弼时盛业追皋宜，匡夏殊勋懋管萧。
——袁世凯
赵秉钧（1859—1914）是赵泰来的曾祖父，河南汝州人。家中排行老大，赵居百家姓之首，秉国之钧自然也是首屈一指了。他出身贫寒，很小就成了孤儿。由书童而成大人物在民国只有两个，除了他便是那位复辟帝制的辫帅张勋了。
19岁的赵秉钧秀才未中，青年时便投入左宗棠的楚军远戍新疆，袁世凯随族叔袁保恒进京前也曾短暂效力于左宗棠部，两人虽未相识倒也有些职缘。后来赵秉钧通过捐纳（即花钱买官位）由西北边疆来到直隶袁世凯的地盘上混。袁世凯在小站练新军，赵秉钧便随习军政，专攻侦查、警察两门，与袁世凯遂生渊源；加之他在巡防营时，镇压京津一带义和团运动有功，颇为袁世凯赏识。在左宗棠部楚军任将领的赵秉钧。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肆意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皇城根的子民们饱受洋鬼子的蹂躏侮辱。八国联军息兵后，根据《辛丑条约》占驻天津，就不让中国驻兵了。长此以往，作为北京的重要门户，天津将失去戍卫首都的能力。袁世凯不甘心向洋人示弱，于是耍了一个花招，驻兵不行我驻巡警替你们维护社会治安总可以吧？于是中国近代第一支警察队伍便建立起来了。袁世凯把1500名新军交给了赵秉钧，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赵秉钧不负重托，用三个月的时间进行短期警察训练，就带着这支队伍开进了天津城。
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清楚“警察”是什么东西。几千年来，这个古老帝国的百姓更为熟悉的，是那些挎着腰刀、拎着铁链，四处呵斥抓人的“捕快”。这群被称为“警察”，身着黑色制服的年轻士兵，一方面承担起军事戒备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开始负责起“全市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等公共事务。这支有着拘留所、备差所、军乐队等一整套完备机构的警察队伍，以“为服务与管理群众而设，以防患于未然、排解纠纷而作”为宗旨，要求他们的警员“必须性情温和、朴实、举止端方、做事严正、保卫民众、不得索谢”。这些机构、制度和规矩的创立，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属先进文明，而赵秉钧则为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的创始人。
仅用了半年时间，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天津也被洋人描述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因为社会的实际需求和权力与舆论的推动，由赵秉钧一手创建的现代警察制度，在中国各个省份逐步推广，并显现出惊人的生命力。
当年常驻中国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曾亲眼看到，在天津的大街上，警察居然帮助一个推粪车的老汉，将翻倒的车子扶了起来。一个德国兵驾驶的马车堵塞了交通，却又不服从指挥，警察便吹起警哨把他抓起来押进了拘留所。等等事例，不胜枚举。莫理循在报道中不由感叹道：“在过去的大清帝国里，你能想象这种事吗？”
1905年底，巡警部改民政部时官员于民政司前合影。前排右起为巡警部右参议吴迁、右侍郎赵秉钧、兼署巡警部尚书那桐、尚书徐世昌、左侍郎毓朗、尚书耆善。
如果历史能停滞在这一刻，不再前行，那么赵秉钧作为中国警察制度的创始人，他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的这些贡献，理应青史留名。然而另一起著名的刺杀案，把时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推向了历史的另一端。至于这段历史的真相如何，至今还是扑朔迷离，史家为此穷百年之功仍未澄清。
辛亥革命发生后，清廷被迫启用袁世凯出来组建战时内阁，袁一上台，便将赵秉钧擢拔为民政部大臣。当其时，清廷依仗北洋军阀的强大军力，与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对峙。清廷不退位，民国无法诞生。这时的赵秉钧与邮传部大臣梁士诒、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等人，合力上演了一出精彩的逼宫戏。他们天天上朝逼迫隆裕太后和溥仪这对孤儿寡母下诏退位。梁、徐二人扮白脸，从旁利诱，赵秉钧则唱红脸，加以威逼。1912年1月19日，在清廷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赵秉钧公然向孤儿寡母摊牌，奏请“人心已去，君王专制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在座的王公大臣默不做声，少年亲贵们则誓死反对，让毫无主见的隆裕太后不知所措。赵秉钧见状猛然起身大声吼道：“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至今都议不出个所以然来，内阁只得引咎辞职！”说罢满脸怒容拔腿便走，吓得隆裕太后面无人色。
