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思想家基尔凯郭尔有一句至理名言：“只有回首反思才能理解人生，尽管日子还必须朝前过。”
少读李白，如今早已到了“老读杜甫”的年龄；尽管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却总觉得自己平生中还是有很多的幸运：其最幸运者，就是我这个学物理的爱乐者能有机会在自己精神的第二故乡——欧洲前前后后工作生活了七年有余，从而有很好的条件和机会去造访、凭吊许多久仰之地，去全方位地亲历和感受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文化魅力。欧洲既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又有瑰丽多姿和气势磅礴的自然景观；尽管我的乡愁在江南，却又怀着这份乡愁的冲动在欧洲到处寻找精神家园。此番经历，每每追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让我深怀感激之情而刻骨难忘；哪怕是在万里之外的书房里，只要闭目冥想一下那一次次让我“归来如梦复如痴”的旅程，总会顿觉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心旷神怡，繁念顿消。
尽管还常常在欧洲旧地重游，但最好的“重游”还是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一边回味，一边同大洋彼岸的女儿以通信的方式记下来。虽算不上什么作品，但也不是“殷勤理旧狂”翻出来的陈年旧账，不过是想留住如莎翁所说的“thepleasureofthefleetingyears”（飞逝流年里那份温馨！），陶然而已。有知音能和我分享，不亦乐乎。
1987年初冬，我离别上海由北京转机前往布鲁塞尔，开始了旅欧生涯。
清晨，从首都机场旅馆的客房里推窗外眺，但见那重霜让树梢儿都挂满了银花；尽管比不上松花江的雾凇，还是够美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响起了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晨歌》，这是女儿每天清晨的起身曲。看看手表，她应该早已经坐在大学附中的教室里做早自习了。
欣逢这晴朗佳日，天空飘着微微彩云，旭日在天边还没升出地平线，却先撒出了毫无暖意的万道金光，染尽东南隅。高处传来长空雁叫，但见长长一队惊寒雁阵，排着人字队形，南飞而去。真是难得的意境！几乎重现了晏几道《阮郎归》上阕里前两句的境界：“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如此佳境，为我的万里之行启奏了美的“乐章”。
古人对排云而上的雁阵常寄托有一份特殊的情意；诗人骚客们对雁阵则更是情有独钟，几乎是唱咏千古的主题；不仅因为雁阵可以飞翔得那么遥远，更因为雁阵也象征着鸿鹄之志和远大的前程，为文人墨客铺叙开了广阔的想像空间。
现代科技制造出来的巨无霸喷气客机的航程则早已经远远超越了古人想像的“远方”空间，“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不再遥远；如果把波音747客机比喻为巨大的“银雁”，那么，“云随雁字长”则“长”得足以延伸到地球的另外一边。
航班延迟了一个多小时，银色“巨雁”终于腾空而起。当时还没有飞越俄罗斯去欧洲的直达航线，要绕道印度西海岸大城孟买、波斯湾和巴黎，再转机前往布鲁塞尔。
鲁汶（Leuven）是弗朗德斯著名的大学城，位于布鲁塞尔以东二十五公里。我工作的所在地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半导体微电子研究中心，由弗朗德斯政府和欧共体联合资助创办。我的导师戴克莱克教授领导着这里最大的研究部门；除多数本地的研究人员和博士研究生外，还有来自德、英、意、中、西班牙等国的研究人员。
第一天，教授领着我走进占整个一层楼面的大办公室，把我介绍给同事们；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本地弗莱芒同事巴特·D博士，他眼神真挚，握手有力而持久，有一见如故之感；特别是他桌边的墙壁上醒目地贴着一张用字体优美的英文书写的“箴言”，很有意思，把欧洲的形象一下子烘托到了眼前，生动而幽默，却又那么准确：
It’sHeaven，wheretheLoversareItalian，ChefFrench，PoliceBritish，MechanicGerman，andeverythingisorganizedbytheSwiss.
（这是天堂，在此，情人是意大利人，厨师法国人，警察英国人，机械师德国人，而所有一切都由瑞士人组织管理。）
It’sHell，wheretheLoversareSwiss，ChefBritish，PoliceGerman，MechanicFrench，andEverythingisorganizedbytheItalian.
（这是地狱，在此，情人是瑞士人，厨师英国人，警察德国人，机械师法国人，而所有一切都是意大利人折腾管理。）
这位巴特，后来成为我在这异国最亲密的乐友和知音。
欧洲古老，但思想潮流不古老；特别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欧洲人还比美国人开明。一份美国权威机构的调查表明：在美国，不相信达尔文进化论的人数比例远高于欧洲，甚至还高于穆斯林国家土耳其。真想解嘲：是不是因为清教徒们在欧洲呆不住，都跑去了美国。
宗教在当代欧洲人心目中的影响早已经退居为一种文化传统，一份情操。天主教在弗朗德斯占主导地位，同事们几乎都是天主教徒。然而就算他们还没有无神化，却都已经二重化了：思想上完全以自己的思考判断替代了传统上作为一切基础的上帝和耶稣基督；生活上则仍然虔诚地保持着传统，去教堂做礼拜，到教堂举行婚礼等。
相比之下在年轻的美国，许多地方特别是中部和南方，宗教势力仍然较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判断和政治观点，甚至于还可以左右许多地方的选举。美国社会的守旧也反映到宗教以外：不是吗，连老牌英国都早已经放弃的英制度量衡和华氏温标，至今还被美国人如数家珍似地保留着；美国人甚至于在英语的语言上也比英国人保守。
这里的人们工作自觉认真，重效率，很少加班加点。周末和假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工作日喝咖啡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到咖啡时间，大家都会准时地聚在咖啡间聊天，但从不讨论工作，只聊有趣的话题。一位美国小伙子是典型的美国式“workaholic”（工作狂），老在咖啡间找人谈工作催样品，同事们就直摇头。所以我始终遵守这个原则：咖啡间里不谈工作。
在咖啡间学到的第一课，是如何正确地用对方的语言称呼对方的名字。巴特说，“这是对朋友起码的礼貌。”本来我总以为自己不会错读欧洲人的名字，巴特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毛病的根源：习惯按英语的发音去称呼非英语的人名；尤其对法国人，就更忌讳这一点。中国的某些翻译家的确也犯类似的英语病，把德文“Jetta（耶塔）”译成“捷达”；把西班牙文“Valencia（巴伦契亚）”译成“瓦伦西亚”，等等。
弗朗德斯的语言弗莱芒语就是荷兰语，仅口音差别，书面上完全一样。据说在荷兰电视台举办的历届荷兰语比赛中，获胜的还总是来自比利时的弗朗德斯队，这每每让荷兰人蒙羞，让弗莱芒人得意非凡。这里的姓氏有许多是在地名前带上一个“van”（梵），也就是“来自”的意思；在荷兰则往往用“vander，vanden”等。这个“梵”是姓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如同梵高（VanGogh）是一个姓一样，梵贝多芬（VanBeethoven）也是不可分割的姓。
这个大学城里最高大雄伟的建筑是大学图书馆。一个冬日晴朗的下午，我去图书馆借唱片；借好出来，旭阳却已杳无踪影，但见白茫茫一片，漫天的鹅毛大雪从上空铺天盖地飘撒而下；相隔仅一个小时，积雪已没过鞋背。这种从晴天转瞬间变成大雪的气象景观，对我这个来自江南的游子还真是平生第一回遇到。这里终究是北海东岸阴寒的“低地”，是埃格蒙特伯爵的故乡，也是贝多芬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