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屏
2013年秋，欣闻加拿大短篇小说作家艾丽丝·门罗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久，我拿到了爱徒周怡关于艾丽丝·门罗研究的书稿。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于是愉快地接受了代为作序的请求。
也许，周怡是目前国内艾丽丝·门罗研究最为成熟的学者之一。她的博士论文《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的加拿大性研究》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篇关于门罗研究的博士论文。在门罗获诺奖之前，国内门罗研究颇为冷门，资料匮乏，少量发表的研究论文大多集中于门罗早期的两三部作品，且局限于女性主义和叙事学两个视角，而周怡能不媚时俗，甘于寂寞，潜心治学，以严谨朴素的学风在“冷门”的课题中发现“热点”，完成突破与创新。不仅如此，她已连续在《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关于艾丽丝·门罗短篇小说艺术的论文，且研究视角颇有特色，论证细腻严密，确实让我很是欣赏。《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一书是周怡独立撰写的首部学术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有关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艾丽丝·门罗研究的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年末虽杂事缠身，但每每端坐于书桌前仔细阅读书稿，作者本人的缜密构思和真知灼见难免让我感到眼前一亮。通读全文，感想颇多，不妨借此序对该书的主要内容和创新之处加以总结，权当对本书的推介。
艾丽丝·门罗是当之无愧的“当代短篇小说大师”，共著有14部短篇小说集。除了诺贝尔文学奖，2009年门罗还曾获曼氏布克国际文学奖，以及三次加拿大总督文学奖，两次加拿大吉勒文学奖，两次英联邦作家奖，以及美国国家书评人奖等各类重大奖项。门罗常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位候选人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就曾盛赞门罗的短篇作品“具有其他作家长篇作品的深度”。门罗的短篇小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作家对于时间的精妙处理使其总能在有限的叙述空间中展现出复杂的生命体验。有趣的是，在门罗众多短篇集中，《女孩与女人的生活》与《乞女》两部作品在出版之初曾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做过商业宣传，但目前评论界公认的是，即便在这两部作品中，门罗的创作还是更接近于短篇，虽然拥有相关联的人物，但是书中每一章节彼此依然相对独立。门罗本人在访谈中曾多次表达她对于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偏爱，与此同时，很多评论家也注意到了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往往在新西兰（譬如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加拿大这类新兴英语国家中更为流行。
艾丽丝·门罗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作家。她近6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见证了加拿大文学从雏形到成熟，从默默无闻到被世界文坛接受与认可的历程。无论是其第一部《快乐影子之舞》，还是其新作《美好生活》，门罗的每一部作品都弥散着强烈的地域意识和历史关怀，也代表了加拿大文学强调民族文学身份的意识传统。今年6月，门罗刚刚在加拿大国内以新作《美好生活》第二次赢得崔林文学大奖。崔林文学奖是安大略地区最高等级的文学奖项，受到安大略政府资助，旨在鼓励与资助弘扬安大略文化与传统的优秀文学作品。今年在宣布颁奖理由时，评审团这样评价她的创作：“门罗被认为是加拿大文坛最重要的作家的确实至名归，人们只要翻开《美好人生》就难以释手。”而在崔林文学奖的颁奖晚会上，门罗本人在致谢辞中也特别强调了其作为加拿大作家的文化身份，并对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充满了自豪感。如今，门罗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加拿大文学必然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肯定。
艾丽丝·门罗也是诺奖历史上第13位女性获奖者。门罗虽然从未宣称过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但不可否认，她的作品大都采用了女性的视角，表达了与众不同的女性艺术家的成长经验。除了本书提到的《男孩与女孩》一文是对著名的女性主义檄文《第二性》的回应，即“一个人不是生而就是女人，而是变成了一个女人”，门罗其他的很多作品，也都带有明显的女性主义哲学思辨。例如，门罗的另一个名篇《办公室》，也可以视为作者对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致敬。伍尔芙在其著名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如此呐喊：“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而《办公室》所表现的就是女性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那种既没有物质的空间，也没有精神的空间的窘状。在门罗开始创作的20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女性在加拿大还是凤毛麟角，因此她本人也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对于女性从事艺术创作所施加的种种压力与歧视。同时，“作家”身份与“母亲”身份之间的文化冲突与矛盾也长期困扰着门罗，这些都可以在《孩子留下》《我母亲的梦》等作品中窥见一二。但最终门罗以自己对于写作的坚持，超越了时代对于女性的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门罗在文学上获得的成就，对于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是极大的鼓励。
应该说，《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的第六章是全书最大的亮点，其创新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周怡以“三个标签”，即“短篇小说作家”、“加拿大作家”，以及“女性作家”的三个不同的文化身份角度，分别论述门罗的艺术成就。三个角度彼此映照，相互补充，颇有特色，使本书具有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视角。而对于前五章的处理，周怡考虑到了目前国内对于门罗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采取了作家生平介绍、短篇小说欣赏和文学理论探讨相结合的通俗易懂的传统研究模式，以便使广大读者均能受益。值得赞赏的是，周怡在每一章节都能保持强烈的问题意识，即便是在介绍作家生平传略的部分，她也能做到对素材有主题、有重点地加以选择与布局。例如，在全书的第一章中，周怡强调了门罗安大略小镇的文化背景，以及作家亲身经历的对于性别的传统社会期待，这些都在随后的作品评介，即《男孩与女孩》的节选欣赏与评论中得到了呼应。而第二章则突出了门罗在创作初期“作家身份”与“女性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张力，《乞女》的文本选择与分析也是围绕了这一主题。第三章敏锐地抓住了重返安大略后的门罗与发展中的加拿大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选择的短篇小说《钱德利家族和弗莱明家族》则以“加拿大文学中的地理想象”为焦点，而这正是门罗作品对于“加拿大性”的艺术性建构。第四章全面考察了创作盛年时期的门罗。她的作品最终能在世界文坛确立文名，很大程度确实得益于她在短篇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复杂而又深刻的哲学思辨。周怡所选择的《好女人的爱》也是用心良苦，从加拿大的宗教和受害者心理来分析文本中含混的伦理观，可谓相当精彩。第五章在叙述门罗从2005年至今的创作生活时对于门罗的艺术成就，同时进行了总结性归纳。她选择了同一阶段的名篇《脸》并从艺术与空间文化的角度对作品进行了相当细腻的解读。
周怡在这部专著成书过程中，十分注重与学界的交流。2012年，在获得了加拿大外交与国际贸易部“加拿大研究专项奖”资助后，周怡曾专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康卡地亚大学、多伦多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卡尔加里大学、阿尔伯塔大学，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多校访学，并与多位门罗研究专家、加拿大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以及当今最前沿的文学理论专家交流座谈。她在本书中的观点也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认可。同时，周怡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的会议，不仅开阔了本人的研究视域，而且使其专著提出的观点更具说服力。
我以为，《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确实是一部颇有学术水平和理论价值的学术著作。它的出版为国内的门罗研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对从事英语文学、加拿大文学和短篇小说研究的专业人员和高校师生来说，本书将会是一部开卷有益的参考书。我希望作者再接再厉，笔耕不辍，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更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在学术上取得更大成就。
2013年12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李维屏，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英语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