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1990）的现代观，是立于“开来”、“继往”的逻辑连续性基础上的。作为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并确立了新实在主义哲学信仰的他，在其新理学体系中建构一种自己独有的现代观，是十分自然的事。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教育非但没有使其“西化”，反而成了他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并建立起新理学的基础性要素。在他眼中，现代化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5页。诚如其所说：“在现代，我们有许多新底东西，新底观念，以及新底见解，因此亦有许多新名词，新说法。我们现在底人说底或写底言语中，有新名词，新说法，乃是因为我们是现代底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是欧化底人。……我们说：‘民主政治是最好底政治。’这话亦是以前所没有底，但这话与‘人为万物之灵’，同是道地底中国话，不是欧化底中国话。这是就所谓新东西及新观念说。就我们现代人的思想说，我们现代人对于事物，观察较清，分析较细，自然有许多分别，以前人所未看到者，我们现在看到了。……若说这段话是什么化底，我们说它是现代化底。”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12页。其实这段话所透露出的，不仅仅是冯友兰对欧化、现代化的基本理解；更重要的是，其所举例的那句话“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政治”，其中所涵括的现代意识，竟然超越了70多年后的当代人。当代学人似乎更为理性，他们宁愿说：民主政治是次好制度，没有最好。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在冯友兰一生的学术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应该说比其他新儒家投以了更多的关注，这不仅体现在其后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那篇长长的“全书绪论”中，也体现在散见的其他文献中。冯友兰深信：“马克思主义发现了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发展的一个总规律，辩证法。这个规律也就是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发展方法。”而“社会的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鲍霁主编：《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29、528页。这一原理，尤其是他本人也不断加以阐述过的。建国后，他还曾明确提出：“现在的中华民族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团结在一起的。”当然，他与其他新儒家对传统文化共同前提的承认仍是一致的，所以他接着说：“但这是在原有的中华民族之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团结。孔子和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团结中华民族的作用，是不能否认，也是不应否定的。”鲍霁主编：《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3页。
一、注重社会“新性”
冯友兰喜用自己特有的语言——“新性”，性字前加一新字，自然就成为了他的哲学理念了；他的许多著作冠以“新”字，亦与此相关，如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六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由此“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而改革开放后所撰写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仍冠以一“新”字。诚如其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所言：“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这个特点发扬起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年版，自序。
显然，冯友兰所论说的“新性”，不仅是从逻辑原点上说，更是从一国、一民族及社会改革层面上说的：
就逻辑上所谓性说，一个体如有一新性时，此新性与其个体其时之情，总有不合。
……一国或一民族如在任何方面需有改革，此一国或民族即需有一新性，此新性与其原有底情，亦必有不合。自守旧底观点看，这些改革即是‘不合国情’。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8页。
新性与旧情不合，这是从逻辑层面上的推说；但若说到具体的一国或一民族的改革，“不合国情”一词就凸显出来了。眼光锐利的冯友兰，又是如何看待改革与“不合国情”的呢？接着上面那段话，冯友兰继续说道：“照以上所说，对于任何个体，一切底新性，既是‘新’性，当然对于‘旧’情，均有不合。就一国或一民族说，一切任何底改革，在其初均不合国情。不合乎国情者，在其初行时，一国或一民族的人，自然都觉得不惯。在此方面说，守旧者之反对任何改革并不是没有理由底。”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8—129页。乍一看，此论很像哈耶克的守旧论；但对深谙国史又深通西学新实在主义的冯友兰来说，并非如此简单。这关涉到他的“开来”、“继往”观。
冯友兰是依据社会“新性”来论述其开来、继往观的，他说：“一个社会如有一新性，其有新性，虽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但在又一方面，亦须根据旧情。若其完全无根据于旧情，则此社会压根不能有此新性。一社会如有一新性，就其在一方面是不合旧情说，这是‘开来’，就其在又一方面须根据旧情说，这是‘继往’。”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1页。一个社会进步的“新性”，决非凭空而来；它必然是由这个社会原有基础而来，而这个原有基础用冯友兰的说法就是“旧情”。所谓“开来”，必涵“新性”；所谓“继往”，必据“旧情”。这事实上就是事物连续性发展的辩证展开，而这个连续性，首先是体现在时间上的。冯友兰认为：“若专就时间方面说，所有历史上底事情，都是在一方面继往，在一方面开来。历史上底一件事情，其前必有事，其后必有事。专就时间方面说，对于其前底事，它都是‘继’，对于其后底事，它都是‘开’。此即是说，历史上底一件事情，对于其前其后底事，都有时间上的连续。”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1页。倘若仅就时间来谈继往开来，尚未涉及事物的性质，冯友兰洞明此点，他深论道：“所谓继往开来，不是就时间上底连续说，而是就事情间底实质上底连续说。连续既是连续，其间当然免不了时间的成分，……我们说，一个社会如‘有’一新性，‘有’字须特别注重。我们可以讲许多派别底社会哲学，我们可以讲许多套底社会制度，我们可以想许多底社会改革，但这些哲学等，如在某社会的旧情方面，不能得到相当底根据，则对于某社会都是空谈。”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2页。对于那种无补于社会的空言，冯友兰是极力反对的。他之所以强调这个“有”字，旨在突出这个社会“原有底实力”。冯友兰如此说道：“社会决不是空言所能变革底。它的变革靠实力，改变一个社会底人须在相当底范围内，有一个社会原有底实力。从这些原有底实力，生出新实力。有如此底新旧实力，它方能推动一个社会，使之变革，使之有一新性。”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2页。可见，“变革”二字，是其中关键；变革是使一个社会“有一新性”的前提条件。冯友兰的高明之处在：他十分注重从原有实力生出新实力这一辩证的连续性发展。
然而，一个社会的变革，毕竟有革命与改良之分。“革命”，在性质上是剧烈的社会变革；即使是这种剧烈程度的革命，我们仍须看到其既有“开来”的一面，亦须看到其有“继往”的一面：
社会上底变革，其剧烈者我们称之为革命，照上面所说，革命亦须有根据于是情。
就革命的结果说，它能创造出一种新局面。就革命的动力说，它须根据于一种旧实力。
就其须根据于一种旧实力说，它是继往。就其能创造出一种新局面说，它是开来。开来的充分底意义，革命最能将其表出。所以普通说到革命，大都注意到它的开来的意义。但若忽视了革命亦是继往，则对于社会上底变革，亦不能不有误解。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2页。
此中的精彩之处，就在用开来与继往的辩证过程来表征“革命”这一范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冯友兰注重“新性”的哲学及依此而展开的关于开来、继往之变革或革命等范畴，显然属之于抽象的学理层面，由抽象而进入具体的层面，最佳的例子莫过于冯氏从开来、继往的变革所达致的“制度”层面。
二、对“制度”演进的认识
以现代制度演进的实例，来支撑其注重社会“新性”的原理，这其实是冯氏的深刻之处。对此，冯友兰确有见地：
英美及西欧等国所以取得现在世界中城里人的地位，是因为在经济上它们先有了一个大改革。这个大改革即所谓产业革命。这个革命使它们舍弃了以家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脱离了以家为本位底经济制度。经过这个革命以后，它们用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生产方法，行了以社会为本位底经济制度。这个革命引起了政治革命，及社会革命。
有一位名公（指马克思）说了一句最精警底话，他说：工业革命的结果使乡下靠城里，使东方靠西方。鲍霁主编：《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