1912年2月3日，清廷不得不授权袁世凯以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12日清帝下诏退位。袁世凯两头借势，以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催命内逼清廷，以清廷退位外诱孙、黄，结果大获成功，顺理成章地摇身一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过去史书上把这段历史说成是袁世凯借革命党之力轻而易举地摘取了辛亥革命的桃子，是为“窃国大盗”。随着各种史料的解密，重新解读这段历史，重新评价袁世凯在推翻两千多年帝制，创建中华民国功过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1913年1月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的势力发展迅猛。在2月上旬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成了两院的第一大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计划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宋教仁是位阅历不深、襟怀坦荡、集侠气与天真于一身、捧肝胆以待人的新派人物，浑身散发着理想主义的书生意气。另一方面，宋教仁在政治斗争中锋芒毕露、得理不饶人、越权争位的举措，导致其因此被刺杀，史不绝书。
过去史书上一直这样描述宋教仁案：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以国会第一大党代总理的身份，应袁世凯邀请上京议事，在上海车站准备登车北上时，突遭歹徒枪击，身中三弹，经抢救无效于3月22日不治身亡。消息传开，举国震惊。透过当时的各大报纸，国民党把舆论导向直指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案发后三天抓到凶手武士英和线人应桂馨。动作之快，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在接下来的审讯过程中，又搜出了为民主共和献身的“渔夫”宋教仁。
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洪述祖当时任内务部秘书，是赵秉钧的前任唐绍仪荐任的）与应桂馨往来的函电密码本。一番顺藤摸瓜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刺宋案是赵秉钧一手策划的，洪述祖是经办人，应桂馨是中间线人，武士英是凶手。而赵秉钧的国务总理身份及发案时间，很容易让人把这件民国第一大案与枭雄袁世凯联系起来。于是，国民党立刻跟他闹翻了脸！尽管黄兴力主法律解决，但孙中山却高喊一定要武力讨伐并由此而引发了以失败而告终的“二次革命”。
袁世凯又惊又气，好不容易到手的江山，一下子变得难以收拾了。他心底的怒火无处可泄，就只好都宣泄到赵秉钧等人的头上！赵秉钧百口难辩，只好辞去总理之职，回到直隶（天津市）做都督去了。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在天津的都督府七孔流血暴卒于厕内。对于赵的死因说法颇多，一是在赵死之前，京城报端早有赵患病消息发布。二是市井中人，论人观史多好猎奇，因此都不希望赵秉钧死得这么寿考康宁，于是乎演绎出赵是被袁世凯买通厨师在赵最爱吃的葡萄里下毒灭口之说。最近，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贾鸿彬所著《陈其美》一书，对赵秉钧之死，又演绎出一个更具传奇色彩的版本。书中说到，袁世凯派了一名医生去到赵府，要赵服药。赵秉钧知其来意，就让来者把药留下，过后再服。医生掏出手枪顶在赵腹部，赵秉钧无计只好把毒药当场服下。
