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历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乐迷们，大概没有人会不知道奥伊斯特拉赫；他不仅是当时苏联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也在欧美享有盛誉；而在当时作为中国的欧洲古典音乐中心的上海7，则更是如日中天。凭心而论，奥伊斯特拉赫未必超越了海菲茨，但奥伊斯特拉赫对我却更有亲近感。在当年冷战的大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听到海菲茨的演奏和新灌录的唱片，只能在上海仅有的两家旧唱片店里买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海菲茨的快转旧唱片，而且很昂贵。然而在音乐书店和一些大的新华书店里则可以买到目录丰富的苏联新唱片，其中绝大多数小提琴协奏曲和奏鸣曲都是奥伊斯特拉赫演奏录制的；当时上海广播电台音乐频道所播送的小提琴乐曲也大多是由奥伊斯特拉赫所演奏。所以他对我有着先入为主的影响。
大卫·奥伊斯特拉赫（，1908—October24，1974）出生于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上敖德萨城里的一个犹太家庭。几乎是同一时期，在乌克兰还分别诞生了另外两位世界级的小提琴大师：一位是内森·米尔施坦（NathanMilstein，1904—1992），另一位是米沙·埃尔曼（MischaElman，1891—1967）；这三位大师都是犹太人。不过，他们所经历的人生历程却大相径庭：米尔施坦和埃尔曼走的是海菲茨和拉赫马尼诺夫的路，在十月革命后不久，都先后离开到欧洲和美国发展，艺术生涯一路顺遂。奥伊斯特拉赫则一直留在苏联，经历了坎坷的一生，最后还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被“过劳死”夺走了生命。我每次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都是对他的一次怀念。
纪念奥伊斯特拉赫，其实也是在回顾和反思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历史。
奥伊斯特拉赫的年轻时代，或者说他成长为小提琴大师的关键年代，正值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最艰苦、物质最匮乏的历史阶段。在他的回忆中曾提到，当时家里分配到了一小篮子的粗面包，就已经令全家人兴奋不已。这种漠视民生的现象直至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到莫斯科访问时都没有根本的改善：“……老百姓依然不得不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点空间（指拥挤的住房）而艰难奋斗”；然而罗曼·罗兰却发现，接待他的“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却像贵族一般被供养了起来，住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他服务的人员有四五十人之多，家里每天有亲朋食客几十人。
奥伊斯特拉赫年轻时俊美潇洒玉树临风。在学生年代他已经琴艺超群，誉满苏联；但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他无法走出国门一步，也就无法参加各种国际比赛，更不可能出国演出。斯大林的苏联是排斥犹太人的，即使不是从种族的角度看问题，从当时极“左”的阶级分析的角度看，犹太人也绝对和无产阶级风马牛不相及，大致是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办法的犹太人都纷纷离开了，犹太人在苏联的地位问题也受到了国际上的深切关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从奥伊斯特拉赫身上发现了特殊的利用价值：他不仅仅有艺术的价值，更具有政治上的利用价值，因为他正是犹太人。如果让奥伊斯特拉赫出国参加一次比赛并得到荣誉，那会是一箭双雕：既能够以此证明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向国际上展示这个制度能出人才；同时也自然而然地驳斥了犹太人在苏联受排挤的“谎言”。
