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5年唐会昌五年的秋天，以写“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宫词二首》其一而声誉鹊起的桂冠诗人张祜，从江苏丹阳寓地出发，一路车船劳顿，风尘仆仆，赶到安徽池州，去参加一次杜牧发起的青年人的，新锐的，然而也是寥落的诗人笔会。
此时，江河日下的唐代诗歌，也已到了一唱三叠，余音绕梁的尾声了。
至少在唐代，中国文学的命运和国家的盛衰是相通的，两者的走向趋势也是一致的。国家强大，文坛兴旺，反之，国势日蹙，文运也就衰微。在“安史之乱”以前，唐帝国统一宇内，四海归心，这时也是唐代文学最辉煌的日子。随后，进入九世纪以来，由于节度之战，朋党之争，甘露之变，宦官之祸，帝国便日益地陷入内忧外患之中，无法自拔，一直到民不聊生，导致黄巢暴动，最后走向灭亡为止。这一段如今称之为“晚唐”的中国文坛，实际已是强弩之末，比之盛唐的璀璨诗篇，珠玑文章，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了。
816年元和十一年，人称鬼才的诗人李贺，像一颗陨星，在天空发出炫目的光亮以后，迅即消失。才二十六岁的天才，突然夭折陨落，对唐代文坛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兆头，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坛巨星接二连三地逝去。819年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卒，824年长庆四年韩愈卒，831年太和五年元稹卒，842年会昌二年刘禹锡卒，843年会昌三年贾岛卒。很像秋末初冬，风吹霜打一样，树叶纷纷凋零，仅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了，一片萧条景象。这时候，唯一健在的，称得上扛鼎的文学前辈，也就只有白居易了。
不过，这次笔会，并没有邀请这位老一代的诗人参加，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文学这东西，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艺术追求，老爷子认为是好的，青年人未必赞同。同样，后来者的探索和实验，上了年纪的，有着光荣史的先行者，也许会不以为然。所以，杜牧免了这番客套；何况，白居易晚年的官做得很大，太子宾客，刑部尚书，可不是他谪居江州司马落魄那一阵了。如今，致仕以后，和那位能歌善舞的家伎樊素小姐，寓居在东都洛阳城履道里的一座大宅子里，是老太爷级的大人物，过着清雅悠闲的生活，加之身体状况欠佳，轻易也请不动大驾的了。
这次笔会是杜牧一手策划的。他是当时诗坛新一代的领衔人物，和李商隐基本上算是唐诗的压轴戏了。他既是很有名气的诗人，又是领俸禄的政府官员，这个时候他正好担任池州的刺史，也就是当地最高的行政长官。因此，他来操持这次笔会，多少是可以利用一些职权之便的，在州里的小招待所，吃啊住啊的，用个车什么的，总要看刺史的面子，适当少收点钱吧！而且，池州的山水风光，也很值得一看。他自己写过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清明》诗里，“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那个村子，就在他管辖的这个州范围之内。
相比之下，兴冲冲赶来参加笔会的张祜，相形见绌，不免有点逊色了。那时的文学个体户，可比不上今天那些文学大腕，连软卧也坐不起的，更甭说有自己的轿车，直接从江苏开到安徽去了。有点寒酸，有点凄惨，此人一辈子想当官，但总是不走官运，总是抑郁不得志；到死也只是个“处士”，是个“自嗟穷贱”的酸丁。杜牧所以特地把张祜从丹阳邀请来，自然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与声气比较相投的缘故了。
从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和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这些诗句看，当时四十出头年纪的杜牧，与年龄大约要大十来岁的张祜，大部分时间是在扬州度过的，是在放浪形骸的浮绮淫靡生活中，有了密切的来往。
而相投的主要方面，说到底，也就是当时年轻文人，比之前辈潇洒浪漫走得更远的纵情声色、寻欢作乐、浪漫轻靡、颓废放任的生活态度，以及在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放浪不羁，流于颓唐，甚至轻薄的文学倾向。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这种世纪末的苦闷，消极没落的思想情绪，是和整个时代无法克服的社会矛盾相联系着的，是元稹、白居易那个时代，也是更早的李白、杜甫那个时代所没有的。所以，沉溺声色之中，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消极摆脱。
