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子的北部真的有个训练基地，真正的飞机常在头顶飞过。有一次坠毁了架飞机，但失望的是失控的飞机一头扎进了湖里。因为和战争联系的这一切，我们想象佩特不止是个当地恶棍，还是个纳粹，他的除草机就是架坦克。有时候我们从庇护着我们野营地的嘎啦苹果树上摘苹果袭击他。他曾经向我的母亲告状，结果是报销了我和南茜一次去海难的机会。
母亲常带南茜一起去海滩。不是去正对我家悬崖下方的那片水域，而是一处小一些的，得开车去，那里人少些，不太闹。事实上她同时教我俩游泳。南茜比我更无畏、不管不顾，这让我很生气。于是有一次我把她拖到了大浪下，骑着她的头。她两脚乱蹬，屏住呼吸，一下子就挣脱了。
“南茜是个小姑娘，”母亲批评说，“她是个小姑娘，你得当她是小妹妹。”
其实我就是那么做的。我可没觉得她比我弱。小一些，是的，但有时反而是优势。我们爬树的时候，她会像猴子一样挂在枝头，我就太重了。有次打架——我记不得我俩打架都是为什么了——她把我扭住她的手咬了一口，都出血了。那次我们被强制分开了，差不多一星期吧。不过我俩隔着窗户的怒视很快就变成了渴望和乞求，所以禁令也就取消了。
冬天的时候我们被允许在整个园子里疯，用雪筑起城堡，装饰上柴木，贮备足雪球弹药，随时准备向经过的人开火。不过实际上几乎没什么人，这是条死胡同。最后我们不得不堆了个雪人作为战斗目标。
如果有大风雪，我们就得呆在家里了，在我的家里，我的母亲主持大局。如果父亲正巧头疼在家卧床休息，我们就得安安静静的。母亲会给我们读故事。我记得，有《爱丽丝漫游仙境》。当爱丽丝喝了药水变得好大好大卡在了兔子洞口的时候，我们都好伤心。
有性游戏吗？你也许会好奇吧。是的，我们也有。我记得我们，在一个异常炎热的日子，躲在一个支起的帐篷里——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就在小屋的后面。我们匍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探索对方。帐篷散发着一种婴儿般的情欲气息，就像我们脱下的内衣。我们在对方的身体上试探，兴奋地（不过仅一小会儿）拥抱，全身热汗淋漓，心痒难耐，很快又羞愧无比。当从帐篷里爬出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比平时更加分离，仿佛彼此有种奇怪的疲惫。我不记得同样的事同样的结果是否还曾再次发生，不过如果是真的我并不奇怪。
我不能像回忆南茜母亲那样清晰地记起南茜的脸。我想她们的肤色是，或者等南茜长大了会是，基本差不多。南茜头发很美，原本是棕色的，太阳晒多了就淡了。皮肤是玫瑰色的，有点偏红。是的，我看见了她红色的面颊，仿佛刚刚蜡笔染过。那也是因为在室外太阳下待得太久了，还有那么意志坚定的能量。
但是这样两小无猜的快乐时光却因为一次意外事件戛然而止。在地下室里，南茜用红色的颜料也把自己半边脸涂上了色，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个举动深深地刺痛了“我”心灵深处最脆弱敏感的地方。由此，两位母亲之间彼此压抑已久的憎恶也一触即发，不可收场。
地下室里还有一张旧木头餐柜，上面摆着几瓶几乎干透的颜料和清漆，一堆笔头都僵硬了的画刷，搅拌棒，还有一些试过颜色动过笔的画板。少部分瓶盖盖得很紧，我们花了点劲儿才撬开，发现里面还有些颜料能搅动，稠稠的。于是又徒劳无功地费了好多时间，想把画刷插到颜料中润湿再掷向餐柜的木板。不过，后来我们发现中间有一瓶是松节油，这样干起来就好多了。现在画刷能用了，我们开始画了。我能读和拼写一些单词，母亲教的，南茜也会一些，她已经二年级毕业了。
“等我写完了再看。”我对她说，把她稍稍推到了一边。我想到了要写的。她正自个儿忙着，把画笔在一罐红色的颜料中搅来搅去。
我写下了“纳粹在此商品中。”
“现在看吧。”我说。
她背对我，不过画笔对着自己挥动。
她说：“我正忙。”
她转过来面对我的时候，脸上大面积地抹满了红色颜料。
“现在我看起来和你一样了，”她说，把画笔一直顺着脖子涂下去。“现在我看起来和你一样了。”她听起来非常兴奋，我想她在嘲笑我，但事实上，她的声音洋溢着满足，仿佛这是她一生的渴望。
现在我必须努力解释接下来几分钟发生的事了。
在第一时间，我觉得她看上去很恐怖。
我不相信自己脸上哪块地方是红的。事实上也不是。有颜色的那一半不过是普通的桑葚色的胎记，而且，我相信我也说过，年纪大了以后它就多少褪色了。
但这不是我心里认为的。我相信我的胎记是柔和的棕色，就像老鼠的毛色。