最近，有位叫张耀杰的历史学者出版了《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一书。他在书中摒弃党派之争，以史学家的敏锐，全面系统地梳理史料，用史实说话，解疑释惑，以全新的视角得出崭新的结论：谋杀宋教仁的凶手不是袁世凯、赵秉钧等人，而是他国民党内的亲密战友，历来胆大妄为，堪称当年上海洪帮老大级人物的陈其美（蒋介石恩师，陈果夫、陈立夫之二叔）！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都不能不承认这本书对重新解读辛亥革命史无疑是一个新收获。《悬案百年》中提到，身为国民党元老，当时就在宋教仁身旁为他送行的于右任先生，在宋案大白于天下的情况下，撰写刻在宋教仁墓碑上的悼文却这样写道：“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当国民党人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手下的总理大臣赵秉钧，如果真是袁氏一伙人所为，身为国民党人的于右任又有什么不敢直笔而怕被人杀戮的担忧呢？
时任民国总理大臣的赵秉钧。赵泰来说，小时候还见过曾祖母何箕龄，那时她已经90多岁了。关于曾祖父赵秉钧的死因，她是这样说的：当时袁世凯对在国会势力强大的国民党代表宋教仁既怕又恨，于是让国务总理赵秉钧和陆军总长段祺瑞来到总统府，并亲笔写下手令：“务必捉拿宋教仁。”赵秉钧遵照袁大总统的指令派了人去活捉宋教仁。结果在上海火车站现场有另一伙人突然冒出来，两伙人打了起来，互相开枪。在混乱中，也不知道哪一方的人开枪误杀了宋教仁。宋教仁被刺杀后，袁世凯大惊，他也弄不清宋教仁是被赵秉钧指使人谋杀了，还是被另外一些人寻仇灭了口，但无论如何，他亲笔写下的手令如果被公布于众，他都是百口莫辩，难脱罪责的。因此，他多次催促赵秉钧交回手令。但赵却一口咬定纸条在段祺瑞手上，他只是在袁的办公桌上看过，并没有拿去。回到家后他一直心事重重，于是就辞去国务总理的职务，装病不出庭，也不上班。何箕龄是香港大牧师何福堂的女儿，与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龄、香港大律师华人领袖何启是同父异母姐弟。当时赵秉钧的老婆全都不在了，就让何箕龄做了填房，并生育了赵泰来的爷爷赵福生和爷爷的姐姐。
至于赵秉钧之死，何箕龄是这样说的：有一天，袁世凯带着他朝鲜籍老婆到天津赵秉钧家里来探视。赵秉钧躺在床上装病，何箕龄对袁世凯说：“秉钧现在天天都要服中药，现正在煲药哩。”其实赵没病，煲的都是些补药。袁世凯进屋后对他的朝鲜老婆说：“男人说事，你到外面去吧。”又对何箕龄说：“秉钧身体不适，你还是陪着他吧。”然后讲了一些安慰的话，并再次追问手令的事，赵秉钧夫妇都很坚定地回答说确实没有那张纸条。而那个朝鲜女人出去后，来到厨房，打发正在煮药的女佣离开后，就揭开药盅盖，把事先准备好的砒霜倒进药罐里。袁世凯夫妇离开后，赵秉钧服了药，去上厕所时，突然倒地，七窍流血。临终前，他心中明白是袁世凯杀人灭口，但怕连累家人不敢声张。只嘱家人，“葬身陵麓，以近先帝”，并安排卫士护送何箕龄和赵泰来爷爷姐弟俩赶快离开天津躲避。何箕龄知道广东新会每月有一艘船开往新加坡，于是带着13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辗转来到广东，先在开平藏匿了两个多月，风声没那么紧了，才乘船逃到了新加坡。这期间，袁世凯在天津、九龙等地派人四处查找她们母子三人。
赵泰来说，小时候看见曾祖母走路一瘸一拐的，她说那是被袁世凯手下逼她交出那张写有手令的纸条，被他们用棍棒打瘸的。
赵秉钧死后，袁世凯假装痛惜，题“怆怀良佐”，又送挽联“弼时盛业追皋宜，匡夏殊勋懋管萧”，把赵秉钧比作古代贤相管仲、萧何。颁令照陆军上将例从优予恤，并派儿子袁克文参加在天津举行的赵秉钧追悼大会。一年后，袁世凯彻底撕掉拥护共和的假面具，圆了83天的皇帝梦。
遵照赵秉钧遗嘱，家人把他埋葬在距北京120公里的清西陵附近的梁格庄兴隆山南麓，将兴隆寺搬迁，寺庙外作为他的家祠，现仍有遗址。
赵秉钧为什么要选择清西陵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这里面有他的苦衷和心酸。清王朝定都北京后，从顺治起，历代皇陵都安放在唐山绥化县马兰峪清东陵。雍正帝却偏偏看中了永宁山下的风水，决定把自己的陵墓修建在西陵。乾隆帝非常崇拜自己的爷爷康熙，不愿意埋葬在西陵，但又担心他老爸一个人在西陵孤苦伶仃，于是下诏，命令今后的皇帝“昭穆次序，隔代埋葬”。到光绪帝驾崩时，陵墓还没来得及修造，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清帝退位，根据民国政府的续修协议和一帮遗老们的努力，直到1913年光绪在清西陵的崇陵才修建完工，而作为民国内务大臣的赵秉钧正是这项浩大工程的总指挥。这边厢刚刚把光绪的棺椁入殓，那边厢就轮到为自己下葬而择地建墓。似乎这位前清旧臣，这时才明白，当初替袁世凯尽忠卖命，带头威逼宣统退位，到头来却落得个如此下场，是多大的一个笑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