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指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与西方争胜的根本所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为什么能够通过种种不平等条约，疯狂地掠夺中国？在于其民力、民智、民德方面均高于中国。这是中西强弱差距的根本所在。严复痛感当时中国“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这样的国民素质“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因此，中华民族要振兴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从民力、民智、民德抓起，提高国民素质，这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治本”之策。个体有“活力”，群体才有“活力”，群体有“活力”，国家才有“活力”，民族才能强盛，中华民族的强盛，才能与西方“争胜”，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严复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最高的政治和教育主张。但是，严复不懂得这种教育思想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的，所以严复的这一思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强调“群重”是社会发展的前提，要使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集聚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群体”，才能改变旧的社会制度
严复在1921年逝世前给后人留下3条遗嘱：“1.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2.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智；3.两害相权，已轻、群重。”从这3条遗嘱中可以看出，严复认为个人的历史不过沧海之一粟，“已轻、群重”，国家民族的前途大业是壮阔的大海、巍峨的高山，为祖国人民的利益，“则舍己为解”。“群”是什么呢？严复认为“群”有3个重要特点：第一是作为生物数量群体的“群”。（“群者，因积人而成者也”）第二，是作为生理有机体的“群”。（“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大小虽殊，而官活相准”）第三是作为社会国家的“群”。（“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对于“群”的上述三个特点，严复认为是由于“群”自身的存在方式不同而形成的。作为生物数量群体的“群”，其存在方式是为了求得物质利益的获得和生存的安全；作为生理有机体的“群”，群体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具有相互吸引与相互排斥的关系，如果相互排斥占据上方，则“群”体必然离散而不复存在（“相吸力胜者，其么匿聚而成体，相拒胜甚者，其么匿散而亡。”）。作为社会和国家的“群”体，如果国家这一“群”体不能为公民获取权利和利益而创造机会，反而剥夺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这样一来，会导致社会和国家这一“群”体缺乏凝聚力，最终导致社会和国家的分崩离析。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呢？严复认为要把“群重”、“聚众”放在首位。而要实现“群重”、“聚重”的凝聚力作用，必须做如下几方面的工作：1.用道德良心去整合生理有机体这一“群体”。因为生理有机体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单个个体的人，每一个单个个体的人都具有基本的道德觉悟、道德良心和道德体验，因此，在基本道德上有一个普遍的认同的问题。而如何实现基本道德的认同呢？严复认为，只有用中华传统的道德良心去唤起每一个个体的人，使千千万万个个体的人都具有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良心的体验，才能凝聚成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的群体道德。2.要整合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并优先考虑个体的利益。严复认为，社会之“群”与生物之“群”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社会“群体”中的个体，既有理智觉悟，又有利益的需求，个体道德觉悟的提高是以个体自身利益是否满足为前提，只有充分考虑到个体自身利益，才能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严复进一步指出，既然社会这一“群体”的强大是以个体为基础，那么，作为社会的“群体”必须时时、处处关心个体（小己）的喜怒哀乐，关心个体（小己）的利益，至少也要在个体（小己）与群体之间求得平衡。3.要通过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使得广大民众有参与国事、政事，进而获得个人利益的权力。严复认为，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个人，不仅有道德理性的要求，而且有强烈的权力欲望，这种民众个体的强烈欲望，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体制中是做不到的，因此，要使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集聚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群体”，必须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这是赋予民众参与政事，获得个人利益的最佳途径。
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它提出的“天道变化，不主故常”、“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以人持天、与天争胜”等观点，不仅震撼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为国人带来了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到了西方还有比中国先进得多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学说，大大拓宽了人的眼界。在思想界中影响之深广是罕见的，所接受的主动性和速度之快是史无前例的。随后，西方的哲学、政治、社会、经济、历史、文学、新闻等人文科学著作被源源不断地引进，改变了西学东渐过程中重理工轻人文的倾向，使得西学东渐有了明确的内容，不仅激励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启蒙了人们的思想，为中国人救亡国存提供了理论武器。
二、严复社会变革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严复的社会变革思想，激励后人为国家的兴亡而奋斗
严复在去世前曾留下了3个遗嘱：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智；两害相权，己轻、群重。严复一生都在牵挂着祖国的命运与前途，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为了国家民族的振兴发展，每个人都要为之努力奋斗。严复社会变革思想对后人起着一种示范作用，也启蒙教育了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有志的青年。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在《严复之孙在台湾——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一文中写道：“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第一代严复，身逢帝制不绝，志在引进新潮，赍志以没了；第二代严琥，身逢新旧交替，志在富国强兵，家破人亡了；第三代严侨，身逢国共斗争，志在建国大业，自己报废了；第四代严正，身逢国民党在台湾通吃，志在经济挂帅，埋头做白领阶层了。严氏家传的横剖，岂不正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
严复及其后人的行为活动体现出了一个伟大社会变革者的情怀，其后代也深受父辈的影响，积极实践着严复一生变革图强的理念，这正是参与、协作、奉献的船政社会变革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严复的社会变革思想，对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向西方寻找真理过程中，严复是由感性到理性、具体到抽象、形式到内容、现象到本质这条“天路历程”中不断上升的一个典范。严复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新纪元，使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眼界，看到了知识的广阔前景，使中国近代的先进人士踏上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新征程。
严复呼吁废八股、兴西学，将人才培养与自强救国相结合；主张教育应培养智力德三者兼备的人才，以民智、民力、民德作为衡量人才的三大要素；提倡人才培养应该以体育为本，德育为基，西学为主；认为应将“治学”与“治事”人才相分离，发挥各类人才各自的专长；同时，严复还提倡普及教育、实施实业教育以提高人才的素质。他认为中国今日自救之术，当以实业教育为最急，救国之道，皆不若实业之有明效。“惟此乃有救贫之实功，而国之利源，乃有以日开，而人人有自食其力之能事。”
严复把人才培养、进化论与素质教育相结合起来，改变了落后的传统人才培养观，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提高了国人的思想素质。严复重视科教与人才培养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与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为海西经济区建设培养急需的各式人才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三）弘扬严复的社会变革思想，对发挥福州在海西建设中的枢纽作用，也具有重要作用
严复是福州独有的地域名人，研究严复与闽都文化的关系，弘扬严复的社会变革思想，塑造闽都文化品牌、提高福州知名度，促进闽都文化建设、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为福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社会变革精英的杰出代表，严复积极开拓创新，在教育理念上坚持与时俱进，采用新式教育体制，促进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使闽都文化散发出独特的光芒与魅力。研究严复与闽都文化的内在联系，将为福州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文化条件和舆论氛围，更好地发挥福州在海西建设中的中心枢纽作用。
〔作者简介〕苏振芳，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