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画家卢光照“怀念向阳湖。”
卢光照大病初愈采访了中央文史馆馆员、老画家卢光照先生，他掏出钢笔，在我的笔记本上留言纪念。可惜那天他是大病初愈，正处康复疗养阶段，以羸弱之身无力借丹青写意，凭翰墨寄情。更无可奈何者，是卢夫人“看护”甚严，喧宾夺主，使得我们的谈话戛然而止，未能尽兴。
一开始，我的访谈还是按部就班的。我首先请卢老谈谈下放咸宁干校时的劳动生活，他轻言细语地说：“我是1970年5月中旬随人美社的画家们一起到达向阳湖的，分配在干校三大队二十五连。在咸宁，我们参加围湖造田，种过稻子；我还和许麟庐等人一样放过鸭子，两年下来，都成半个农民啦！”
卢老大约多年没有怀旧了，此时不禁笑出声来。我生怕打断他的思路，没有插话。老画家继续叙述道，调回北京20多年来，向阳湖的种种艰辛在脑海里渐渐淡化，而向阳湖的湖光山色和风土民情却在记忆中日益鲜明：“你们那里给我的印象真的不错。我这些年每逢出差到南方，路过湖北时，总要倚在火车窗前往外看一眼咸宁！”
言为心声。卢老的“向阳情结”率直真切，感人肺腑。如果我们纵观他的艺术生涯，也是一如其名，“光彩照人”。他于1914年生于河南汲县，23岁入国立北平专科艺术学校国画系学习，师从齐白石、黄宾虹、溥心畲诸名家，深得奖掖，如齐先生称他为“同校之龙”，并多次在这位高足的画作上题字。卢光照留校任教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张自忠将军所部五十九军，负责抗敌剧团的工作，后供职于母校北平艺专。建国初期，他担任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由于擅长写意花鸟画，被称为北京“齐派四大家”之一。其作品《大展鹏图》、《松鹰》、《鸡冠花雄鸡》等作为“国礼”，由我国领导人赠送外国元首；《荷风》、《红蕖游鱼》、《富裕图》等分别陈列于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和北京图书馆；中南海、天安门城楼、新华通讯社等地方都藏有他的特大幅花鸟画。由他经手编辑的巨著有《齐白石作品集》、《宋人画册》、《中国美术史纲》、《中国画论类编》，还有《现代花鸟画选》、《历代画家故事》、《三友合集》、《卢光照画集》、《卢光照程莉影近作集》行世。1997年5月7日至11日，卢光照以83岁高龄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近作展，再次引起美术界广泛瞩目，其人其艺被评论界称为“不老之花”。
卢光照画作尤为可敬的是，卢老属于那种认认真真作画、老老实实做人的艺术家。他常以“三不子老人”自署，意谓“谦虚谨慎，不摆架子；不懂不装懂，不充壳子；不卑不亢，不当孙子”，真实地道出了对“德艺双馨”的不懈追求。尽管卢老的许多作品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但他并没有因此倚老卖老，而是不断探索作品的创新与变革。我正欲请教他对艺术有何真知灼见，没料想卢老突然关切地问起咸宁现在建设得怎么样了，我赶紧作答，接着又介绍起自己在京探访其他“向阳湖文化人”的情况，卢老虽有倦意，仍打起精神评述道：“你已采写的许多位，不少是我的熟人和朋友，他们大多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比如说，曹禺先生为你们题写《向阳情结》书名不久便去世，今后可能每年还有人作古。又如，冰心、楼适夷、韦君宜等人都还躺在病床上，像我这样八十多了，什么时候躺下也很难说。因此，你们要有紧迫感……”
作者和卢光照事不凑巧。偏偏这个时候，卢老的夫人、画家程莉影女士见他说话过多，担心老人情绪激动会影响身体，便抢过来插话道：“他要谈干校的事有很多，也不是几句话能讲完的，以后再来续谈吧。今天怠慢了，希望你能理解我！”客随主便，我只好带着小小的遗憾，与“思齐堂”主人提前告辞。