奥伊斯特拉赫终于被给予机会参加1935年在华沙举办的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这年他已经二十七岁，远远超过了参赛者的平均年龄。赛前除了刻苦的准备外，更是受到很大的压力：他无时无刻不被提醒，赢得比赛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国家荣誉、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荣誉。但是，比赛是十分诡异的事情，这次的第二名很可能会比上届的第一名还强；常常会是某一次比赛集中了许多的“上马”，而另外一次比赛则又全是“中马”和“下马”。所以，笼统地说拿了某某金奖，往往说明不了什么。1935年在华沙举办的比赛就是一次全“上马”的比赛，其中就有当时在欧洲很走红、曾有许多高人（包括乔治·安奈斯库）指点过的法国女神童姬奈塔·奈维欧（GinettaNeveu，1919—1949）。一边是一个成熟的小提琴家，到二十七岁才第一次在国际音乐活动中露面；另一边是一个十五岁的魅力四射的法国“女神”。这形势显然对处于高压之下的奥伊斯特拉赫雪上加霜。结果不意外，奈维欧获得了第一名，奥伊斯特拉赫屈居第二。从奈维欧此后的表现来看，她获得第一也是过硬的，她的确成了三四十年代世界小提琴的明星8。奥伊斯特拉赫虽然没有摘得桂冠，但毕竟获得了国际荣誉，他的琴技在欧洲有了展示的机会。
两年后，奥伊斯特拉赫终于在1937年布鲁塞尔举办的国际大赛中获得了金牌。让他特别难忘的是，这一次在布鲁塞尔他终于聆听到了鼎鼎大名的克莱斯勒的小提琴演奏。在这次归国途中，他在柏林举办了音乐会。1937年的德国，已经是纳粹疯狂的年代，所有犹太作曲家的作品一律不准演奏；然而奥伊斯特拉赫凭他的正气和勇气，偏偏就演奏了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煞了一下纳粹的威风。
1937年起斯大林开始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大批党政军高官被成批成批地拘捕处死；清洗也波及到了文化界。在奥伊斯特拉赫一家居住的大楼里，住着许多文化界名人，这些邻居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克格勃逮捕人还总是安排在深更半夜或凌晨，好像故意要起到敲山震虎的威力似的，那恐怖的敲门声每次都让整楼的居住者提心吊胆，夜不能眠；几乎人人都准备着随时会被抓走。中国有句老话，叫作“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心惊”。但只要是经历过斯大林肃反的人，大概是不会认同这句老话的。几个月下来，那幢楼里最后居然仅仅只剩下了奥伊斯特拉赫一家。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他加入了苏共。
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党员，他也没有少得到党的“帮助和呵护”；批判肖斯塔科维奇时，也没有忘记帮助（批判）“奥伊斯特拉赫同志的资产阶级倾向”；他不得不常常深入工厂、部队、老人院去接受“无产阶级”的检验；更多的是，他常常被召入克里姆林宫为领导人演奏，但多数情况下领导人却往往并没有到场，听众不过就是一些克里姆林宫的工作人员而已。说到底，要批判你，就是要让你服服帖帖，老老实实。
1953年，斯大林逝世。爱伦堡的历史性文章《解冻》也许象征了苏联文艺界的初步开放。奥伊斯特拉赫终于可以经常去欧洲举办音乐会，他的琴声征服了欧洲的音乐界，他几乎成了仅次于海菲茨的“小提琴之王”。特别是美国小提琴大师梅纽因（YehudiMenuhin，1916—1999）对他分外赏识，与他成了莫逆之交。
在梅纽因的牵线下，1955年奥伊斯特拉赫首次到美国演出。由于他身上被挂着苏联党政的许多虚衔，包括苏共中央委员这样瞩目的衔头，美国音乐界的一些人对他还是有误解和敌意的。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中居然包括了同样来自乌克兰的犹太小提琴大师米尔施坦和埃尔曼。他们俩很不友好地故意在奥伊斯特拉赫的音乐会之前举办音乐会，把他的曲目演奏了一遍，弄得奥伊斯特拉赫到了纽约后不得不临时更换节目。他以他的琴声赢得了美国听众；也以他（如梅纽因所说的）“可爱的真诚”赢得了许多美国音乐同行们的认同。最权威的海菲茨开始也是抱有敌意的，但接触以后，才真正认识到：奥伊斯特拉赫根本不是什么苏共官僚，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音乐家和艺术家。
令人难忘的是1957年秋奥伊斯特拉赫对上海的访问，演出是在江宁路的美琪大戏院。这一票难得的演出自然轮不到我们高中生，更何况当时全家也笼罩在反右以后的阴影里，父母担心着“右派大学生”的哥哥随时会被遣送去劳动教养。在这种气氛下，听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一些好心的亲友也警告我：“都是那古典音乐害了你哥哥！”但父亲则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这种识时务的聪明话。我虽然没有能亲眼目睹奥伊斯特拉赫的风采，但上海电台没有辜负广大爱乐者的愿望，很快就播放了现场实况的录音。上海的爱乐者们是幸运的！
同海菲茨一样，奥伊斯特拉赫不是那种纯技术的小提琴“技匠”，他是一位真正的音乐家，他注重对作品的理解和诠释；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艺术生涯的后期，他对指挥会有浓厚的兴趣，并独具慧眼地欣赏马勒的作品。1962年他在莫斯科举办了他的首次指挥音乐会。
