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数十年的贫困屈辱和血雨腥风终于换来了一个统一的、自主的、具有巩固的中央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举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然而，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新生的政权虽然建立了，但是它能否长期存在下去，关键还取决于国家的经济能否迅速发展起来，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能否尽快提高。新中国成立伊始所面临的是饱经战乱、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在这个时候，担负建设大西南，即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康等省的重大使命的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祝大典，随后又回到了西南地区的军事前线，在那里，他和他的战友们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不但彻底消灭了西南三省的残余敌人，而且还一鼓作气挥师西上青藏高原，在这块还滞留在封建农奴制的土地上建立了人民的政权。
拉萨是矗立在青藏高原的瀚海戈壁上的一座堡垒，这里有的是专横蛮野的农奴主，有的是封闭神秘的红衣喇嘛教徒，有的是国民党逃亡后的残存势力，更有千千万万从未离开自已家园半步的百万农奴们。
要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建立人民政权，邓小平和他的革命部队无疑花了数倍的心血，他们克服了恶劣的自然条件，终于和平解放了西藏，为蛮荒的高原带进了新中国的进步与文明。
全国战事结束以后，中国开始了艰巨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工作，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建设时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也是最好的一段时光，岁月被鲜艳的五星红旗染成了火红的颜色。
在全国划分成的五大行政区中，邓小平就任了西南行政区的主要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第一书记。
西南行政区包括四个省——贵州、云南、西康和四川。四川是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省份，邓小平就是生于广安县的四川人。
抵达四川他便将大西南的多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了。首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农业革命向他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地实行公有制，这意味着要在中国农村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要没收查抄地主、富农的田地牲畜、犁耙和其他农具，还要公平合理地分给以前的雇农和短工，邓小平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他派出了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农中间，了解民生疾苦，找出了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唤起了他们的觉悟。正如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谈到的那样：“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政府简单地下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
邓小平在大西南出色地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分了地主的财产，而且也改造了人们的思想。
此外，邓小平还集中精力处理了西南的党务工作，使人民群众得到深刻的教育，他在鸦片烟馆多如牛毛的南方省份——云南，更是显示了一位共产党干部的魄力和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彻底地清除了这些毒害国民的深恶渊薮。
西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作为行政首脑，邓小平非常注重平衡众多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他经常召集少数民族干部的座谈会，认真听取他们的呼声并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一定的时间到山区去考察民情，邓小平是重于实践的，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间也是这样。
1950年4月，邓小平乘上了去首都的飞机，由于在土地改革和首次反腐化和浪费的运动中成绩显著，他受到了中央的赞扬。在第二年中央会议上，邓小平根据自己在西南的丰富的工作经验，提出了“在乡村搞互助合作运动作为今后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建议，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普遍赞赏，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邓小平在军事之外的非凡的经济建设才能。
由于邓小平在西南地区卓有成效的领导工作，两年之后，毛泽东把邓小平调到了北京。邓小平和他的全家住进了中南海的一座院落，这里离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只有几十步之遥，邓小平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近，标志着他政治地位的升迁，在以后十几年的时间内，他一直住在这个威严的大院之内。
当邓小平迁入新居几天以后，中央政务院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选举了这位西南来的强人为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上级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这时的周恩来总理还兼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繁杂的工作需要有人作为他的助手。
邓小平与周恩来早在巴黎和上海的时候，就曾经很愉快的合作过。在这位中国著名的外交家的身旁，邓小平不止一次地受过教益。周恩来是一位讲究实效并且有极高政治才能的领导者，他具有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杰出的调停左右政治分歧的才能。
与周恩来总理的合作，邓小平很快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他成了中国政务院的发言人。在担任国务院领导人期间，邓小平以其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十倍的热情来面对自己的工作，他早起晚睡，常常通宵达旦地坐在案前，香烟熏黄了他的指头，也正是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他的决心，他的政治谋略以及他对中国未来的设想，在孕育中走向成熟。
建国初期，中央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建立了三个委员会，即宪法起草委员会、选举法委员会和中央选举委员会，邓小平是唯一一个进入三个委员会的领导，他的任务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关于选举条目的报告。
在1954年9月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由原来的政务院副总理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在与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邓小平选进了常委会，一直到1959年4月。
这时，年过50的邓小平活跃于各个领域，努力工作在政府、党务、军事、财政和外交部门，1954年，他更多地投身于政府方面的工作。
1954年，在党中央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的讲话引起了代表们极大轰动，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到了“高饶联盟”，说这是两个领导干部的阴谋！
就此事，党中央成立了两个调查委员会，周恩来负责调查高岗，邓小平调查饶漱石。1955年3月，在党内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从头讲起了原委：
