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某报上有一条消息：上海某调查机构在中学生中进行了一次关于你喜欢什么职业的调查，排出了上海中学生最喜欢的十种职业。在他们所喜欢的职业中，科学家占第一位，汽车司机也在喜欢的职业之内。而作家、艺术家则未能列入这十种职业之中。我跟一位资深数学教授讨论这个问题时，这位教授直言不讳地说，尽管中学生对职业的选择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家发现真理，而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则与真理无缘。文学、艺术拥有真实，但它不拥有真理。他甚至说在科学面前，文学艺术不过是“二等公民”。他的这种说法，让我这个搞了几十年文学的人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后来，我又发现，他的观点，与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无思想、无意义、无深度”的说法“不谋而合”。这就激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我冥思苦想，难道文学在科学面前真的是“二等公民”？难道在诗人、作家手里就不握有真理？
在进入这个话题前，要把上一章的“真实”与本章的“真理”这两个词作些区分。诚然，真理与真实是密切相关的，真理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而真实也必然可以延伸或提升为真理。但真实（truereal，authentic）与真理（truth）又是有区别的。真实与假、伪相对，具有真确的含义；真理则与谬误相对，真理是对客观事物规律的揭示，或者说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在意识领域中的正确反映。真实往往指事物本身，一般说其形态是经验的、感性的；真理则超越事物本身，一般说其形态是超验的、形而上的。具体到文学上面，艺术真实一般是就具体艺术形象本身而言的，真实的艺术形象让人联想起真实的生活本身；艺术真理一般指艺术形象所蕴涵的形而上的观念，艺术真理给予人的是深刻的启示。
人们曾经为诗与艺术拥有真理这一点作过各种各样的辩护，对此我们不能不简要地回顾一下。
1 第一次为诗辩护——在宗教面前的诗辩
科学发现真理，对此从未有人怀疑过。文学艺术是否也发现真理，从古至今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诗与艺术是否揭示真理的问题上，是完全对立的。柏拉图在他设计的“理想国”中，将诗人看成是有罪的人。其理由之一就是诗和诗人不但不能揭示真理，而且“和真理隔着三层”。在柏拉图看来，有三个世界，即理式世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在这三个世界中，唯有理式世界才是真实的，才具有真理性。而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只是理式世界的摹本，是不具有真理性的。他以床为例解释说：“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说是神制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制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所谓自然中本有的床，就是“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是床的真实体，它也就是真理之所在。木匠制造的床，是现实世界的床，它是对理式的床的模仿，它已与真理隔了两层。而画家所画的作为艺术世界的床，则又是对现实的床的模仿，这样它就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它已经“和真理隔着三层”。因此，柏拉图认为，“从荷马起，一切诗人都只是模仿者，无论是模仿德行，或是模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得到影像，并不会抓住真理。”同上书，72页。由于诗人没有抓住真理，而且又以其作品的非理性“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所以诗人是有罪的。柏拉图于是要把诗人和诗从他的“理想国”里驱逐出去，“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同上书，81页。不难看出，在柏拉图看来，诗歌文学、艺术都是与真理无缘的。
柏拉图的理式实际上是一种神性，一种宗教。他排斥文学，就是用宗教排斥文学。因此，人们要为诗拥有真理辩护，实际上是在宗教的面前为诗辩护。
然而，有意思的是柏拉图给诗留下了一点点希望之光。他说，如果有人能替诗辩护，证明它不仅产生快感，而且对国家有用，他还可以允许诗回到他的“理想国”中来。首先起来为诗辩护的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申辩说：
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的事。[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见《诗学·诗艺》，28～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这可以说是西方历史上，针对诗不拥有真理的论点所进行的第一次有力的申辩。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论点，那就是诗与历史相比“更富于哲学意味”，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这样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具体感性的诗与艺术，跟高度抽象、概括的，专为提示自然、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哲学联系起来，证明诗也具有真理性。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理性主义者，为什么柏拉图否定诗的真理性，而亚里士多德则肯定诗的真理性呢？关键在于柏拉图把世界分为三层，而且认为诗不能达到最高的一层——理式的世界；亚里士多德则只把世界分为两层，即现实层和意识层，并认为诗可以揭示现实世界的普遍性，即它的规律性，所以他肯定诗拥有真理。