奥伊斯特拉赫也许是小提琴大师里唯一不迷信名琴的人。一次在伦敦演出完，国外的同行对他的琴感到了兴趣，结果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名琴。他认为，不是名琴也应该拉出好的音质来，这才是小提琴家应该追求的。
作曲家本身的形象往往不太重要，但小提琴演奏家的仪态和形象则太重要了。如果一位小提琴家在录音里听起来很完美，结果在音乐会上让我看到的却是一位猴腰熊背，手指像竹节子一样僵硬的“大师”，则无论如何是个遗憾。海菲茨、梅纽因和奥伊斯特拉赫则是完美的典范，不仅奏出了绝响的音乐，也有着和古典音乐相匹配的雍容华贵的仪态。我特别欣赏奥伊斯特拉赫优美的手指在一个个把位上跳动，真是美的享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曾经特地赶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去听奥伊斯特拉赫一位高足的音乐会。那琴声倒真有点他老师奥氏的韵味，可他僵直的手指和难看的“吃相”让我大倒胃口。从此只听此公的录音，再也没有看过此公的录像。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苏联就有许多艺术家和音乐家利用出国的机会留在了西方发展。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仅仅是个人艺术道路的一个选择而已，根本不足以上纲到投敌叛变之类的大帽子。但在当时，当局恰恰就是那样处理问题的。奥伊斯特拉赫出国机会很多，国外的邀请和挽留更是不在话下；但他总觉得自己是属于俄罗斯那块土地，他不能离开需要他的那块土地，他谢绝了很多机会；尽管留在西方他的发展会好得多。但对于那些留在了西方未归的老朋友，他也表示了理解，还保持了很亲密的关系。
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普维奇就是很好的例子。罗斯特罗普维奇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里斯·巴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坚定支持者，对他们在国内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常常是仗义执言，弄得当局很恼火。苏联文化部限制他出国。有一次，国外的演出已经是万事俱备，可偏偏在关键时刻罗斯特罗普维奇却“因病”不能出国。梅纽因打电话到他家里，知道他很健康。于是梅纽因就“索性跳过文化部那些混蛋”直接打电报给了勃列日涅夫，总算让罗斯特罗普维奇出了国。这件事情，实际上促成了罗斯特罗普维奇决定留在了西方。正如梅纽因所说，这其实是文化部那些愚蠢官僚所造成的。到头来反而往罗斯特罗普维奇头上扣一顶“叛逃”的大帽子。
下面一件事情，足以看出奥伊斯特拉赫人格的伟大。就在罗斯特罗普维奇拒绝回国后不久，奥伊斯特拉赫前往欧洲演出，他和老朋友在欧洲重逢。但他没有摆出官架子批评老朋友，而是说：“明天，在《真理报》上会登载一篇批判你的文章，他们用了我的署名，我向你表示歉意。”这样可爱的真诚，能不感动人吗？这次，在梅纽因的安排下，奥伊斯特拉赫在伦敦做了一次录音，由于没有事先和文化部打招呼，回国后被文化部“严厉批评”。
奥伊斯特拉赫一直被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当时的苏联外交部和文化部把他当成了摇钱树，为了捞取外汇可说是不择手段，安排他一次次出国演出；大量的演出外汇收入全被外交部和文化部鲸吞，他本人只拿到一点按国内标准微薄的出差补贴。作为一个诚实的党员，他从来不计较这些。领导部门还要求他为祖国再培养出“十个奥伊斯特拉赫”出来。这样日复一日地折腾，到1964年，在他五十六岁时就发作了一次心脏病，差点丢了命。等他恢复不久，各种任务又压了上来。他带着那颗时时有危险的心脏又奔波了十年。
1974年10月，他又来到了自己喜欢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在这里他如愿地同音乐厅管弦乐团完成了为期几天的勃拉姆斯作品的演出，其中还包括了他亲自指挥的节目。24日，在演出完回到下榻的旅店后不久，心脏病再次复发而撒手人寰。伦敦方面还在等待着他的演出，等到的却是噩耗。
奥伊斯特拉赫被安葬在莫斯科著名的新圣女公墓。这里长眠着许多文化英魂：果戈里、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契珂夫、乌兰诺娃等，也有政治家如赫鲁晓夫。在奥伊斯特拉赫去世后三十三年，罗斯特罗普维奇也按遗愿被葬回了俄罗斯，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里陪伴自己的挚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