共和国成立后，高岗作为第一书记领导着中央东北局，日益滋生的政治野心，使他产生推翻刘少奇的愿望，并将中国共产党划分为苏区的党和白区的党，借以制造分裂，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饶漱石原是华东局的领导，后来在京任中组部部长时与高岗日益密切，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反党联盟”的事。
邓小平从开始就负责整个调查。高饶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这位能干的中央书记处负责人的组织才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邓小平负责这次重要会议的组织准备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重新设立了总书记的职位，邓小平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这一年他52岁。
1956年5月，为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他要向全体人民以及全世界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与专制制度完全不同的。
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不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府的教师们都热烈地响应。从5月8日到6月8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新闻界、文艺界、科技文化教育界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共38次。与此同时，其它大城市也相继邀集民主人士及高级知识分子座谈鸣放、帮助党整风。广大党外人士的意见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但是也存在着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极少数人乘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毛泽东等同志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就逐步升级，5月15日晚上，毛泽东挥笔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说右派分子“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并作为党内文件指示各级党委要做好反击准备。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全国正式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
1980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在23年以后，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磊落胸怀，毫无顾虑地展示了自己的勇气，他公开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一定的责任，还给50多万人平了反。在1980年1月16日他又补充说，“另外，我想提醒一下，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过分把它扩大了。”
在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尚未平息之际，刚刚与邓小平一起从苏联回国的毛泽东又向五亿多中国人发出了新的号召，即从1958年5月起，全党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根据这个总方针，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在15年之内从经济上赶上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这个时期之后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
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的总书记，最初也对三面红旗充满了信心，他兴致勃勃地对第一批有4.1万名成员的人民公社作为“卫星”放出来，表示热情的欢迎。
“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新中国走过了第一个十年后，我们的开国功臣们没有理由不在回首往昔之时倍感自豪，和所有的创业者一样，他们骄傲地看到一个贫弱的封建国家正在逐步走向富强，他们也同样对于现在和未来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与幻想。不但毛泽东和邓小平舞动着大跃进的旗帜，就连刘少奇和周恩来也是大跃进的倡导者。
面对全国上下“大跃进”的热潮，一贯倡导实践检验理论的邓小平逐渐看出了问题，他再也坐不住了，从1958年11月起，人民公社便陆续把房屋、自留地、家具、铁锅，还有小牲畜作为私人财产还给了农民。4年以后，邓小平公开发表意见，认为“三面红旗”是一种不尊重经济规律，急功近利表现。
正当邓小平日以继夜地工作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个意外。1959年年初，这位55岁的总书记不慎折断了腿。正是因为这次意外，使他没能够参加1959年7月份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加上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对我国逼债，致使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了极严重的困难境地，甚至在一年以后由于供应紧缺不得不取消了国庆的所有庆祝仪式。
邓小平是一个敢于正视现实的人，无论是指挥作战，还是建设西南时期；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他都坚信一点，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尽管总书记在“紫禁城”里受到的是最好的待遇，但还是决定亲自下去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他在距离首都约50公里的顺义县搞调研，乡下里的所见所闻令他瞠目，农民们的粮食和其他供应品消费低到了难以维持的程度，而且他还发现了村里有些党员干部的腐化和自私。
调研结束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以后，中央政府成立了紧急委员会，接着便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其后制订出了从农民的利益出发的“农业六十条”。尽管六十条事实上取消人民公社，但这份条例却没包括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改革措施，紧急措施的核心是“三自一包”。
“三自”是允许农民重新拥有自留地，可以自己经营副业如编竹篮和织布，可以自己把产品拿到既非国家也非集体控制的市场上去出售，因为已经完全公有化和集体经营的粮田和土地又重新租给农户，所以国家作为出租人用实物的形式收取租税，每个家庭必须按照合同规定的数字向国家交粮食——这就是名符其实的包产到户。
邓小平工作起来特别有信心，一方面因为政治局和常委会里大多数人都支持他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他高兴地看到，尽管那些办法施行起来进展非常缓慢，但他那从实际出发的经济措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2年，经济增长率略有回升。
赫鲁晓夫同邓小平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54年9月，当时，赫鲁晓夫和苏共的两位领导正值在远东几个兄弟国家访问。当他们在中国得到众多领导人的欢迎接见之时，他怎么也没有注意到这位矮小的四川人，因为那时邓小平只是数名副总理中的一位，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等领导亲自出面时，这类对外事务是无需他首当其冲的。
但是在六年之后，赫鲁晓夫深切地领教到了这位随时在后方枕戈待旦的军人出身的中共领导人的锋芒。
1960年的初冬，由于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了合同，使中国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受到了他们苏联兄弟的欺骗。
11月中旬，怒火难捺的邓总书记带着一大堆批评意见，前往莫斯科去参加8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第二次国际会议。
不仅是邓小平气愤不已，就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也是如此，因为在不到4个月前，苏联“老大哥”一夜之间撤销了343个合同、纪要以及257个经济技术项目，从中国招回了1390位专家。另外，他们还要求迅速归还经济援助和朝鲜战争中买武器欠下的债务。
