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9日，同僚盖伊将军邀请巴顿前往南边莱茵河畔的施派尔去打猎，途中在曼海姆附近发生了车祸。事发当时巴顿和盖伊是坐在巴顿的卡迪莱克轿车内，停在一个铁路岔道口等候火车通过。火车过去，他们的卡迪莱克就以很低速度通过了道口。看着道路两旁许多被遗弃的车辆，巴顿叹道：“战争实在可怕，留下这么多垃圾。”听他言，司机也分心地看了一下路两边。就在这时候，对面的一辆卡车突然来了个急左转弯，撞向了巴顿的卡迪莱克。由于车速很低，其他人都仅仅是轻微的擦伤，唯独坐在后座的巴顿却因为撞上了前面同司机之间的玻璃隔离屏风而血流满面，当场就瘫痪和呼吸困难。他立即被送到了附近的海德堡医院，诊断的结论是颈椎移位和骨折。接下去的十二天里，他一直在接受痛苦的颈椎牵引治疗。巴顿受伤的消息传到美国，许多人从美国飞来德国探望，但都被挡在了医院门外，只有他的夫人被允许入内。
12月21日下午6点，他被宣布不治身亡，享年六十。
他被安葬在卢森堡的哈姆（Hamm）美军墓园，同他的第三集团军的阵亡将士们长眠在一起。他的墓和普通士兵的规格一模一样。墓碑上面刻着“乔治·S·巴顿，第三集团军将军，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殁于1945年12月21日”。
由于巴顿死亡的离奇，加上他在医院的十二天被神秘地隔离，再联系到他当时的处境，于是就出现了种种传闻，怀疑他是死于谋杀。正如“乔治·S·巴顿历史学会”主席查尔斯·普罗文思（CharlesProvince）所言：“的确是有很多人对巴顿的死感到他妈的由衷的高兴。”有人甚至直言无讳地指出：要是巴顿活到1952年，艾森豪威尔能够竞选成为美国总统吗？
尽管关于谋杀的种种怀疑和指责似无实据，但是关于巴顿之死缭绕了几十年的疑云却始终没有散去。更离奇的是，在巴顿去世后六十三年的2008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版了一本由美国军事历史学家罗伯特·威尔考克斯（RobertWilcox）撰写的标题为《目标瞄准巴顿》的书；这本书还得到了“乔治·S·巴顿历史学会”的肯定。
《目标瞄准巴顿》大致上是围绕两方面话题展开的。
一是作者对二战后期欧洲战场上许多发人深省的现象进行了探底。例如，在诺曼底登陆以后盟军高层所犯下的多次致命的失误，在事先几乎都为巴顿所言中；阿登大战役前盟军高层的骄敌麻痹，使得阿登大战成为美军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役，对此，巴顿也没有隐瞒自己的不满和指责；更为蹊跷的是，明明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完全可以在苏联人攻克柏林前抢先收复柏林或布拉格，却被艾森豪威尔为了讨好斯大林而强迫命令停了下来；等等，等等。
二是作者通过一位名叫道格拉斯·巴扎塔（DouglasBazata）的职业神枪杀手的亲述披露了关于巴顿之死的种种史实。在巴顿遭遇不测三十四年后的1979年9月25日，从事了职业杀手五十年“有堂吉诃德般传奇生涯”的巴扎塔在首都华盛顿希尔顿饭店的一个会议上对着四百五十位来宾当场承认，是他接受了美国中情局前身、当时的“战略服务办公室”（OSS）负责人、号称“野蛮比尔”的杜纳凡（Donavan）将军的亲自安排，要他“让巴顿闭嘴”。当时的赏金是一万美元21。此后直至1999年巴扎塔去世的二十年内，作者曾同他多次访谈并阅读了他的日记。
按照巴扎塔的说法，在那天巴顿出发前，巴扎塔亲自对巴顿的卡迪莱克座车动了手脚，把汽车的后窗改成不能够关死的活动窗。他本人使用的武器是专门在捷克加工的钝器发射器，它可以造成严重的内伤而不留下明显的外伤痕迹。出事那天，那辆闯祸的卡车是被另外一辆事先安排好的卡车所撞。就在撞车的那个瞬间，巴扎塔从巴顿的卡迪莱克后方不到三米处扣动了发射器，螺旋桨式的飞行钝器撞开后窗击中了巴顿的颈部，导致颈椎断裂。巴扎塔还特别指出，目前在博物馆里展出的那辆所谓“巴顿的卡迪莱克”根本就不是出事的那辆车，因为巴顿座车的后窗已经严重毁坏，而美军当局隐瞒了车祸现场的真相。
在车祸以后的十天，完全出于策划当局的预料，巴顿居然恢复得很好，并决定马上要出院回国。如何在车祸后的第十二天出事了？按照巴扎塔的说法，那最后的致命行动是由苏联克格勃的间谍插手完成的：他们偷偷为巴顿注射了氰化钾。原来巴顿也是在斯大林的死亡名单上。巴顿被宣布死亡后，当局拒绝进行任何尸检，以心脏猝死作为搪塞，草草处理了后事。
自然，靠一本书是很难让历史做出结论的，就好像马里兰大学教授山缪尔·匈鲍姆的巨著《莎士比亚生平》不管分析研究得如何透彻，如何令人信服，也无法让当局改变对莎士比亚真伪的结论一样；就连肯尼迪总统的遇刺身亡，不是至今也没有个交待吗！？相信政府当局对于巴顿的死也同样不会有任何作为。
平庸而妒才的布莱德雷在巴顿死后，被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破格提升为五星上将，享尽荣华；1981年以88岁高龄寿终正寝。这位善于媚上的将军在欧战期间先后解雇了几十位对他不满的下属军官；相比之下，常常会犯上的巴顿，在整个欧战期间却只解雇了一位下属军官。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抱怨造物主的不公。几十年过去的如今，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那些为巴顿的死而窃喜的家伙们？相反，巴顿的故事则会像荷马史诗那样永远传颂下去。几十年来，已经有二十多部反映巴顿将军的影视作品。特别是由著名演员乔治·斯科特在电影《巴顿将军》里将这位大家熟悉的二战英雄的形象塑造和发挥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我在卢森堡城的哈姆墓园里的巴顿墓前就遇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仰慕者，这也正说明了历史自有其公正的一面；每念及此，心中就能够宽慰一阵子。