唐代的扬州，是一个内外商贸口岸，街市繁华、店铺林立，巨富豪商，纷至沓来。同时，又是一个文化中心，词人墨客，酬唱应和，歌楼舞榭，仕女如云。所以，扬州自然也成了一个声色犬马的消费城市。这里还要提一下同时期的另一位诗人徐凝，他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也是有名的诗句。可以想象这些年轻诗人，在“二十四桥明月夜”里，“春风十里扬州路”上，是怎样的纸醉金迷，狎玩冶游了。
不过，这仅是末一代诗人的一个生活侧面，在那样一个动乱纷争、国无宁日的时代里，诗人的良知，还是继承唐诗“忧济在元元”的传统，杜牧的“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表现了他拯物济世、忧国忧民的抱负。他的诗、赋、古文，是晚唐最有成就的。而且，他还是一位有才干、有见解的政治家。由于他对晚唐的社会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屡持批判的态度，所以，在朝廷里，他是经常议政谈兵，慷慨陈词的。由于切中时弊而获罪权贵，他又不善逢迎，才被排挤出长安的。所以，生性耿介的他，在仕途上自然不会得意，流连风月场中，恐怕也是一种苦闷的宣泄吧现在这些诗人朋友，又聚齐在池州了。可以想象下船登岸的张祜，见到来码头迎接的杜牧，该是如何激动了。这对志同道合、相互倾慕的老友，该是怎样的雀跃和兴奋的晤面啊！毛泽东词云：“诗人兴会更无前”，凡写诗的人，感情较之常人特别充沛些。于是，以文会友的这次池州笔会，肯定是一次刺激灵感、活跃创作的相聚了。
好客的杜牧，自然要尽东道主之谊，款待与会的诗人。他是刺史，谅不难办到。池州虽然不是扬州，但长江的鱼虾，山林的野味，新酿的甘醇，却也有一番江南风味。教坊歌伎，梨园子弟，也并不弱于“歌吹是扬州”的水平。于是，“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的“宫词”，是席间少不了的余兴节目了。那时没有卡拉OK这种娱乐工具，否则，张祜自己也会拿起话筒唱他的“宫词”了。
在张祜之前不久，另一位唐代诗人王建约767耀约831后，也是写“宫词”的名家，有人誉为“宫词”的开山之祖。但评家认为王建的作品犹如一幅幅社会风俗画，较有史料参考价值。而张祜则偏重于感情、心理的刻画，更具艺术魅力。所以，他的“宫词”能够传入禁中，谱成曲子供宫女们演唱，借以抒发心声。这就好像现在歌星演唱的“金曲排行榜”榜首歌曲一样，是相当流行的。可见张祜此时的文学声名，并不比“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的前辈白居易逊色多少的。
也许，这是使极负盛名的文学前辈，总皱眉头的缘故吧文学的潮流，从来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涌来。李、杜的诗篇光焰万丈的时候，初唐的王、杨、卢、骆，就退出文坛的中心位置。等到元、白的唱和“自衣冠士子，闾阎下俚，至悉传讽之”的时候，李、杜也就觉得不新鲜了。同样，当杜牧、李商隐、张祜等走上文学舞台中央的时候，白居易老先生自然多少有过时之感了。正如一千年后的中国文坛一样，“各领风骚多少天，又有新人在头前”一样，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的，其实倒是文学发展的正常之道。
现在，很难悬拟白居易在洛阳履道里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的日子时，对于这帮青年诗人突然被文学舞台的灯光照亮，而自己却不免有一点点冷落，不知是怎么一个反应会不会为此气得胡子飞起来拍桌子会不会挑错找碴，冷嘲热讽来宣泄一番如真是缺乏风度，也没有什么，人嘛，有几个堪称得上是完人的呢？
据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皮日休的文字：《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祜》，及宋代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老先生对于张祜大概有些成见，总是不能释然于怀的。821耀824年（长庆年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诗名、政声、舆情、人望都正在如日中天的阶段。一心想猎取功名的张祜，曾经托门子，走关系，希望得到白居易的青睐，举荐自己到长安应进士试，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攀登龙门的唯一捷径。而京城应制主要是考诗赋，这一点，张祜有充分自信。若是乐天先生肯于推荐他，来一段优褒有加的评语，肯定是一言九鼎的了。
但是，他没想到，白居易的确写了推荐信，但荐举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个“二分无赖是扬州”的徐凝。这显然是白居易有意识的错误判断，存心要使张祜难堪的，他不会胡涂到连这两个人水平高低都分不出来。看来，他也免不掉前辈作家不大愿意后来居上的心胸狭隘的毛病，存心要压制这个具有实力的后起之秀罢了！文人，即或是很了不起的大家巨匠，也未必能完全克服人类自身的弱点，那就是嫉妒的天性。他也写过《上阳白发人》之类的作品，但其影响终究不敌张祜的“宫词”，无论如何不是一件让老先生高兴的事。嫉妒之火一旦燃烧起来，哪怕是长者，也会不管不顾，做出一些贻笑大方的臭事来的。
一位有声望的前辈，情不自禁地和青年人过不去，闹别扭，岂止这位白老先生呢？
