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28日清晨，郊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银新乡盈北村发生了一起杀人案，3人受伤，其中1人喉管被割断，正在区医院抢救。”刑警大队立即组织得力干警开展了紧张的侦查工作，迅速查明了全部案情。
现年34岁的孟某于去年春天来银川闯荡，由于没有合适的工作，这个半老徐娘混迹于歌厅当了坐台小姐。有一天，孟某在歌厅结识了年轻、精干的泾源县芦草洼开发区某“乡干部”，彼此谈得投机，并互留了传呼机号，一来二去交上了朋友。感到有了靠山的孟某于秋天回了老家，动员丈夫高晓军携子共赴银川。他们筹款购买了一辆机动三轮摩托车，白天，男人在街上跑客运，晚上，女人在歌厅坐台，这对夫妻也算过了几天相安无事的日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孟某与那位“乡干部”的来往日益频繁，渐渐地高晓军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疑问，尤其是每到星期六孟某就整夜不归，这愈发使高晓军感到事情不妙。但是想到这位“乡干部”曾多次表示：“等你儿子长大了，我送他去当兵，复员后帮助他安排工作。”等等，为了孩子的前途，高晓军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今年6月下旬，高晓军以回老家做生意缺钱为由，通过孟某向这位“乡干部”借款1万元。7月15日，如期收到汇款的高晓军打来电话致谢时，才知道这位“乡干部”已经与孟某同居了。高晓军立即与孟某通话，要其携子回家，但被孟某以欠钱未还为由而拒绝。说话间学校即将开学，“乡干部”受孟某之托还亲自送孟某之子到北京，又将其送上北京至老家的火车。当这位孤零零北上的小学生盼望早日到家时，他的父亲高晓军却急匆匆西行直奔银川，他要为保全自己的家庭做最后的努力。然而，当他到家后却已是人去屋空，孟某早已不知去向了。
高晓军请老乡毛某某帮助找人，几经周折，这位“乡干部”与孟某才答应到毛某某家与高晓军商量解决家庭问题。经过一番交涉，最后，由孟某提议，这位“乡干部”执笔，起草了一份《协议书》，内容如下：孟某原借“乡干部”的1万元改为由孟某担保，高晓军借款；高晓军将此款拿出来，在“乡干部”提供的地方盖4间平房，3间给高晓军父子居住，留一间给“乡干部”和孟某共同居住；高晓军与孟某继续保持夫妻关系，但高不得干涉孟某与“乡干部”的共同生活。如果高晓军不答应上述条件，则孟某就与其立即离婚。这时，这位主管政法工作的“乡干部”早已把共产党员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忘得一干二净，把国家的法律扔到了九霄云外。这份离奇荒唐的《协议书》就这样问世了。内外交困的高晓军面对这份协议无能为力，只好含羞忍辱地签了字。
8月27日，签了协议但却见不到妻子的高晓军给那位“乡干部”打传呼，双方约定在火车站售票大厅门口见面。孟某见到高晓军就说：“他（指‘乡干部’）又改变主意了，你借他的钱不要了，让我们离婚。”高晓军气愤地对“乡干部”说：“你出尔反尔，还是个男子汉吗？我的家都被你拆散了。”“乡干部”说：“那好，你立即把钱还给我。”说完骑摩托车带着孟某扬长而去。
高晓军一夜气愤难平，但被老乡拦阻又难以脱身。28日清晨，乘老乡熟睡之机，他腰别尖刀，撸了出来，以那位“乡干部”的摩托车为目标，终于找到了孟某的新居。当他敲门并报出姓名后，那位“乡干部”慢条斯理地说：“等着，穿衣服呢。”闻听此言，高晓军怒从心头起，一脚踹开屋门，只见“乡干部”与孟某赤身裸体，高晓军不顾一切扑上前去，对准“乡干部”的前胸连捅数刀，然后转身跑出了门外。
误认为将“乡干部”杀死的高晓军慌不择路跑到一片玉米地里扔掉了刀子，脱下血衣、血裤，走了不远，越想越感到后怕，遂产生自杀念头。他看到前面有一堵砖墙，猛跑几步撞了过去，虽然连撞数下，撞得头破血流，却仍然不死，他翻墙进入一户养羊的人家，以找水喝为名，找到一把宰羊刀，当看到家里有个漂亮的小姑娘时，恶念一闪，竟图谋不轨，被房主发现后训斥，失去理智的高晓军恼怒地将这位无辜的中年男子捅了两刀。房主家的狗被激怒了，猛扑上去，这位中年男子和其女儿才得以脱身。之后，高晓军自感罪孽深重，躺在地上，对着自己的胸膛、脖子连砍数刀……
最先赶到现场的“110”民警立即将犯罪嫌疑人和受伤者送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并对现场进行了处置。在区医院医护人员的积极抢救下，疑犯及两名伤者均已脱离了危险。等待高晓军的必将是法律的庄严审判。然而此案也给我们留下了深思，那位“乡干部”虽然大难不死，但他那恶劣的品行必将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
（发表于2000年9月6日《银川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