我的母亲还不至于那么傻，那么极端，以至于把家里所有的镜子都禁止。但是镜子可以悬挂得很高让一个小孩子根本看不到自己。浴室里就是那样的。唯一可以让我看见自己印象的镜子挂在前厅，白天光线很暗，晚上照明不足。一定就是在那里我才会以为自己半边脸是这种暗的柔色，仿佛毛茸茸的阴影。
正因为我习惯了这样的想法，南茜的涂抹才显得如此侮辱，多么邪恶的玩笑。我尽全力把她推向餐柜，扔下她，跑上了楼梯。我想我跑着想去找面镜子，或者找个人可以告诉我她错了。一旦我确定她错了，我就可以咬碎钢牙一味地恨她。我会惩罚她。那会儿我还没时间去细想究竟如何惩罚。
我冲过小屋——南茜母亲不见人影，尽管是星期六——我于是重重地摔上纱窗门。我跑上沙砾地，跑上卵石路，路的两边长着健壮的剑兰丛。我看见母亲正坐在我家后廊读书。她从藤椅上站起来。
“不是红的，”我大喊，愤怒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不是红的。”母亲一脸惊恐地走下台阶，一时间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随后南茜跟着我跑出了小屋，错愕的，带着她颜色刺目的脸。
母亲明白了。
“你这下流的小畜生，”她朝南茜大骂，我从来没听过她那样的声音。刺耳的，疯狂的，颤抖的声音。
“别靠近我们。你真是大胆。你是个坏透了的女孩。你不是个体面人，一点善心都没有。你有吗？你从来就没有被教过——”
南茜母亲走出了小屋，眼睛上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她手里拿着块毛巾。
“哇呀我还不能在这儿洗头发了——”
我的母亲也朝她尖叫。
“你怎么敢在我儿子和我面前那样说话——”
“得了吧，”南茜母亲立马说。“就为了听你吵得头都掉了——”
母亲深吸了一口气。
“我——没有——吵得——头——都掉了。我只想告诉你，你冷酷的女儿在我们家再也不受欢迎了。她是个凶残邪恶的小孩，嘲弄我可怜无助的儿子。你从来就没有教过她任何东西，任何礼貌，我带她一起去海滩她甚至都不会谢谢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请和谢谢，不奇怪，有这么个裹着睡袍到处招摇的母亲——”
这一切从母亲的口中冲出像一股汹涌的洪流，愤怒、痛苦、荒诞，似乎将永不停歇。尽管那时我已经扯着她的裙子说：“不要，不要。”
事情接下来变得愈发糟糕。眼泪涌出来，吞没了声音，母亲哽噎着浑身颤抖。
南茜母亲将眼睛上的湿头发摞到一边，站着冷眼看着。
“我告诉你，”她说，“你就这么吵吧，他们会把你送到疯人院的。你的丈夫恨你，你的儿子半边脸稀巴烂，关我什么事？”
母亲双手捂着脸。她哭喊道，“哦，哦，”仿佛痛苦正在吞噬她。当时帮我家干活的女人——维尔玛——也赶到后廊，说，“夫人。坚强点，夫人。”然后她提高了声音对南茜母亲骂道。
“够了。回你屋子去。快走。”
“哦，我会的。别担心，我会的。你以为你是谁，可以命令我？给一个和钟楼蝙蝠住在一起的老女巫工作真不错啊？”她旋即转向南茜。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怎样才能把你弄干净？”
随后她又提高了声音以确定我能听见。
“他真恶心。看他赖在他老妈身边的样子。你再也不准和他一起玩了。老女人的小鬼。”
一边是维尔玛，一边是我，我们试图让母亲回到屋里。她已停止了嚎哭。母亲理了理自己，对着远处的小屋，声音异常兴奋：
“把我的园艺剪拿过来，可以吗，维尔玛？我在园子里正好修剪一下剑兰。它们有些都完全枯了。”
然而当母亲完工的时候，剑兰全都倒在了小路上，没有一株立着，无论枯的还是开花的。
事情发生后，南茜一家很快地搬走了，随后“我”也被母亲送进了男子学校。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但是伤痕却永远留在了“我”心里。
父亲葬礼的第二天，母亲出乎意料地请我带她出去吃（当然了，其实是她带我出去吃），那间餐厅离河岸有几英里远，她希望在那儿没人会认出我们。
“我只是觉得自己一辈子都被关在了那所房子里，”她说，“想透口气。”
在餐厅，她谨慎地四下打量，然后郑重宣布自己一个人都不认识。
“愿意陪我喝一杯吗？”
我们这么大老远开车过来就是为了她能在公共场合喝一杯？
酒来了，菜点好了，她说：“有些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
这话也许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不想听到的了。你将要知道的极有可能会很沉重，也暗示必须要有其他人来帮助承受负担，然后，你就可以觉得轻松点儿了。
“我父亲不是我的生父？”我说，“真棒。”
