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从一开始就试图把工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和“民族政府”的任务协调起来。英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显得疲软。1947年，它的实力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位居第二，以后却不断下降。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远逊于美、日、西德等国家。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政治军事地位也受到影响。1957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英国国民开始不得不痛心疾首地承认，这个昔日最强大的帝国已沦为二、三等国家。针对这一形势，威尔逊着力阐释教育和科技革命对英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在1963年工党年会上强调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还要迅速的变革时期。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15年间，特别在工业方面，将看到一个比最近250年来工业革命更伟大的技术变革时期。……除非我们把科学与经济计划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所需要的经济增长……我们将根据科学革命来重新阐述社会主义。”
在工党看来，科技教育革命对工人阶级至少在三个方面有重大意义。第一，促进经济振兴，赶上世界领先国家，使社会再分配的扩大建立在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第二，改革等级教育传统，缩小各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差距，进一步体现社会平等。第三，在经济结构加速变化时期，向工人阶级提供有计划的职业再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素质，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这一政策首先使工党左右翼之争平息下来，并在党内得到一致支持。
1964年工党竞选宣言《新英国》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做好三件事，这三件事是：“在国家计划中调动它的各种资源，维持公共支出和个人支出之间的平衡；对全体居民，而不只是对他们中的小部分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他们在这个科学时代中应尽的责任。” 对此，选民也抱以赞许态度。
1964年9月，保守党政府任剃届满宣布举行大选，工党以4席多数险胜，威尔逊组阁，开始了战后第二次工党执政时期。威尔逊政府上台后，尝试用“计划化”代替“国有化”，限制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加强国家对全局的指导作用。为此，筹建了经济事务部。该机构负责协同劳资双方一道制订计划，经济计划分为年度的和五年的两种，把国家的、地区的和工业部门的生产都纳入计划体系，分别就投资、生产、就业和出口作出规定。这个计划在国家与产业和工会代表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拟定，并且聘请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专家作政府的经济顾问。1965年9月，经济事务部公布了五年国家计划，作为经济活动的“行动指南”。
为了贯彻这一计划，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成立工业改组公司，通过对私人企业贷款或购买私人企业的股票，促进工业设备更新和小型私营企业合并，使工业向合理化发展，国家向新技术工业提供优先帮助。制定工业配置法，引导私营工业向西北和东北不发达地区转移，等等。
政府成立了技术部。指导和鼓励产业采用新技术和新工序，把现代技术引入英国。还采取重新分配政府经费、扩大教育开支、改善各级培训设施、普及教育等措施。在工党政府推动下，60年代全国综合中学数目增长了十倍。到1970年，综合中学学生数已达全部中等学校学生数的1／3，为普通家庭的子弟享受教育提供了机会。各种成人教育手段也大大改善，创办了开放大学，利用广播、电视等传播手段普及高等教育。这一时期被看作“教育革命”时代，威尔逊政府也因此在战后英国发展史上留下堪以自豪的一页。
此外，政府还将钢铁工业重新国有化，改革了税制，增收资本利益税，提高养老金、疾病和失业救济金（1965年3月开始），取消国家卫生局的处方费（1965年2月1日开始），等等。
起初，威尔逊政府“经济新政”实施得还算顺利。工会对政府也给予了支持。1964年12月16日，政府与工会达成一项“生产率、物价和收入问题意向宣言”，双方同意工资的增长要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1965年下半年，政府又采取了一项强制性的“预先通知”的制度，规定任何关于物价和收入的变动必须预先通知政府，以便政府可以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政府威望的提高在1966年大选中表现出来，这次工党得票率比1964年提高3.9%，议席增加了46席。
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揭开了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的序幕。英国经济本就处于财政收支平衡的边缘。面临英镑每况愈下的局面，不得不于同年将英镑贬值14.3%，以期制止挤兑英镑的风潮。
1964年—1970年英国国家计划目标与实际结果相比，个人消费实际增加了0.9%，公共消费下降了2.1%，固定投资减少了2.3%，国民生产总值1970年增长速度为2.2%，远未达到3.8%的计划目标。而失业率则上升到2.5%。
政府对付危机的手段是以强制性工资和价格控制取代自愿收入政策，并且重新恢复处方费，削减住房建造计划，取消中学生免费牛奶供应，提高离校年龄，等等。政府在和危机的斗争中，深深感到工会的一系列自发罢工对整个经济形势的负作用，因此抛出题为“代替冲突”的白皮书，企图限制工会的权力，并向工会的一些不负责的行动追究法律责任。这一下在工人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工会紧急决议，坚决抵制这一决定，终于迫使政府放弃这一企图。但从此双方关系日见紧张，工会和工党的关系由此发生转折。
威尔逊政府的“经济新政”中途夭折了。“英国病”的激化以1967年英镑危机作为第—幕。从此以后，“英国病”的病情一直没有减轻。
威尔逊工党执政几年来，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条件下，还是尽可能增进人民的福利。被保守党政府变为私有的钢铁工业在1967年重新收归国有，是威尔逊政府的主要社会主义措施。同时它在经济稍宽裕时陆续把已削减的公共开支又增加了。1966—1969年每年平均增建住宅40万幢，比保守党执政时期建房多；这期间培养的教师增加了1／3。根据威尔逊的建议成立的开放大学使各种年龄组的未能上大学的人有了系统受教育的机会。失业补贴、家庭津贴、医疗保健费用、增建医院经费都有增加。对赔钱但方便乘客的公路、铁路客运事业也给予补贴。等等。
