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缩影拉雪茲墓园
我并不喜欢巴黎，却又来此频频；而拉雪茲神父（PreLachaise）墓园则是我在巴黎去得次数最多的地方。当然，只有独自到巴黎时我才会来这名扬世界的群贤长眠之地。
然而第一次到访拉雪茲墓园竟然扑了个空，原因居然全在那本在塞纳河畔旧书摊上淘来的导游手册。该手册里有一页拉雪茲墓园的简略图，上面煞有其事地标出了几位名人的墓址。当我按这一页简图走进墓园，就不禁哑然失笑：这无异于横七竖八画了几笔草图就让人去寻访巴黎一样。这个墓园之大、之庞杂，几乎就是巴黎的一个缩影：它歪歪斜斜、错综无序，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它既华丽又破败，既开朗又阴森。况且我这第一次居然还误从边门而入，结果是闯入了空无一人的墓碑森林迷阵，自然也找不到萧邦、贝利尼、比才、巴尔扎克或王尔德了。幸好遇到了游人，经指点才找到了西边那个正大门。
在近西大门不远处终于看到了罗西尼（GioachinoAntonioRossini，1792—1868）墓，总算不虚此行。罗西尼是让意大利歌剧征服维也纳和欧洲的第一人。像我这一辈的爱乐者，在古典音乐入门中一般都绕不过罗西尼。他的歌剧《塞维尔理发师》序曲（Overture，《TheBarberofSeville》）在老上海的爱乐者里是无人不滚瓜烂熟的；他根据席勒的诗剧改编的歌剧《威廉·退尔》的序曲也是收音机里常常热播的曲目。
罗西尼创作的三十九部歌剧里多数是喜剧；其一生也是一部喜剧。他四十岁时就激流勇退，把余下的三十六年光阴消磨在巴黎，享受人生；如此潇洒，在大音乐家中绝无仅有。1822年，他在其声望的巅峰时抵达维也纳。他的第一件事，不是去迎合如痴如狂的乐迷，而是热泪盈眶地探望了晚年病中的贝多芬。他的生日也别具喜剧味，是1792闰年二月二十九日，所以他每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省去了许多麻烦。
罗西尼墓是一所小小石屋，而且是个空墓，其灵柩在他辞世后十九年（1887）被隆重地接回了意大利，移葬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
曾经到过位于巴黎北郊圣心堂以西不远的蒙马特墓园，其面积已经很大；而市区这里的拉雪茲墓园竟然比蒙马特墓园还要大四倍；在四十七万平方米的墓区内已挤进了三十多万个墓穴，排队等候入葬的亡魂还不计其数。整个墓园坐落在一座矮山上，但其地名却不叫山；而巴黎一些称之为山（Montagne）的地方却又平坦无山。
一年后第二次走进拉雪茲墓园，我在罗西尼墓前遇见一对老夫妇手里拿着一张很详细的墓园地图在研究，便赶紧问他们是在哪儿买的；说是在西大门外马路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这张地图背面还提供了很详细的索引，我终于如获至宝。
靠了这张地图，很快就找到位于西南侧山坡上的萧邦（FredericChopin，1810—1849）墓地。今天这里热闹非凡，原来这一天十月十七是他的忌日，波兰大使馆正在此举行献花仪式。不过在我的心目中，萧邦至少有一半得算是巴黎人，倘若没有巴黎，萧邦也许就不成为萧邦。
我避开人群，先拜访了近在咫尺却冷冷清清的贝利尼墓。贝利尼（VincenzoBellini，1801—1835）是以罗西尼为首的意大利美声歌剧（BelCantoOpera）的三巨头之一（还有一位是唐尼采第，DomenicoDonizetti，1797—1848），也是和萧邦一样因肺结核而英年早逝的一位奇才。如果造化能给他更多的年华，其成就无疑会超越罗西尼。贝利尼的歌剧优美流畅，是意大利美声歌剧的精华，他也因此被称之为其故乡西西里岛上“卡塔尼亚的天鹅”。几年后我完整地观看了著名俄罗斯歌唱家安娜·涅特莱科（AnnaNetrebko）演出的贝利尼名剧《诺尔玛》（《Norma》）和《清教徒》（《Ipuritani》），真是美不可言！古今中外，肺结核实在是吞噬了太多的天才！