这正是阿登的憾恨，也是阿登的荣光！
托斯卡纳的阳光
若说苏格兰常常让一些艺术家幻想联翩，那么作为欧洲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则更会让艺术家们心醉，让骚人迁客遣怀不已。艺术家到苏格兰，猎奇一番就走了，很少有人会留下来住上一阵子；意大利却让许多人流连忘返，特别是为了托斯卡纳醉人的阳光。拜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意大利是他的长诗《哈罗尔德游记》里描写得最多、也是他在国外逗留得最长久的地方；英国诗人济慈在罗马度过了他最后的三个月；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把他的第三交响乐献给了苏格兰，而他的第四交响乐则献给了意大利，他在意大利也住过很长一段时间。瓦格纳晚年则几乎每个冬季都是在威尼斯度过的。
意大利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生动的素材。莎士比亚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三十七部戏剧里居然有十三部以意大利为背景，所涵盖的地点从南到北遍及了整个意大利，包括了西西里岛、罗马、佛罗伦萨、维罗纳、威尼斯、帕多瓦直至米兰等。莎士比亚把意大利真实而细致地融入了他的戏剧中；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莎学研究者们至今也没有找到任何有关莎翁到过意大利的证据22。
意大利像是一座多面的塑像，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印象。
几年前当我走出英国诺丁汉郊区纽斯戴德（Newstead）的拜伦庄园时，脑海里曾响起了法国作曲家柏辽茲根据拜伦的长诗《哈罗尔德游记》创作的为中提琴和交响乐队谱写交响诗《哈罗尔德在意大利》；这次，我从慕尼黑转机前往意大利北部古城博洛尼亚（Bologna），脑海里响起的也正是这部交响诗。地中海的阳光，托斯卡纳的阳光，优美的山景和热情的山民，曾经把一个患有冬季忧郁症的英国青年旅行者的情绪从忧伤厌世慢慢地升温到欢乐和幸福的境界，这该是多么好的地方啊！这正是拜伦自身的体验，难怪他在意大利竟然逗留了六年之久！
然而，意大利也总会让人联想起许多不好的回忆：对布鲁诺的火刑，对伽利略的迫害，帕格尼尼那迟到了整整三十六年的葬礼……当代的意大利也成了欧洲政治上最不稳定的社会：是黑社会最猖獗的国度；是欧洲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更不可思议的是，丑闻累累的意大利首富贝卢斯科尼居然在1994年成了这个国家的政府首脑；这种情况在美国、英国或德国这样的法治国家里是难以想像的。本人曾经走过许多地方，却只有在意大利会被朋友反复提醒：小心你的钱包，小心你的相机！有那么严重吗？
博洛尼亚—维罗纳—威尼斯
倘若不是来参加会议，博洛尼亚也许不会出现在我意大利之行的日程表上；然而来了以后却觉得不虚此行；这里有许多独特的风貌，尤其是那布满全城的拱廊。
走进博洛尼亚市区的第一个印象，特别是对来自上海的人而言，好像是走进了上海的金陵东路。这里街道两旁的人行道几乎全部都是建造在商铺地面层沿街的拱廊内，成为沿街建筑的一部分；这让博洛尼亚在欧洲显得独一无二。在博洛尼亚中心城区，这种拱廊人行道的总长度达三十八公里，而整个博洛尼亚的马路人行拱廊的总长度达四十五公里。尽管类似的街边走廊在广州、香港和东南亚的许多城市比比皆是，但从结构规模和建筑艺术的角度而言，则和博洛尼亚不可同日而语。
会议组织参观了博洛尼亚西郊坐落于小山之巅的圣鲁卡圣母朝圣教堂（SancturioSanLuca），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从博洛尼亚西南的塞拉戈扎（Saragozza）古城门沿着圣鲁卡大道（ViadiSanLuca）通向这个圣殿竟有长达三公里半的拱廊。这条长长的拱廊总共有六百六十六个拱门，乃世所罕见。要是有时间能够从城区塞拉戈扎古城门沿着这长长的拱廊漫步来鲁卡圣殿，该多好！
博洛尼亚古城是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玛尼雅省的首府，按人口算是意大利第七大城，若是从经济实力上看则博洛尼亚算得上是意大利的首富了。富足的博洛尼亚也被意大利政府选中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城市博物馆。东道主博洛尼亚大学是意大利最好的大学之一，特别是理论物理学方面的研究在欧洲是名列前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