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机深重、处于千古巨变的近代中国，地处南海之滨、得欧美风气之先的广东省，孕育和涌现出了不少爱国主义者，及多位从爱国者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改革家和民主革命家。廖仲恺与何香凝伉俪，就是其中两位杰出的爱国革命家。
廖仲恺于1877年4月23日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三藩市。其父亲廖竹宾给他取谱名恩煦，字夷白。三藩市因其所在地发现有金矿而被人们称为“金山”，故三藩市现又名旧金山。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是广东省归善县鸭仔埗乡窑前村（今广东惠州市惠城区陈江镇幸福村）人，早年在香港圣保罗书院读书，精通英文和汉语，毕业后便在香港汇丰银行任翻译等职。1871年（或次年），廖竹宾携全家前往美国旧金山市工作，负责处理汇丰银行在美国的商务，并于1875年出任该行旧金山分行的副经理。到廖仲恺出生时，廖竹宾已是颇有地位和富有的知名侨商。廖竹宾的妻子梁氏先后生有两子一女：子恩焘、仲恺（恩煦）和女静仪；其妾（娶于金山者）则生了遗腹子恩勋。所以，廖仲恺从小是在金山华侨上流社会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
廖仲恺的青少年时代，祖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不断加剧和社会新旧阶级开始搏斗的时期：古老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之侵略压迫下，正一步步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沦；当时的封建****社会已进入末期，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力量。由于腐朽的清王朝一味地媚外投降，中华民族饱受了外国列强之宰割与凌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民族危机之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各自开始了他们的改良活动和革命斗争。这种状况和情势，促使廖仲恺较早地萌发了爱国爱乡的救亡思想。
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家文化的熏陶，无疑为廖仲恺爱国思想的萌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廖仲恺的父亲廖竹宾是一位热爱祖国的海外赤子。他虽在美国旧金山市工作而远离家乡，但其生活方式却与国内的绅商无多大差异，仍保持着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他对于美国当局迫害广大华侨的行径，经常表达出极大义愤；他在教育子女方面主张以国学为先，常教导儿女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要爱自己的祖国和努力学好汉语。1885年廖仲恺8岁时，旧金山办起了第一所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华侨子弟学校。廖竹宾除让儿子每天上午入西校修读英文外，还要他下午到这所“国学专馆”攻读唐诗和古文。由于受到父亲平时爱国爱乡言行的影响，尤其是少年时代儒学教育的熏陶，廖仲恺从小就逐步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含义。他经过七八年的勤奋学习，于萌发爱国爱乡思想的同时，还在西学和国学两方面具备了一定功底。这为其日后思想与学业上的进一步长进，打下了良好基础。
旧金山广大华侨屡受美国政府及白人种族主义者排华迫害的悲惨境遇，是催生廖仲恺爱国主义思想的现实社会土壤。美国当局为了开发旧金山的金矿和修建加州的铁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疯狂地掠夺“华工”充当苦力。他们一方面在中国沿海各通商口岸设立所谓“契约华工”的招工所，施以甜言蜜语诱骗中国人出外谋生；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各口岸洋行派“经纪人”潜入内地各省，采用拐卖甚至暴力等手段，胁迫中国人“卖猪仔”出洋。到廖仲恺出生的前一年，美国加州有华侨16万人，其中居住在旧金山者约4万人。广大华侨对加州地区的繁荣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可美国当局却对背井离乡的华工恩将仇报，不断地掀起打击迫害华侨的阵阵恶浪。
旧金山一直是美国排华罪恶活动最猖獗的地区，廖仲恺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排华的腥风血雨中度过的。他自懂事时起，就不断地从父母口中得知许许多多关于华工惨遭迫害的事，稍长大后又听到美国白人辱骂华侨为“黄狗”，看见白人流氓焚毁华侨的房屋与商铺，并以铁棍、木棒等凶器袭击甚至杀害中国人。尤其12岁那年，他目睹了旧金山美国当局借口“唐人街污秽不洁”，派出大批警察以殴打、拘禁、驱逐等手段，逼令中国人迁往别处的情景。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这一桩桩排华的强盗野蛮行径，一次又一次地捶击着廖仲恺幼小的心房。他始而难过，继而憎恨，曾多次将点燃的鞭炮机智地甩往白人警察身上。廖仲恺在泄愤之余常常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会被外国人看不起和特别受白人欺侮？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从父母和亲朋的口中终于慢慢地懂得：广大侨胞之所以在旧金山备受凌辱，是因为祖国落后和积弱，怯懦腐败的清政府无力保护生活在异邦的炎黄子孙。这种刺激进一步催发了廖仲恺爱国爱乡的救亡思想——他从此在心中萌生出了长大后定要报效祖国、为振兴中华出力的憧憬。
1893年，正当廖仲恺在人生路上举步迈入青年时代之际，他家发生了一场不幸的变故：廖竹宾因积劳成疾突然病逝，16岁的廖仲恺失去了父亲，这使家庭生活缺失了重要支柱。当时，他那在清政府外交部当差的哥哥廖恩焘无心也无力顾家，而其本人又因年轻尚无法挑起家庭的重担，一家孤儿寡母因生活上失去了经济来源而日趋艰难。不久，廖仲恺的母亲因忧伤劳累过度也病倒了。为了将父亲的灵柩运回家乡安葬，及让母亲回到亲友身边养病，廖仲恺只好陪伴着母亲和妹妹静仪，登上了由旧金山开回香港的轮船；随着几声汽笛长鸣，他一家人告别了侨居地，结束了多年的异国生活。在归国途中，廖仲恺守护着父亲的灵柩，望着面容憔悴的母亲，忽然感到今后将要独立地探索人生道路，不禁心潮起伏和感慨万千！当船抵香港码头时，他看到英国警察无理殴打中国的搬运工人，心里感到愤愤不平；这更激发了其立志为拯救祖国出力，以帮助它争取独立并进而走向富强。
廖仲恺一家人平安返至故乡后，寄住在承继了廖家祖业的叔父廖志岗（也作竹岗，又名维杰，字紫珊）家里。谁知刚刚料理好父亲的丧事后几个月，仲恺的母亲梁氏又因病情加重，也离开了人世。他此后在生活上只有仰仗叔父。廖志岗是一位由科举之途进入洋务官衙的长者，曾任香港招商局总办和电报局总办等要职，在家乡颇著声望。对于年轻丧失双亲的侄儿一家人，他热心地给予应有的关照。在为廖仲恺选择人生的道路时，廖志岗面对当时清廷科举取士的现实，恪守祖辈们关于“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的习俗，期望并要求侄儿日后参加科考猎取功名，以便入仕为官而耀祖光宗。于是，廖仲恺在叔父的精心安排下，开始了他先后在家乡和香港求学的读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