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就是这位被苏联形容为“好战分子”的阿登纳，顶住了德、法世俗间百年敌对情绪的压力，主动与法国修好，促成德法和解，终于在1963年1月和戴高乐总统签署了德法友好条约，消除了百年的德法对立，对欧洲和平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不仅如此，阿登纳也是欧洲统一和欧盟理念的最早构思者。
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出席了联邦议院为他告别政坛举行的全体议员大会。这时他已将近88岁。1967年4月19日，阿登纳去世，享年91岁。联邦德国在科隆大教堂为他举行了国葬，许多国家的首脑前往参加。葬礼后，他的灵柩由德国海军的军舰护送从科隆逆莱茵河而上到达其家园所在地龙岩山南麓的小镇吕恩道夫，葬在山脚下的森林墓园。当时的莱茵河两岸静静地站立着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为他送行。
还有一点很值得一提，就是阿登纳在贸易问题上谨慎和深远的考虑。特别是当今世界上各国之间为了贸易问题常常是争得不可开交，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吵吵嚷嚷，不一而足。相比之下，阿登纳的做法就值得借鉴了。当年德国不到十年就再次成了欧洲的经济巨人，德国的产品大量地出口到其他国家，一些贸易伙伴国家就开始抱怨了，说德国货的进口影响了他们国内的生产和市场，甚至把他们国家失业率的上升也归咎于德国货。阿登纳和艾哈德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是像日本人那样自私，拼命钻别人“自由贸易”的空子，而是尽可能地设法保持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平衡：若德国出口到某国多少产品，德方会设法从该国进口一些其他产品以减少贸易逆差。如果大家都能够像德国当年那样在贸易问题上保持谨慎，不损害贸易伙伴的利益，那么当今这个世界也许会融洽得多。
德国的政治家除了俾士麦以外，无人能和阿登纳相比。他的性格和办事方式都很像俾士麦。一个总理，一个宰相，这点区别仅仅是在中文翻译的字面上，原文是同一个字：Kanzler。
舒曼夫妇墓地
到了波恩，自然得拜访舒曼（RobertSchumann，1810—1856）和克拉拉（ClaraSchumann，1819—1896）的墓地。舒曼葬在波恩纯属偶然，因为他的最后两年是在波恩附近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度过并在那里去世。
阿尔特墓园（AlterFriedhof）就在波恩市政厅西北不远处。墓园很小，十分幽静，有好几位老人坐在这里静静地读书。终于在墓园的后边位置上找到了舒曼和克拉拉的墓，白色大理石墓碑高大华丽，正中是舒曼的侧面像。墓碑上有金色的字“RobertSchumann”；墓前有一块平放的小石碑，上面刻着克拉拉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看来是四十年后克拉拉下葬时补设的墓碑。
说起舒曼，我是从《梦幻曲》爱上他的，尽管也酷爱他的第一交响乐《春天》、第三交响乐《莱茵》、《a小调钢琴协奏曲》和《a小调大提琴协奏曲》等作品。《梦幻曲》是我幼年听到的第一首德国古典音乐，正是它把我带进了古典音乐圣殿的大门。《梦幻曲》（Tramerei）是钢琴套曲《童年情景》（Kinderscenen，op.15）的第七首，因其著名，常单独演奏，许多名家都有录音。六十年代初，我淘到了一张米夏·埃尔曼（MischaElman，1891—1967）小提琴独奏的《梦幻曲》旧唱片，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梦幻曲》。尽管其原作是钢琴曲，但埃尔曼的《梦幻曲》却胜于其他版本。究其原委，还在于莫扎特那句名言：“要演奏得快很容易，要慢，则很难。”许多钢琴原版的《梦幻曲》，都太快；唯独埃尔曼那抑扬顿挫的“慢”里面把所有的“美”和“味”全都挥洒了出来。