“别傻了。还记得你的小朋友南茜吗？”
我真不记得了。想了片刻，然后我说：“很模糊。”
这回我和母亲的谈话得慎而又慎了。我必须表现得轻松，开玩笑，不当真，无动于衷。她的声音和面容潜藏着悲哀。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不幸，但她给我讲的故事里总有许多无辜受伤的人，许多暴行，我确信自己将会，至少是相对，带着一颗比较沉重的心回到朋友中间，回到自己幸运的人生。
我不愿意合作。母亲所需要的，很可能不过只是一点同情的表示，或者洒几滴泪。我才不会给呢。她是个小题大做的女人，一点都没有因为年纪变大而心肠变硬。但是我回避她，就像回避某种危险，喋喋不休的凄凉，仿佛带传染性的毒菌。我尤其回避提及自己的伤痕。我觉得那正是她所珍视的——我就是没法摆脱那束缚，不得不承认，它从子宫时期就把我和她系在了一起。
“如果你在家呆久一点，或许就已经知道了，”母亲说，“但它就发生在我们送你去学校之前。”
南茜和母亲搬去了我父亲的一处公寓，在广场边上。在那里，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南茜母亲发现女儿，在浴室，用一片刮胡刀划伤了脸颊。血滴落在地板上，水槽里，南茜的身上，到处都是。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决心，也没有发出一丁点痛苦的声音。
我的母亲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我只能猜想它已经成为了小镇的一个话题，本应缄口不言的，但实在太血淋淋了——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让人忍不住刨根问底。
南茜母亲用一块毛巾裹住南茜，想办法送她去了医院。那时候还没有救护车。她很可能就站在广场上挥手拦车。为什么没给我父亲打电话呢？无论如何——她没有。伤口并不深，虽然溅得到处都是，血其实流得不算多——没有割到主动脉。南茜母亲自始至终都在痛骂南茜，问她是不是脑子坏了。
“摊上你我可真倒霉，”她不停地说，“一个像你这样的小孩。”
“当时如果有社工的话，”母亲说，“毫无疑问那可怜的小东西会被儿童保护组织监护起来。”
“就在同一边脸颊，”她说，“和你一样。”
我努力保持沉默，假装听不懂她的话。但我必须得说点什么。
“油彩覆盖了她整个脸。”我说。
“是的。不过她这次做得更仔细了，只划伤了一半的脸颊，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像你。”
这一次我控制住了没出声。
“如果她是个男孩也许会好些。但是对一个女孩来说多么可怕啊。”
“整形手术现在可以做得很好。”
“哦，也许吧。”
过了一会儿，母亲说：“这么深的感情。只有孩子才有。”
“他们会忘掉的。”
她说她不知道她们后来怎样了，孩子或母亲。她说她很高兴我从来没问过她，因为她不愿让我知道这么可怕的事，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不知道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我不得不说母亲垂垂老矣的时候完全改变了，既下流又异想天开。她坚称父亲是个超一流的爱人而自己是个“可爱的坏女孩”。她宣布我本该娶“那个划伤了自己脸的女孩”，因为反正我们谁都没什么可向对方夸耀做得漂亮的——我们彼此，她笑话说，都会和对方一样糟糕。
我同意。我当时非常爱她。
“我”不愿意去触碰南茜的记忆，因此当母亲多年后告诉了“我”真相时，“我”显得冷酷而无动于衷。但是最终，“我”暗自承认了对于南茜深埋于心的情感，那份超越时空的爱恋。而后一次意外的蜇伤让“我”不得已在医院住了一夜，在梦境中，“我”遇见了一个女人并和她对诗，可是有一句诗歌却让“我”陷入了长久的迷惑：“‘没有人会为你长久悲伤，为你祈祷，为你想念，你的位子空空如也——’”
但在随后的秋天，当我准备把一些旧书捐赠给慈善商店的时候，一张棕黄色的纸掉了出来，上面有铅笔写的诗句。不是母亲的笔迹，我也不觉得它们会是父亲的。那么，是谁的？无论如何，最后抄着作者的名字。怀特·德·拉·玛尔。没有诗名。不是我所知道的作家。但我一定在什么时候见过这首诗，也许不在这张纸上，也许在什么课本里。我一定把这些句子深埋在了心中某个温暖的房间里。为什么呢？就为了有一天我会被它们嘲讽，或者被某个意志坚定的小女孩的幻影嘲讽？在梦里？
没有悲伤
是时间无法治愈；
没有失败，背叛，
是不能修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