每次到拉雪兹墓园，罗西尼墓和萧邦墓地总是必到的，从来没有看到罗西尼墓前有过鲜花，也从来没有看到萧邦的墓前缺过鲜花。乐迷一多，凑热闹和附庸风雅者自然在所难免，其中一次我就看到萧邦墓前所献的花盆边附了一块纸牌，上面写着“出生于1810年2月29日，ZelazowaWola，波兰”，其实1810年二月只有28天。这块纸牌无疑是那位献花的爱慕者所留下的。这位粗心的巴黎萧邦迷显然是把罗西尼的生日张冠李戴到萧邦头上去了，秀了一回巴黎式的“乌龙”（有照片为证），但其敬慕之情还是真诚的。
巴黎人的粗心是出名的。1900年，声誉如日中天的马勒带领维也纳帝国剧院乐团来此为世界博览会举办音乐会，在贴满巴黎的海报上，居然把马勒的名字都写错了。1909年夏，马勒从纽约来巴黎让罗丹为他创作半胸塑像，当这塑像第一次在罗丹陈列室展出时，竟然被粗心的工作人员标上了莫扎特的铭牌，让人啼笑皆非。巴黎人的粗心，已经粗心到了可爱的地步；但巴黎人绝不认错，更不会为自己的错误表示任何歉意。
萧邦死后，按其遗愿，他的心脏被取出保存，后来由其亲属带回了祖国波兰。他没有把心留在巴黎！埋葬在这里的是“无心”的萧邦。
萧邦的钢琴乐曲独一无二，是古典音乐里的阆苑仙芭，尽是诗意和灵气，美而纯。如果说十九世纪的欧洲真有什么“浪漫主义”，那么其桂冠非萧邦莫属。然而愚以为萧邦本人绝对不会接受这顶“浪漫主义”的桂冠，因为他不属于任何流派和“主义”，他也厌恶流派与“主义”；萧邦就是萧邦，这已经足够。
在曾经是亚洲古典音乐中心的老上海，萧邦的崇拜者也不计其数。我敢肯定地说，萧邦迷的数目远多于像本人这样的贝多芬崇拜者。就连傅雷先生这样水平极高的爱乐者，他的《家书》里谈得最多的也是萧邦。
说起萧邦和老上海，常让我怀念起著名的钢琴家顾圣婴（1937—1967）。我多次听过她的音乐会，很欣赏她的萧邦。她端坐在钢琴前那玉洁冰清的形象似乎就是专门为演奏萧邦而存在的；她的演奏雅而纯，把萧邦的诗意发挥得恰到好处，没有丝毫的做作和哗众取宠；我把她比喻为“萧邦女神”。这样一位难得的钢琴诗人，却被“文革”吞噬了。“士可杀不可辱”，她和傅雷先生走了同样一条路。也可能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比较喜欢女钢琴家演奏的萧邦；宁可阿格里奇而不要鲁宾斯坦。
说起萧邦的影响，让我还想起了老上海为数不少的小波尔乔亚“萧邦小女生”。不过这里用“小波尔乔亚”，并非从社会阶级的角度指“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而是指一种情调，一点儿自我欣赏，还带上那么一点儿“风花雪月”和“脂粉气”。在老上海，大凡家里有个女孩子加一架钢琴的小康人家，就会是一个“萧邦小天地”。萧邦也往往就是这类“小女生”全部的音乐天地。其实，这群老上海的“钢琴小女生”大多并不了解真正的萧邦，而仅仅是迷上了萧邦那“风花雪月”的一个角落而已。我想，在巴黎也肯定会有大批“萧邦小女生”。萧邦墓前那张冠李戴的小纸片，说不定就是一位巴黎“小女生”的“作品”。
没有巴黎就没有萧邦的辉煌，但萧邦的辉煌则远远超越了巴黎；萧邦属于整个欧洲，整个世界！
在往后的几次来访中，靠这张地图我分别找到了许多长眠于此的文化巨人：有比才，有巴尔扎克和莫里哀，有普鲁斯特和王尔德，还有杰出的数学家傅利叶。
为造访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1854—1900）这位英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天才诗人、剧作家和“悖论大师”，这一次我搭乘三号地铁特地从东大门进入了拉雪兹墓园。王尔德墓地就在离东大门不远处。
王尔德身处的十九世纪末，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前卫思潮；而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之一，就是倡导“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的唯美主义；王尔德正是当年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以为：“不是艺术反映生活，而应该是生活模仿艺术；只有美的无忧殿堂才可以使人摆脱尘世的纷扰，使人欢乐。”愚以为，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同“为人生而艺术”之争，不过是概念之争。其实双方都有人生，都有艺术。