舒曼在德国古典音乐中的地位和影响容易被一般的爱乐者们所低估，因为舒曼的音乐内含而不外露，只有以真情去聆听才能感受。他的音乐必须由真正理解它、而且认真处理它的指挥家和演奏家演奏，才能把“味道”充分发挥出来。九十年代，我买到了德国著名指挥家切利比达克录制的四部舒曼交响乐的光盘，细听下来，同过去收藏的录音的确大不一样。
舒曼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还创立了新颖别致的和声结构，对后来的音乐家有深远的影响。法国作曲家柏辽兹用同一个主旋律（idefixe）贯穿一部交响曲各个乐章的方法，就来自舒曼。舒曼对勃拉姆斯和柴科夫斯基都有着深层次的影响。舒曼也是古典作曲家里最杰出的音乐评论家，也是最早发现勃拉姆斯音乐天赋的“伯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勃拉姆斯终于成为德国古典音乐最后一座丰碑。
动情的音乐很多：德沃夏克的深情，老柴的悲情，埃尔加的煽情，唯独舒曼特别真！而我对他的那份真情从小到老也始终如一。
从音乐和音乐史的角度看，克拉拉的成就自然不能和她的丈夫相提并论；但克拉拉的成就却并不是靠她丈夫的声誉，而是靠她自己独立奋斗出来的。舒曼同克拉拉的爱情故事往往被涂抹了过多的浪漫色彩，还多次被拍成了电影，却同事实相去甚远。由于克拉拉的独立人格和强烈的事业心，也由于舒曼对于她的音乐事业所抱的反对态度，两人的关系在舒曼去世前就已经有很深的裂痕。舒曼需要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妻子和正常的家庭生活，而不是一位女音乐家。孰是孰非，难下定论。人们对历史人物的好感和崇敬不一定和其历史地位有必然关系。在德国，人们对于克拉拉的崇拜和尊敬，就算不比舒曼更多，也绝对不会更少。单凭那张印着克拉拉头像的面值一百马克的纸币，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克拉拉自有她独特的人格魅力。舒曼去世以后，她独立地负起抚养五个子女的家庭责任，却依然在接下去的四十年岁月里成为当时欧洲最杰出的音乐活动家之一。她不仅仅演奏钢琴，也作曲，写评论和改编作品。勃拉姆斯的《d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在首演后就几乎被人们遗忘。在克拉拉的努力下，这部作品终于成为经常演奏的名作。克拉拉和勃拉姆斯之间深厚的情谊也是历来被谈论得很多的话题。不管攻击勃拉姆斯的人们如何说三道四，他们之间的情谊是纯洁的。
克拉拉曾对李斯特的作品有过兴趣，但慢慢就冷淡下来，不再演奏其作品，她厌恶他的江湖气。在出版舒曼作品全集时她甚至扣压了舒曼献给李斯特的《C大调幻想曲》。1870年维也纳举行了庆祝贝多芬诞辰百年的音乐节，当她得知李斯特和瓦格纳都出席，就回避了。显然这已经不是单纯音乐问题，而是李斯特和瓦格纳对勃拉姆斯无休止的恶毒攻击导致了她的反感。
克拉拉于1878年被委任为法兰克福的霍赫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她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十四年，直至1892年因健康原因离职。她对现代钢琴演奏技巧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1891年3月她在法兰克福举行了最后一次音乐会，当时她已身患癌症。1896年3月她突然中风，5月20日在法兰克福与世长辞。她的遗体被运回波恩和舒曼葬在了一起。悲痛万分的勃拉姆斯从维也纳专程赶来波恩参加了葬礼，他健壮的身体从此一蹶不振。翌年，勃拉姆斯因肝癌在维也纳辞世。
……
从贝多芬故居获悉，贝多芬的母亲玛利亚·玛格达丽娜的墓地也在这里。我终于在离正门不远处的南墙下找到了她，向这位默默无闻的伟人母亲致意。
再见了波恩！我还会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