到了16世纪，英国诗人、批评家锡德尼针对有人攻击诗是“罪恶的学堂”，写下了题为《为诗一辩》的论文。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诗高于历史、自然的思想，认为在一切学问中，诗的历史最为悠久，可称为“学问之父”。他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诗以外所有的学科，包括天文学、几何学、数学、哲学、历史、伦理学等，都只是单纯地模仿自然，“它们似乎是大自然所要演出的戏剧的演员”。“只有诗人，不屑为这种服从所束缚”，创造出比自然本身更好更新的“另一种自然”。自然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锡德尼在这里强调的是诗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不像其他学问那样紧紧地被自然束缚着，因此诗的学问（真理）高于其他学科的学问（真理）。参见[英]锡德尼：《为诗一辩》，见《西方文论》上卷，227～24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亚里士多德和锡德尼的论点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真理观。显然，在其后的西方文论中影响极大的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就是从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艺术真理观这个根基上建立起来的，或者说传统的典型论以及现实主义的典型创造又是对艺术真理有力的深刻的论证和实现。因为典型论的要义不仅在于要刻画出活生生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形象，而且还在于要通过这种形象深刻概括生活的某些本质规律，从而达到对现实的真理性的观照与把握。
柏拉图以其“理式”否定艺术真理，他的“理式”实际上是神和神性。因此柏拉图及其后继者，不过是在宗教意义上对艺术真理的否定而已。而亚里士多德及其后继者为诗所做的辩护，也主要是在宗教伦理面前的辩护。
2 第二次为诗辩护——在科学面前的诗辩
历史发展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的诗人、艺术家们发现，诗和艺术已受到了另一种东西的挤压和冲击，这种东西就是科学。西方到了18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生活中一个十分令人瞩目的现象是科学革命的高涨。从哥白尼到开普勒的天文学家已经完成了日心体系。伽利略为新力学体系的创立已做了充分的准备。1687年，17世纪科学革命的顶峰人物、英国科学家牛顿出版了被称为近代科学的奠基性的巨著《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在这部书中，他提出了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从而对一切宏观物体的运动给出了精确的定量描述。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以严格因果律为特征的达尔文主义的建立，使许多人认为人的所有活动都必须以实验科学方法来衡量。泛科学主义和后来的实证主义就流行起来。如果用泛科学主义的或实验科学的标准来衡量文学的话，那么文学不过是一些无法验证的谎话和梦呓，文学在自然科学真理面前“自惭形秽”，不要说什么“二等公民”，简直连立身之地都没有了。这样，诗人、艺术家就不得不在科学面前为诗和艺术进行辩护，而这种辩护比在宗教面前的辩护要困难得多。
第一批激动地起来为诗和艺术辩护的是19世纪初期兴起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把前人为诗和艺术辩护的词句接过来，又加上自己的发挥。他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激动地说，他反对人们像“爱好跳绳或喝麝香葡萄酒和雪利酒一样，把这当做是无关利害的事情”。他说：
我记得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的确是这样。诗的目的是真理，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以外在的证据作依靠，而是凭借热情深入人心；这种真理就是它自身的证据，给予它呈诉的法庭以承认和信赖，而又从这个法庭得到承认和信赖。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华兹华斯继续发挥他的关于艺术真理的论点，他说：
科学家追求真理，仿佛是一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慈善家；他在孤独寂寞中珍惜真理，爱护真理。诗人唱的歌全人类都跟他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觉高兴，仿佛真理是我们看得见的朋友，是我们时刻不离的伴侣。同上书，17页。
诗是一切知识的菁华，它是整个科学面部上的强烈的表情。真的，我们可以像莎士比亚谈到人一样，说诗人是“瞻视往古，远看未来”。
诗人总以热情和知识团结着布满全球和包括古今的人类社会的伟大王国。诗人的思想对象随处都是；虽然他也喜用眼睛和感官做向导，然而他不论什么地方，只要发现动人视听的气氛可以展开他的翅膀，他就跟踪前去。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它像人的心灵一样不朽。刘若端编：《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华兹华斯的言辞不免有些夸大。但是，他强调诗的真理具有普遍性，可以“瞻视往古，远看未来”，可以像心灵一样不朽，强调诗的真理的具体性，是“看得见的朋友”，则是把诗的真理的要义揭示出来了。
稍后，雪莱在题为《为诗辩护》的论文中，也同样用了夸大的言辞来肯定、赞美诗所蕴涵的艺术真理。他说：
诗人们，亦即想象并且表现这万劫不毁的规则的人们，不仅创造了语言、音乐、舞蹈、建筑、雕塑和绘画，他们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文明社会的创立者，人生百艺的发明者，他们更是导师，使得所谓宗教，这种对灵界神物只有一知半解的东西，多少接近美与真。同上书，122页。