王尔德1854年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父亲是眼科名医，母亲是民族意识强烈的著名诗人，是独立运动的积极成员（当时爱尔兰尚未独立）。王尔德自幼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但从小起就被母亲打扮成女孩子养大，其“性心理”是扭曲的，这和他后来的同性恋癖不无关系。1874年他以优异成绩进入了牛津大学马格德林学院，在牛津享有诗名；他自视甚高，一心要成为艺术和时尚的双重领军人物。
从牛津毕业后，王尔德在伦敦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一路顺遂。他创作很广，诗歌童话小说散文无所不包；但让他获得最辉煌成功的还是他的社会讽刺戏剧，特别是在伦敦西区舞台场场爆满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LadyWindermere’sFan》）、《理想丈夫》（《AnIdealHusband》）和《认真的重要》（《TheImportanceofBeingEarnest》）等，令英国观众如痴似狂；连萧伯纳都惊叹“当时的剧场几乎是顶替了教堂的地位”！就凭这一点，说王尔德的艺术脱离生活就根本不合逻辑。可以说没有人能够像王尔德那样以其透视般的眼力捕捉住英国人的心理和英国社会那深层难窥的东西，并以其睿智和幽默通过其社会讽刺戏剧淋漓痛快地表达出来，他机智地用英国观众自己的笑声去击中他们自己的要害。
王尔德的人生也是双面的，这枚“钱币”的另一面是追求享乐，放浪形骸、玩世不恭；他常常奇装异服如花花公子般招摇过市。细想，这也不矛盾，因为他说过，想尝遍“世界上所有花园里所有树上的果实”，这自然就包括了美果、恶果甚至于毒果。就在王尔德最登峰造极春风得意的当口，一场同性恋官司把他从九宵云端打入了万丈深渊。他锒铛入狱两年。王尔德在雷丁监狱痛定思痛，思想和观念为此大变。1897年出狱后，他以梅尔摩斯的化名流亡巴黎，很快就写出了长诗《雷丁监狱之歌》（《TheBalladofReadingGoal》），并很快于1898年在伦敦出版，大受欢迎，两年内就连续印了七版之多。这是王尔德的最高文学成就，可惜也是他的“天鹅之歌”。1900年11月30日，他因脑膜炎英年早逝，客死巴黎旅舍，年仅四十又六。
王尔德的墓地也是命途多舛。开始因贫困被薄葬于巴黎郊外；好不容易迁葬入拉雪兹墓园，却又被一些现代同性恋者和性器崇拜者们所恶搞，在其墓上雕刻了一尊男性阳具。这种在死者头上乱动土的做法，遭到了谴责；那阳具被敲了下来，被看墓人拿去当了读书用的镇纸——这也许是最“雷人”的镇纸了。我第一次到他墓前，看到的墓碑已经彻底更换，雕刻家爱泼斯坦按照其诗集《斯芬克斯》（《Sphinx》）的意象，创作了一个微型的狮身人面像。
一百多年过去，社会对同性恋已经认同，王尔德“污点”不再，不少“同志”甚至于把他视为圣徒和“殉道者”。前年（1997年）是王尔德出狱一百周年纪念，伦敦纽约等世界大都会纷纷上演《认真的重要》和《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的《王尔德全集》。王尔德再度崛起，成为继莎士比亚之后在欧洲被阅读得最多、被翻译语种最多的英国作家。
我不喜欢王尔德的张狂，也未必欣赏从其笔端如放焰火般发出的无数妙语悖论，却由衷地欣赏他利索流畅、明白易懂和充满了他特有的睿智幽默的英文，往往禁不住为之拍案——拍案一次可以高兴一整天。最好的文字都是简练明白的；多读王尔德的英文，有益于写作，更有益于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