议。一天晚饭后，我与老刘同去小陈家。小陈家的那幢楼房居住着不少知名的作家，李凖、邵燕祥、玛拉沁夫等都住在那里，诗刊社就在进大门的那个单元里。我们在小陈家聊了一会天，才知她国庆期间已经结婚，爱人小边是她兵团的战友，我们向她祝贺；她知道我们即将去上海，托我们捎带几斤大白兔奶糖（当时北京这种高级软糖不容易买到），好作为喜糖送人。记得从她家出来，我们还拜访了邵燕祥，见到他们夫妇，还见到一位客人，就是诗人周良沛。不日老徐、老刘和我就离京抵沪，继续完成此行的任务。大约半个多月之后，我们于12月初上午回到北京，仍旧在红旗招待所住宿，恰好是不久前住过的原屋原铺。下午我带着糖去了小陈家，又见到小陈的二老，同时与小陈新婚的爱人初次见面。小陈父母精神都很好，陈老一改初见时的病容，话也多了起来，还留我吃了顿便饭。小陈所在的家庭，应该是个幸福、温暖的家庭，父亲的问题已经解决，哥哥姐姐们（幼京最小，是小五）的工作都还不错，有的已经或将要调回北京，来到父母的身边；幼京自己就很好，不但找到了生活伴侣，而且工作单位好（也是她父亲工作过的单位），结婚后已调到文学作品组从事编辑工作了，这样非常有利于她今后从事的文学事业，就像老友吴淮生所说的“长空从此任鹰飞”。我们翘首盼望她从京城会给宁夏的友人不断传来暖人的佳音。一年之后又有谁会料到，在京同学传来的竟是令人不敢置信的凶信——幼京自尽了！这个噩耗击倒了那么多人，老伴和我那几天就像失去亲人似的哀痛不已，怎么也不相信这冷冰冰的事实。那些日子，她居住的那座楼房，“充满了叹息声，充满悲哀和怜悯”（李凖《读陈幼京的诗》）。见到她送给孩子的小包，见到她送给我们的遮盖电视机的大方巾，见到她亲自编印的那本诗集，都会引起我们深深的思念，眼里会噙满辛酸的泪水。在以后的日子，她的同学和友人常常提起她，怀念她。我们痛失了一位真诚善良的朋友，中国诗坛陨落了一颗初露光芒的新星。
我不明白，幼京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匆？为什么在逆境中都能挺过来了，而在顺境来临、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刻却要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后来我从她结婚后不久给一位女同学的来信中，知道她心情忧郁，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她这样写道：“真不明白，咱们这几个人怎么回事，都是找的外地的；也真没想到，咱们几个这一件事还是我走在了前面。现在想起来，前些年我仿佛总在朦朦胧胧地追求看一种不属于我的、得不到的东西，现在突然一切梦幻都消灭，回到了现实中来，开始真真切切地过日子了。可是我还是弄不明白，这世上究竟有没有真正的爱情，有没有真正的幸福……”信中是否多少透露出一点她内心的秘密呢！
后来诗人吴淮生同志在主编“塞上诗丛”时，首先考虑到将幼京的这本自印诗集列在其中，1992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对幼京最好的纪念，老诗人沉痛地说，“也算了却一桩思绪常萦的心愿”（《竟抛泪雨吊诗魂》）。1994年11月3日是幼京的忌日，宁夏的十位同学在我家为她举行了十周年祭奠活动。事先，我从影集中找出幼京的单人照和多人照七帧，按尺寸大小一一给插入一页较硬的白纸上在祭奠时出示，好让我们共同缅怀这位好友，寄托我们的哀思，永远记住她年轻的音容笑貌。
今年4、5月间，我去河南旅游，归途路经北京，曾在京都逗留半月。除在妹妹家住宿，还在老伴同学谢继胜、张岩夫妇家小住数日。一天上午我去幼京家看望了陈老太太。多年不见，老太太把我误认为吴淮生了。老人家已经八十八了，身体尚好，就是步履蹒跚；她说话依然是带有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底气很足。老人家腿脚不灵便，我就自己烧水沏茶。我和她唠起家常，她回忆往事兴致很高，有说不完的话题。她说，她1940年初和陈企霞到延安后生的大儿子，取名就叫“延安”，后来毛主席还夸小延安这个名字起得好。她指着墙上的一幅“寿比南山，福如东海”的书法作品说，这就是大儿子在她过米寿时写的。又说，当时为了工作，要把小延安送进保育院。保育院人员很少，要送孩子进去必须自己先当一段时间的保育员。谁知这样一来，自己一辈子再也没有脱离过幼儿教育岗位。接着，她自豪地说，现在她的一个孙女也在从事着幼教事业。我发现，平日子女上班，老人家独自在家非常寂寞；好不容易有一个熟人来聊天，感到心情舒畅，所以话自然就多了起来。我也上了岁数，更能理解老人的心境。我心中不禁又埋怨起幼京的冲动和偏执了，你怎么能够不顾惜老父老母感情的伤痛和晚景的孤寂呢！11时，钟点工来了，老人家叫她下面，要我和她们吃顿便饭。饭前我和陈老太太合了影，我还拍了墙上悬挂的一张老太太十八岁时的英姿飒爽的戎装照。
两天后，小谢和张岩热情地联络了好几位在京工作的同学与我晤面欢聚。我给他们看我拍的陈幼京老母的照片，引得他们一阵唏嘘。张岩说：“还是老何有心，还惦记着陈老太太！”
幼京没有离去，她依然活着，依然活在她亲人的心中，活在她的同学和友人的心中，活在她给我们留下的诗集《春花秋叶》之中！
我们永远怀念你，幼京！
2007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