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到南西伯利亚采风，走到小叶尼塞河与安加拉河交汇的一个地方过夜，住在原来的地质队员的营房。房子里茶炊、被褥完好，方糖和旧报纸仍放在那里。二十年了，没人动。
正喝茶，向导霍腾——他是图瓦共和国艺术院的秘书，胡子永远沾着啤酒沫——说领我们见一个人。
我们开车走进森林，在一幢木房子前，一人远远迎接。
“这是猎人德维一捷列夫涅。”霍腾介绍，“他想见中国人。”
德维一捷列夫涅六十多岁，粉皮肤，楚瓦什人生就三岁婴儿般好奇的眼睛，缺左小臂。这个名俄语的意思为“两棵树”。
他家墙上挂着熊的头颅标本。熊的眼神像德维一样天真，脸上挂着各种各样的纪念章。它微张着嘴，一边的牙齿断折了，顶戴一只新鲜的花环。
德维在熊面前述说一大通独白。翻译告诉我，“两棵树”对熊讲的话是：“熊妈妈，安加拉河水涨高了一尺，森林里又有五种野花开放，拜特山峰从下午开始变青。”
我听过脊背发紧，太神秘了。
霍腾告诉德维：“中国人给你带来了青岛啤酒，你喝了之后会觉得日本啤酒简直是尿，连洗屁股都不配。而他们是来听故事的，把故事告诉他们吧，中国人都是很性急的。”
德维新奇地端详我和翻译保郎，从箱里拿出五罐啤酒摆齐，啪啪打开，一口气一罐，全喝光。
“故事，”德维用歪斜的食指在空中画个圈儿，涵盖了弹弓、琥珀珠、地下的木桶和铁床，“它们都是故事。”
“讲熊的故事吧。”保郎说。
“这是熊妈妈的故事。这是我第三次讲这个故事，对中国人是第一次。”德维又喝三罐啤酒。不喝了，剩下的让野兔养的霍腾喝吧。那一年，我领儿子朱格去萨彦岭东麓的彼列兑抓岩羊。朱格喝了山涧的水之后就病了，估计水里有黑鼬的尿。我们只好住在山上，住了七天，吃光了干肉。野果还没长出来，我们快要饿死了，朱格会先饿死。他身上轻飘飘的像云彩一样，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那时候动物也没有食物，春天嘛。它们不出来，我打不到猎物。有一天傍晚，运气来了。我在一个岩洞边发现一只熊崽。它饿得走不动了，舔掌、喊叫。我架好猎枪，这时候空气震颤，刚长出的树叶跟着抖——母熊在树后发出低吼，就是它（德维指墙上的标本）。我明白，这时枪口不能指向它的孩子，于是放下枪。母熊转身走了，它走得很慢，也是缺少食物引起的虚弱。我看它走的方向，突然明白，那是我儿子躺着的地方。我摇晃着回去，见朱格躺在地上的树枝上。他看看我，转回头。我手里什么猎物都没有。在离我们十几米远的树后，母熊看着我们。过一会儿，它走了。母熊回来时，带着熊崽，站着看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保郎问。
“意思是，它们没食物，要饿死了，想吃掉我们。我们也没食物，想吃掉它们。但是，我没把握一枪打死母熊。它会在我装子弹的空隙扑过来。我可以一枪打死熊崽，母熊也会一掌打死我儿子。然而我有枪，它不敢。”
保郎问：“熊知道枪的厉害吗？”
当然。熊像你们中国人一样聪明。我们就这样对峙。它们母子、我们父子，静静坐着，谁也不动。我儿子朱格已经昏迷过去了，腹泻脱水，加上饿。我心里懊恼，但没办法。我一动，母熊就会扑向我儿子。
母熊的眼睛始终看着我的枪。它的小眼睛对枪又迷惑又崇拜。好吧，我举着枪，走到悬崖边上——我身后十步左右是一处悬崖——在石头上把枪摔碎，扔下去。母熊见到这个情景，头像斧子一样往地上撞，这是感激，我能看到它流出的眼泪。这回公平了，我想，搏斗吧，要不然你们走开，像陌生人那样。
熊不走，也不上来扑我们。这下我没办法了，我毁掉枪，表明伤不到你们，还要怎么样？再想，母熊是想为幼崽谋一点食物。为了让它们走，也为了我儿子，我闭着眼用刀把左小臂割断扔了过去。上帝啊！熊崽撕咬我的左臂，上面竟然还有我的手指。你们想不到后面的事情，母熊走过来舔我的伤口。它的带刺儿的舌头舔着上面的血，我闭着眼睛对熊说：吃掉我吧，但别伤害我的儿子。
可能我昏了过去，总之被母熊的吼声弄醒。它看着我，然后，疯一样奔跑，从悬崖扑下去。我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母熊自杀了。要知道动物从来不自杀，但熊妈妈从悬崖跳下去了。我胆战心惊地爬到悬崖边往下看，母熊躺在一块石头上，嘴和鼻子冒血。它死了。
德维用残臂抱着头，说了一大段话，保郎翻译不出来。我想问“后来呢”，没敢也没好意思问。
霍腾说：“告诉他们结局，德维。”
“结局就是，我们活到了今天。我儿子朱格去铁匠家取火镰，明天回来。”
“说熊。”霍腾提示。
“唉！我们吃了熊的肉，活了过来。我又蹬着冰水给熊崽捞来很多鱼，它吃饱走了。熊妈妈（指标本）被我带回来。我的伤口被它舔过之后好了。”德维给熊的嘴边塞一支“红河”牌香烟，往它头上洒一些啤酒。
“这是哪一年？”我问。
“普京第三次到我们图瓦打猎那年。”
“二〇〇六年。”霍腾说。
之后，德维问：中国还有皇帝吗？长城上有酒馆吗？中国女人会生双胞胎吗？我一一作答，却不敢看墙上的熊妈妈的眼睛。为了熊崽，它竟有那么大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