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走近尾声，国际事务在动乱中逐渐平息下来，并且形成了全新的格局———欧洲的老牌殖民地国家和亚洲的日本都退出了国际舞台，而以苏联为首的崭新的政治力量则登上了国际舞台。与此同时，新的斗争方式———冷战也应运而生。
在美国内部防御委员会会议上，纳尔逊提出了这样的看法：“通过战争可以获得原材料、资源、劳动力和土地；除了我们世界上有两种力量渴望拥有这些财富———欧洲诸国家和苏联，中国则可以作为我们平衡这两种力量的工具。”
然而，纳尔逊独到的政治见解、出众的表现以及高调的行事风格却引起了华盛顿部分政客的反感。因为他们认为纳尔逊“完全超越了自己的限度”。在墨西哥的查普特佩克城堡召开的会议上，美国代表团确立起美洲大陆防御系统公约。在这个公约的防御体系中，美国将周边的邻国统统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此时，代表团内部存在的矛盾也初现端倪。
在内部争议平息之后，纳尔逊开始抛下“反法西斯同盟”的面具，变身成为华盛顿“冷战”策略的支持者。虽然这一迅速转变引起了许多政界人士的激烈反应，但是，在美国政府的操控下，纳尔逊依然被任命为半球联盟的负责人。事实上，拉美国家政府对纳尔逊的政策是很满意的。尽管华盛顿的大部分人都不对阿根廷政府表现出丝毫信心，可纳尔逊却带领着一群拉丁美洲的外交官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为了击败自己的反对者，纳尔逊提出了两点：一是坚决拥护查普特佩克协议中建立的新世界体制；二是同意阿根廷加入联合国。由于阿根廷的法西斯历史，美国政府并不想支持其参加联合国，但是罗斯福总统的决定已经不能阻止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步伐。据总统的助手查尔斯·尤斯蒂斯·博林回忆：“当时，罗斯福总统已经病得相当严重，甚至虚弱得拿不住一张电报。因为总统实行集权，所以他的反对者们并没有多大的力量。罗斯福的身体每况愈下，使得他在工作时不得不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助手与顾问，而这些人就会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是的，国务卿助理纳尔逊·洛克菲勒就是最活跃的一个。他改变了罗斯福总统拒绝阿根廷加入联合国的决议，公然无视雅尔塔会议上总统的发言，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不惜让美国政府背负出尔反尔的恶名。”
事实正是如此———纳尔逊又一次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自己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洛克菲勒家族庞大的经济实力。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前苏联摊牌时，雄心勃勃的纳尔逊已经暗中掌控了整个会议的局势。尽管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在辩论中反复引用罗斯福总统指责法西斯的决议并指出纳尔逊·洛克菲勒本人也曾经是支持这一决议的，但是阿根廷仍然以32票支持4票反对的绝对优势加入了联合国。
不过，纳尔逊等人操纵会议的行为也招致了公众与媒体的指责。一名记者勇敢地拆穿了阿根廷进入联合国的“内幕”———在美国国务卿斯特蒂纽斯和他的助手纳尔逊·洛克菲勒的精心策划下，阿根廷竟然成了“热爱和平、充满爱心的国家”。而公众也纷纷指责美国当局在世界会议上利用政治组织来获取选票的卑劣行径。此外，英国方面也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情绪，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认为：“一旦美国政府正在实行的外交模式形成世界性的规模，必将带来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务卿斯特蒂纽斯向反对派妥协了，暂时同意修改联合国宪章中的某些决议———“对战败国实行制裁”以及“没有取得安全会议的同意，区域性负责人及代理人无权开展大规模行动”等内容。这些内容无疑是对纳尔逊在拉美地区政治渗透、经济扩张策略的制约。
而纳尔逊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创建的“半球联盟”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回到旧金山后，他得知了自己的支持者———现任国务卿斯特蒂纽斯的职位即将被自己的反对者所接替。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洛克菲勒家族的血液却使得纳尔逊非但没有退让，反而主动发起了攻击———拉拢了范德伯格议员。而且，在旧金山的私人套房中，纳尔逊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联合国宪章修改的内容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门罗主义原则造成破坏。事实上，英法等欧洲国家都急切地盼望着宪章修改案的通过，以此削弱美洲联盟的势力。”范德伯格被说服了，他开始公开表示对纳尔逊的支持。
但是，由于各自利益冲突的关系，美国代表团中的大多数人依然站在反对洛克菲勒和范德伯格的立场上。纳尔逊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和猛烈的攻击，尤其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反对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因为杜勒斯不仅是共和党外交政策首席顾问，而且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常任董事会成员以及美孚石油公司的法律顾问。显然，他对洛克菲勒家族而言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杜勒斯十分精通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自我防御权，也明白美国政府希望保留足够的地区性防御权，包括有权干涉部分拉美国家的内乱。他认为，一旦美国政府在宪章中确认了这些权力，那么也就为前苏联在其东欧的邻国行使同等权力创造了契机。因此，杜勒斯一派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慎重行事，而纳尔逊和范德伯格则坚持主张美国的权利，进而导致代表团的内部冲突逐渐白热化。
美国代表团就这样在欧洲平衡与西半球平衡的取舍之间踌躇不定。显然，大多数人的考虑都认为美国应当暂时保留对拉美国家的权利以避免西亚、东欧地区陷入苏联之手，而纳尔逊则始终反对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退让给予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渗入的机会。在反复的斗争中，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查普特佩克协议和门罗主义作为特例被保留了下来，其他地域性联盟则均被终止，英国在拉美地区受到影响的利益则通过同盟国内部条约得到了解决。
纳尔逊坚持不懈的努力让他再一次取得了胜利。遗憾的是，他的政治前程却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此前，纳尔逊在白宫可谓如日中天，声望无人能及。然而，在旧金山会议之后，国务卿斯特蒂纽斯下台，随即再次引发了阿根廷问题，身为国务卿助理的纳尔逊也被迫离开了华盛顿。在自由主义团体和工会组织的愈演愈烈的攻击下，华盛顿当局毅然作出了通过免除纳尔逊的职务来缓解紧张局势的决定。尽管年轻的纳尔逊对总统宝座还怀着深深的渴望，但是一切都无法挽回他即将离开的局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步入政坛的纳尔逊清楚地认识到军事力量对全球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利益分配的决定性影响，于是他在洛克菲勒家族的理财哲学中加入了自己创新的部分———通过军事政策来夺取国际政治地位，再通过国际政治地位来取得经济发展上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家族财富的掌控者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不能从战略的高度在经济上、政治上维持家族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那么就注定难以取得持久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