1969年底到1970年初，英国经济又有起色，国际收支在连续7年亏损后出现盈余。这是执行4年通货膨胀政策的结果。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又吸引了选民。1970年5月底，威尔逊决定利用良好时机，举行新的大选，以便再赢得5年任期。
工党的竞选宣言是《英国今天是强大的，让我们把她变得更强大》。各报民意测验一直表明工党比保守党占上风。可是形势急转直下，在投票日前3天，报上发表了5月份的贸易数字，逆差达3，100万镑，而且物价也在上涨。保守党的竞选专家们抓住机会大做“工党把经济搞糟了”的文章。大选结果，几乎出乎所有民意测验的预料，保守党以30席的多数而得胜，工党又沦为在野党。
工党在这次大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轻视了工会严重对立的情绪和党内左翼力量的增长。在执政期间，威尔逊政府忙于树立自己的“全国政府”的形象，加剧了同工会的紧张关系。收入政策实际上限制不了物价，却要求限制工资增长；政府关闭了187个亏本的矿井，使15万矿工失业；海员两次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激化了工业争端，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左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有力地位。大工会的左倾和它们日益干预工党的事务，使工党领导失去了过去那种对议会外工党的控制力量，而一向很弱的工党左翼与此时出现的工会强大左翼相配合，也增加了边沿选民的动摇性。
70年代，英国的衰落通过几个数字可见一斑。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70年代下降到1.8%，而实际上1974—1980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9%。70年代后期，英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地位已降到第5位，失业率则从2%左右上升到5%左右。西北部传统工业集中地区的失业率则更高。
工人阶级是经济危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整个70年代，工会运动不断向左转。首先工会纷纷推举左翼分子为工会领袖。如著名的左派组织“工党民主运动”等纷纷在工会扩张势力，建立分会，到1977年前已设立了39个分会。其次，工会在工党年会上积极要求和支持更加激进的政策，向工党施加压力，推动工党采取行动。
事实使工党认识到，当失业和通货膨胀一起发生时，建立在混合经济上的一切理论都站不住脚了。在这一经济秩序内，工人阶级仍未摆脱社会牺牲者的地位。工党1973年纲领强调指出，要“实行财产和权力的不可逆转的转移，使财产和权力的对比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庭”。这个纲领被认为是“至少40年来最激进的纲领”， 它再次把所有权问题提到首要地位。
1974年，工人阶级，特别是煤矿工人发起一系列大罢工来回敬希思保守党政府严厉的紧缩政策，迫使保守党政府下台。工党又被推出来对付经济危机这一恶魔。工党政府干了这样几件事：
掀起第二次国有化高潮。船舶制造和修理业、四家大飞机公司、制药工业被收归国有，成立了英国宇航公司和造船公司；建立国家企业局和英国国家石油公司，以公私合营方式开发北海油田。政府还通过国家控股公司购买了25家大私营公司的少量股票，以便进一步干预这些企业的活动。这次国有化方式较1945年灵活。既有传统的整个行业部门收买方法，还采用了国家和私营合资的方式。至此，英国国有化企业已从主要是燃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基础设施部分发展到部分制造业领域和新技术部门。国有企业的产值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职工人数占总劳力的8%，固定资本占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总额的20%。就非金融领域国有化程度而言，70年代后期英国在西方世界仅次于奥地利，居于第二位。
更重要的是，工党尝试以“工业民主”的方法扩大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范围。1975年2月政府主持通过“工业法”。该法案规定，建立国家企业委员会，由委员会同企业及其工会代表合作签订计划协议，包括资本投资计划。国家对那些执行计划协议的私营企业发放贷款，同时政府有权得到企业的股票。当计划协议没有完成时，政府可无偿将企业资产收归国有。
工党认为这是向“工业民主”前进的重要步骤。参与计划协议的企业必须公开一向保密的投资计划，使雇员能在作出计划的决定中起作用。这一方式还有利于政府深入到那些资产阶级牢牢把持的有利可图的制造业领域。
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和缓和通货膨胀，政府利用同工会的特殊关系，以废除1971年保守党政府制定的“劳资关系法”和税制改革等为条件，使双方达成“社会契约”，规定在这届工党政府任内工资增长分成四个阶段，增长幅度在10%以内。正是在工会的支持下，政府得以比较顺利地实行紧缩政策，把通货膨胀率从1975年的24.1%降到了1978年的8%左右。
政府预期，以上这些措施不仅意味着向进一步社会化迈进，更重要的是会带来短期经济效益。实际上，政府所希望达到的四个目标——经济适当增长、充分就业、稳定国际收支和稳定物价，一个也没有实现。1978年形势一度好转，但工会对于政府继续执行强制性工资政策越来越不满。特别是后期政府宣布工资增长率将限制在5%以内时，工会再也不愿执行“社会契约”，卡车司机、公共服务行业、火车司机、码头工人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罢工，再加上工党在议会补缺选举中连连失败，终于导致这届政府的下台。1979年5月3日大选，工党惨败。从此至今，工党与政权无缘。
回顾工党执政所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国有化、福利化政策的确包含着社会化、平等化的因素，而且工党政府极力希望扩大这些因素，但是在一次次经济危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本来以为经过调整的经济制度会促成生产增长和社会平等扩大的良性循环，然而事与愿违，由于经济衰退，政府因而扩大开支，引起赤字增加，导致通货膨胀，迫使工资上升和利润减少，于是进一步造成经济衰退，形成．个恶性循环机制。英国经济一步步向困境的深处发展。而工党是—个纳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正常秩序的党，它的宗旨和策略决定它只能在这一体制内渐进地完成社会改革、改造的任务，也就是说，它只能通过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手段来实现其社会目标。国有化和福利主义已被实践证明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了消极的甚至阻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