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在10月4日圈阅下发的。毛泽东在圈阅这个报告的同一天，还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在被错误地打倒后，已于1973年2月从下放的江西新建回到北京，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被外电称作“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筹备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的建议，进一步表明对邓小平的高度倚重。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这个经过毛泽东深思熟虑的提议更有特殊意义，实际是考虑由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就在酝酿四届全国人大“组阁”名单的过程中，发生了江青挑起的“风庆轮事件”。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刊物上看到有关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试航成功的报道。这是10月12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文章，意在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攻击国务院、交通部购买一批外轮增强运输力量的决定，是“崇洋迷外”、“洋奴思想”、“爬行主义”，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突然拿出她写了批注的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强迫与会者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卖国主义路线”表态。江青挑衅性地问邓小平：“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邓小平回答：“这是强加于人，我要调查！”张春桥站起来说：“早就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愤然离开会场，以示抗议。会议无果而散。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由王洪文第二天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
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抵长沙。他对毛泽东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还说：“这些人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与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目的是想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并把周恩来撇在一边，由他们出来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返回北京。
10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毛泽东还要人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四届全国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进一步确定由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担任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及总参谋长三个职务，使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未能得逞。
虽然王洪文的长沙之行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江青等人仍然不肯罢休。11月间，江青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党政领导人事安排的意见。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还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确定。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抵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到长沙后，周恩来、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从23日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多次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他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提议，在将要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临别时，王洪文又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本。我也是啊。”
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等人，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挫败了江青的“组阁”阴谋，保证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顺利召开。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最令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感到欣慰和振奋的是，这次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强调：“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议程是：修改宪法，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国家机关领导成员。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下起草。1974年11月，邓小平谈到起草工作时强调：“文字力求简洁，整个报告最后要落实到团结起来，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上。”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12月17日，邓小平同毛泽东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他还谈到，现在下边感到乱哄哄的，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他认为：“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对今后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对当前问题症结的认识，表明对他的支持。这为政府工作报告定下了基调。
按照这种思想指导，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总结三届全国人大以来的政府工作时，虽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但是，在今后的任务中比较突出地提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目标。报告重新明确了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讲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报告指出：“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报告提出：“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报告号召全国人民奋发图强，“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四届全国人大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力图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大会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
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宪法在确定国家与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方面，继承了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性质、政权组织形式等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原则。如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但是，由于1975年宪法是在很不正常的条件下制定的，因此，在指导思想和一些具体规定上加进了许多错误的、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原则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宪法的指导思想，完全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宪法还把事实上只能造成社会混乱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当作“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规定人民群众有运用“四大”的权利。在国家机构方面，新宪法对1954年宪法作了若干修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由于取消了1954年宪法中有关国家主席的条款，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关于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检察机关，用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检察机关被砸烂的事实。1975年宪法虽然保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但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大革命”却从理论到实践给予了全盘肯定，这是非常错误的。
大会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等12人为副总理。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虽然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批林批孔”运动的前提下召开的，但是大会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为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九年后，为使国家政治生活逐步转入正常轨道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使身处反复动乱中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又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