“九华山前云遮寺，青弋江畔柳拂桥”，池州笔会期间，与会的诗人们自然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诗兴大发，游兴更浓。毛泽东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句，很可能源出杜牧在这次笔会后写的那首《登九峰楼寄张祜》的“千首诗轻万户侯”。九峰楼，一作九华楼，清《一统志》云：“在贵池县九华门上，唐建。”杜牧自然要请张祜登楼远眺的。也就在这座楼上，杜牧才了解他的这位朋友为什么总这样“坐愁身兀兀”的一生了。
这虽是过去快二十年的事情了，但张祜一提起来，仍然觉得白居易把自己置于徐凝之下，十分地没面子。其实，他哪里知道前辈独独对他不能容忍的底里呢？
那是826年宝历二年，张祜南游姑苏，这时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他去拜谒的时候，白居易戏称他的诗，“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为“问头”诗，而张祜也大模大样地跟白居易开玩笑，说他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为“目连经”。据《唐摭言》称，一时传为诗坛佳话。
但实际上，一位大牌人物，是不屑于与等而下之的人成为佳话中的主角的。张祜有其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一个后生小子，敢和前辈平起平坐，说短论长，毫无执弟子礼的谦谨，这本来失之张狂。加之，传扬开来，无形中抬高了张祜，也使老先生心中不快的。假如，张祜是个无大实力的作家，前辈也许不以为意，而对一个有可能成为自己潜在对手的人，文人的“嫉妒”，就不能不当回事了。张祜不经意间触怒了前辈，居然还指望他举荐上京考进士，不啻与虎谋皮，这位青年诗人也忒天真了一些。
假如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的话，也许，白老先生不至于这样面有愠色吧？
白居易身边，特别到了晚年，定居在洛阳以后，身边总有几个小女子围着的。而乐天先生，尤其对于那位樊素小姐，情有独钟，由此看，他也不是对谁都没有好声气的。他对那蛮子姑娘的和善慈爱之心，怜香惜玉之情，情志不贰之意，匡扶提携之诚，甚至到他垂危时，还为她的未来愁肠百结，真是令人很感动的。
明代大文人王世贞在《宛委余编》里，曾经奚落过这种老年作家的情爱心态：“若退之之桃柳，乐天之蛮素，虽见词章，酸士所获，宁堪上驷哉！”他世家子弟，当然看不上这些老作家说来也不免可怜兮兮的浪漫情怀。其实他哪里知道，绛桃、柳枝也好，小蛮、樊素也好，甚至跟着苏东坡走遍天涯海角的朝云也好，都曾给这些垂暮岁月里的老人，带来许多温馨和慰藉。
尽管，白居易为他弟弟白行简编文集的时候，把那篇性文学作品《大乐赋》给删掉了，但不等于他没有弗洛依德的“伊底帕斯”情结。古往今来，老先生们对于异性作家的垂青，对于同性作家的排斥，大致可以从性心理学上找到答案的。张祜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也是活该他倒霉了。
杜牧在那首《登九峰楼寄张祜》七律里，后四句这样写的：“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那是他获知张祜的遭遇后，对于白居易颇为不敬的微言了。目不见睫，不等于骂老先生有眼无珠嘛！
据皮日休文章，无独有偶的，是白居易的老朋友元稹，那位老作家也很看不上这位年轻的晚辈。认为张祜的诗，雕虫小技，有伤风教。这样大摇其头，话说到这种程度，就有点无限上纲了。现在也难辨别，这两位老诗人是谁影响了谁，一致对他不感兴趣，看来张祜也真是命运不济的了。
当然，也不尽如此，张祜在青年读者中，还是很叫座的。甚至一些持论公正的老作家，也对他刮目相看。有位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那是和白居易、刘禹锡一辈，经常唱和的诗人，他就十分赏识张祜，也为这位诗人的遭遇不平；他亲自写了奏章，让张祜拿着自己的作品诣京进献。结果，张祜也太不幸了，亲笔缮写所作诗三百篇，落在不喜欢他的元稹手里，给扣压下来，石沉大海，白费功夫了。
这两位老人也太不手下留情了。
所以，文坛本来应该形成这样一个前继后续的格局，先行者拓荒开路，后进者继往开来，有甘作人梯的前辈，有接续走上文坛的新人，如此共同努力，携手前进，人才辈出，后继有人，实现这样的良性循环，方能一代一代地逐步攀登更高的文学峰巅。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一个时期，一些文人，特别是有了一定文学地位以后的文坛宿将，往往不能忍受年轻一代的成长壮大，更不愿意别人光彩夺目，而自己暗然无光，难免生出一种不大喜欢新生事物的霸气。当然谁都明白，霸气者，银样镴枪头，不过是失去竞争能力以后的虚弱表现罢了。其实，白老先生，元老先生，宽容一点，宽厚一点，扶年轻人一把，岂不是功德无量的事吗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都是一千年前的中国文坛的往事了，已经成为历史的故纸堆里的陈谷子烂芝麻，在一千年后的当今的中国文坛上，我想：大概是不会再现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