这对于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我国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第二次国际会议上，几乎出乎所有与会者的意料，中国领导人竟然对苏联共产党提出批评，而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还是闻所未闻的事。
邓小平是有备而来。他把对苏共的反击处理得十分机智，在这样一个有各国共产党云集的大会上，邓小平紧紧抓住苏联共产党在中印冲突中站在了印度一方这一事实，由此入手，慷慨陈词。他在讲话中说：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诅咒“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去谴责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派的武装挑衅”。在这样一针见血的质问面前，赫鲁晓夫无言以答。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还委婉地批评了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背叛，他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其它帝国主义者颂扬”不可原谅。这位农民出身的苏联共产党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的咽下了邓小平尖刻的话语，面对这位不卑不亢、言辞犀利的中国领导人，他一反常态的谦和。为了让记者照相，他还把手放在了拄着拐杖的邓小平的肩上，故意做出亲密的样子来。
邓小平回国以后，向党中央报告了他在莫斯科的情况。也是从邓小平的汇报之中，大家更加了解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现状。
尽管中国共产党不想激化矛盾，但是赫鲁晓夫却在苏共二十二大会上猛烈地攻击了中国的执政党，而且更为狂妄地宣布了他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地位。中国共产党在1961年还只是批评了苏共的“个别修正主义错误”，并不想使两国的关系过分紧张，只是从1963年才开始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1963年6月份，毛泽东草拟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被作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争的武器。新的论纲作为致苏联人民的公开信，仍以“亲爱的同志”起首，“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结尾，表达了中国希望国际共产主义阵线在新的基础重新统一的意愿。
苏联方面对此不可能毫无反应，赫鲁晓夫简直气炸了肺，正当邓小平打点行李准备应邀到莫斯科参加会谈时，苏联将5个在其国土上散发公开信的中国人驱逐出境。
莫斯科上空乌云密布。
在莫斯科机场便已表现出了极不友好的挑衅，因为同时有一个英美高级代表团抵达，中国空军的飞机不得不在机场苦苦等候数小时。邓小平当时并没有因此而大动肝火，他准备冷静中取胜。是的，冷静在关键时刻是锐利的武器。
从7月6日起，邓小平和苏共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之间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争。按照苏联人的说法，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都非常的固执和傲慢。为了回到列宁的共产主义的和睦气氛，邓小平向苏共建议，召开所有共产党参加的国际大会，聪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额要按党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来确定，苏联人对中国人的毫不让步一天比一天感到恼火。
7月14日，正是中共的公开信发表一个月后，苏共领导人反应过来了，抛出了他们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苏共领导人掀起了一股巨大的反华浪潮。赫鲁晓夫在红场出席反华集会不到24小时，苏斯洛夫和中国的邓小平总书记就中断了陷入了僵局的会谈，最后，冷若冰霜的争论有了一丝友好的气氛，正如开始所提到的那样，赫鲁晓夫出席了双方参加的宴会，气氛十分微妙，在赫鲁晓夫致罢祝酒词而先干为敬的时候，邓小平——这位善饮的四川人“客气”地一连回敬了三杯，这使大酒量的俄国人也不禁暗自一惊。当然，这两位领导人在酒宴上的政治角力，不过是一些有趣的花絮了。从此以后，他们之间由于种种原因，再也没有见过面。
20多年后的1986年9月份，邓小平在谈及苏中关系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早完成了去外国的历史使命，当时我已决定不再离开中国，如果中苏关系上的障碍解除了，我准备收回我的决定，在苏联领土上会见他们的领导人……”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农业大危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中共中央提出全面调整的方针，包括调整“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
作为党中央的总书记，邓小平忧心如焚。他洞悉中国的现状，深知拯救中国经济刻不容缓，“发展经济、全面发展经济”，这是唯一的出路！
当时的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是农业生产的一级组织，二级组织是生产大队。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1960年9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农业12条，并从1961年至1962年制定了人民公社60条，为以后农业生机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1961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邓小平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农村建设思想：“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并讲话。他提出，当前的政治形势大好，经济形势不大好。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恢复农业的政策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多搞点粮食，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二是工业支援农业。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比较容易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黑猫、白猫，只要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邓小平的这种“不分哪种形式”的猫论，是与当时的“政治挂帅”、“人定胜天”等“最高指示”极不合拍的，但是，对当时的经济却是一剂“良药”，符合中国的危难现状。
与“猫论”相配套的是邓小平于1962年提出的“三自一包”，建议把土地分给农民，实际是包产到户。1962年5月，刘少奇和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指导调整工作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农民把在分给他们的土地上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作为租金交给集体，剩余的产品由农民自己支配，可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也可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如商业、运输等。
针对农业生产中的“大锅饭”、“平均主义”，邓小平在1962年夏天公开宣布：农民对集体经济已失去信心，并且“农民首先要吃饭”，这就要生产粮食，“在农村，我们也允许小商品生产”。
“三自一包”如雨后春笋，在干裂贫瘠的中国农村大地上迅速地生长起来，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再看重“猫”的颜色，农村经济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然而在60年代的中国，一切依然是“政治挂帅”，任何一种经济政策，哪怕它是合乎客观规律的，一旦它被“政治风”扫上，都会成为极易夭折的“早产儿”。
邓小平的“猫论”虽然给中国死气沉沉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很快就被政治阴云所笼罩，十年以后，邓小平所提出的“白猫黑猫”理论被等同于“不区别帝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并成为被判为党内走资派的主要口实，这大概是当初的邓小平所没有预想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