一切崇高的诗都是无限的；它好像第一颗橡实，潜藏着所有的橡树。我们固然可以拉开一层一层的罩纱，可是潜藏在意义最深处的赤裸的美却永远不曾揭露出来。一首伟大的诗是一个源泉，永远泛溢着智慧与快感的流水；一个人和一个世代幸因特殊关系能够享受到它的神圣的清流，饱吸了它的琼浆之后，另一个人和另一个世代又接踵而来，所以新的关系永远在发展，一首伟大的诗是一种不可以预见不可以预想的快感之渊源。同上书，148页。
雪莱的“诗辩”强调诗的真理犹如种子，具有绵延性和永恒性，可以世代流传下去。不像科学研究那样，一个新的研究成果会取代旧的成果，使原有的成果成为“明日黄花”；同时雪莱强调诗的真理与美感联系在一起，它是“智慧与快感的流水”，不但能够给人以启示，而且还能够给人以享受。
毫无疑问，华兹华斯、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为文学的辩护，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见，作为一种思想种子，直到今天仍具有某种说服力和学术价值。但是他们也的确是一些夸大狂，如说“诗是一切知识的起源和终结”，诗人是“法律的制定者”，是“文明社会的创立者”等，就失之于片面和极端。他们那么热情地为诗和艺术辩护诚然令诗人、作家们感动，可他们的言过其实的片面、极端之论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给后人留下了麻烦和混乱。艺术真理问题仍然是一个大可怀疑的问题。就是在浪漫主义者的队伍里，不相信他们论点的，也大有人在。如后来的一些浪漫主义者，从康德的艺术无关功利的美学思想出发，认为诗歌不必涉及理性，不必有真理，但他们认为诗比只涉及理性的科学更伟大，因为诗将快感而不是真理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这种将理性的阵地让出来，以退为攻的办法成为19世纪唯美主义、形式主义诗辩的基本思路。
但是，自然主义的“诗辩”却走上另一条路。他们把诗、文学混同于科学，左拉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人。他在《实验小说》、《戏剧上的自然主义》等论文中，反复讲到“作家和科学家的任务一直是相同的”。他十分推崇法国生物学家伯纳德的《实验医学研究》一书，认为医术以前不过是一种技艺，就像其他工匠一样，现在伯纳德把医术引上了科学的道路，变成了一门科学，为什么文学就不能通过采用一种实验方法而变成一门科学呢？他说：
实验方法使这种科学逐渐脱离经验主义，而立足于真理的领域。伯纳德表明：这种方法既被采用于化学和物理学中，以研究无生物，也应该被采用于生理学和医学中，以研究生物。在我的方面，我要试图证明：如果实验方法可以获致物质生活的知识，它也应当获致感情生活和智力生活的知识。这只是同一道路上的程度问题，这条道路从化学通向生理学，接着又从生理学通向人类学，通向社会学。实验小说就是目标。[法]左拉：《实验小说》，见《西方文论》下卷，25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实践证明，文学与科学走着两条路，左拉硬要在科学那条路上，踏出自己的文学之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人们在继续讨论艺术真理问题，但从未看重过左拉的论点。
也许真正深刻的诗辩属于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作家们，如艾略特、萨特、加缪等人的论述，道出了文学是形象的哲学的真谛。这些我们将在后面加以介绍。
3 第三次为诗辩护——在高科技面前的诗辩
这是针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流行而出现的。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应运而生。这种文艺的特点表现为平面感、无深度、无个性、商品性和复制等。各种各样的摄影写实主义（法国叫超级写实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作品。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的著作《反对解释》就是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的代表。她说，我们不需要那帮教授、批评家来告诉我们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也不需要他们无休止地来解释一部作品。她认为，我们不需要去解释文学，而需要去体验文学。文学的刺激性本身就是目的，而不要去追寻隐藏在后面的东西。她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反对深度模式。[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83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这样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艺术真理作为深度层次的存在也就变得一钱不值了。
但是在西方还是有不少人在高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在后现代主义流行的条件下，起来为诗和艺术的真理辩护，他们揭露了摒弃艺术真理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如何遮盖现实与损伤人性。美国当代学者弗·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作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摄影写实主义反映的是物，是商品，那么人体呢？如果要表现人体，是不是应该利用一些新的技巧呢？在美国确实有这种艺术，即用合成化纤来塑造和真人一样大小、高度逼真的塑像。这是很令人不安的一种艺术。有一次我去参观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在楼下有一个咖啡间，我正好想去喝点咖啡。当时没有灯，我看见许多人围着一位老太太。她弯坐在那里，我也不知道她是病了，还是地上掉了什么东西。但不管怎样，这么多人围着她看是很不礼貌的。突然间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合成纤维做成的塑像。我现在看到的作品题为《旅游者》，这样的旅客在美国或世界其他各处都是很常见的。这种艺术品实质上是将人体作为商品来展览。……这些极度真实的艺术品对现实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你在博物馆里长时间地盯着这种塑像看，那么当你转过身时，你会怀疑周围的人是否是真实的。萨特就这一过程发明了一个很有用的字：非真实化（DereaLization）。就像从里面将一个存在的人掏空了，外面什么也没有改变，没有任何特殊之点，但里面却已经空了，成了空心人。每一样东西都可能被非真实化，成为蜡像。……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里，形象也有着同样的非真实化的效果。尽管它很忠实地复制出现实，但也正是在这种复制中，形象将现实抽掉了，非真实化了。[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65～166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他针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作品的平面化、无深度模式、复制性和外表的逼真性，一方面指出其“形象将现实抽掉了”，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倒变成真的，真与假的易位，使人们看不清现实，陶醉在假象中，这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作品对人的影响，即在这类无深度的作品的熏染中，人“非真实化”，人被掏空，变成了空心人，这就更危险了。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物质文明，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环境污染等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作品给了我们色彩斑斓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从未有过的娱乐和游戏，但也使我们的精神迟钝和萎缩。这样我们就不能不呼唤作为深度模式的艺术真理。正如杰姆逊所讲的那样，迄今有过四种“深度模式”：（1）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方法就是把事物看成是现象与本质的双层结构，我们认识事物必须透过现象寻找本质，本质的东西才是可以信赖的。（2）弗洛伊德的“隐抑”论。“隐抑”论区分“明显”的与“隐含”的，即在明显的形象背后，必然隐含更为内在的隐秘的东西。如人的梦往往是一些奇奇怪怪的形象运动，这是明显的，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经过分析，它的背后隐含了某种意义，这就是深层模式。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中，先是抛弃了这种深层模式，认为不应该用“隐抑”这个词，但后来又不得不承认“隐抑”这个词还是有用。看得出福柯的新理论所面临的一些困难。（3）存在主义的深度模式。它们区分确实性与非确实性，认为确实性是可以从非确实性的表面下找到的，并认为确实性是改变我们生活的核心的东西，是更重要的。（4）符号论的深度模式。它们区分能指与所指，认为每一个能指里都蕴涵意义，即所指，如文本不仅仅是文本，文本里面是蕴涵意义的。这四种深度模式在诗与艺术上都是主张艺术真理的。虽然它们也许被认为是旧式哲学，是“后现代”们嘲笑的对象。但我们若是从现实出发，从人的理想及诗与艺术出发，深度模式并非你想抛弃就立刻可以抛弃的。过去不仅仅是过去，过去仍然存在于现在。现实中埋藏着历史的种子，它会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你无法拒绝这种现实，也就意味着你无法拒绝深度模式，意味着你无法拒绝艺术真理。
4 中国的诗辩
与西方相比，诗和艺术的命运在中国古代要好得多。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被尊称为《诗经》。“经”是至高无上的被景仰物。按刘勰的说法，“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文心雕龙·宗经》）意思是说，“经”讲的是永恒不变的根本的道理，不可改变的教训。所以经书效法天地，检验鬼神，深究事物的次序，制定人和人的各种伦常的关系，深察性灵的秘密，彻底探溯礼乐制度的精华。若是根据这样的思想来理解最早的诗，那么继承《诗经》传统的诗和其他文学，也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的真理性地位就在这样的理解中得到了肯定。特别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兴”、“观”、“群”、“怨”论，充分肯定了诗的积极的社会功能，诗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动摇。其后，“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论点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这样就把诗的本体与“志”、“道”相联系。而“志”归根结底也是“道”。“道”作为诗的本体是什么呢？古代中国儒、道、释三家的解释尽管是不同的，但又有相同之处。儒家崇尚社会伦理之“道”，道家鼓吹天地万物为本的自然之“道”，释家强调人生解脱之“道”。三家强调的方面是不同的，但三家都认为“道”乃是规律，是根本，是真理。这样以“道”为本体的诗具有真理性也就无可怀疑了。这也许是中国古代的诗歌特别兴旺，其地位在各种自然科学之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样，中国古代无须为诗辩护，中国古代的“诗辩”也就没有发展起来。
直到近现代，中国的门户开放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齐涌进来，并且被认为是强国的根本，这就对诗构成一种“压迫”，再加上有一些人把诗和艺术划入非理性的领域，把理性的地盘让给了科学，诗和艺术的真理性像在西方一样，遭到了怀疑，“诗辩”和“艺术真理”才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