1998年春夏，我从报上获悉，故宫元老单士元先生和著名学者王利器先生先后逝世，怀念之余，我为自己近年已采写过两位老人感到宽慰，便自然忆起卢光照先生“你们要有紧迫感”的叮咛。屈指数来，在我已访问的向阳湖文化人中，八旬高龄以上的长者不下20人，其中亦不乏年逾九十的“人瑞”，均垂垂老矣。如此仔细思量，我对卢老夫人的埋怨全消，对卢先生的祝福倍增。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下个世纪的人们回望“文革”的时候，自会对咸宁挖掘向阳湖“文化金矿”之举发出赞叹，它完成的是一项富有时代意义的“抢救”工程！第1章“我的‘官’越做越大”
——访著名画家许麟庐老画家许麟庐先生不太好找，我以往去北京，总是见不着他。苍天不负有心人，1997年9月15日下午，我听说中央统战部举行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中秋茶话会，便马上“跟踪追击”，提前一小时赶到会议地点，终于“逮”住了身穿西服、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眼镜、满脸笑容的许老。
豁达的许麟庐这天到会的曾下放原文化部“五七”干校的文史馆馆员还有朱家溍、秦岭云、蒋路、林锴和张世简诸先生（萧乾、冯忠莲、卢光照、王世襄四老因病缺席），我都一一登门拜过。于是，我把握“机遇”，首先请6位专家聚拢，在会议室一幅唐诗《山行》的书法前合了影，然后才盯住许老，请他抓紧时间，讲述了昔日在向阳湖里“遨游”的故事……
27年前初夏的一天，人民美术出版社80多位专业画家和工作人员辞别京城，来到湖北咸宁一个叫胡家湾的村子，走上了与农民相结合的道路。新来乍到，由于房子紧缺，女同志受“优待”住进老乡家，男同志只得挤在一间刚打扫干净的大牛棚里。被扫地出门的耕牛在露天地里叫唤个不停，可能是“抗议”被人抢占了“窝”！已经五十有四的许麟庐是个乐天派，似乎还能“满足现状”，因为家庭出身小资本家，“文革”之初就受到冲击。尽管他是齐白石先生的得意门生，在艺术上早有建树，政治上却一直抬不起头，现在置身于向阳湖，日出而作，日没而歇，“看天”的机会反倒多一些。他先是种菜，后又由放鸭到养猪，由养猪到放牛，劳作之苦，可想而知。面对频繁的“跳槽”、“换岗”，他反倒对人自我解嘲道：“我的‘官’（倌）越做越大。”偶有余暇，这位“票友”还爱哼上几句京剧《沙家浜》，把剧中常熟县委书记程谦明的一段西皮二六“病情不重休惦念，心静自然少忧烦……”唱得韵味十足。至于他为人豪爽，看重“三分侠气”，更是博得了“柴进”（《水浒传》人物“小旋风”）的雅号。有一阵子，许麟庐和秦岭云、张广等住在湖中草棚里，劳动再累，也没忘记弄点鱼、虾下酒，趁聊天时喝上几蛊。那是一种取名“八七”（每斤8角7分）的廉价劣质酒，又辣又涩，但画家们畅饮不误，举杯邀明月，快活似神仙，一边掩饰内心的痛苦，一边等待重新操起画笔的时机。一年多以后，上面来了“可以画画”的通知，多年没动笔的许麟庐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在连队厨房的一张大案板上铺上纸，寥寥几笔，两条活蹦乱跳的鱼立刻展现在大家面前。从此，每天劳动回来，他总爱画画山水，贴在“干打垒”的墙上自我陶醉一番，积累下来，居然数目可观。朋友们都知道他“手痒”，只要拿纸来，他是有求必应。一天晚上，有人还手提油灯照着“柴进”为同事王云光画画。后来干校办画展，他选送了几幅，其中“代表作”是一张群鸭图，上面大约有100多只鸭哩！
许麟庐画作听到这里，我插话道：“您当时年过半百，生活上是谁照顾您的？”许老回答说：“那年头还谈得上这？我老伴是家庭妇女，要照看一大家子，不愿离开北京，因此我自个儿照料自个儿。刚去时，我早上5点钟起床，负责为二十五连做两大锅早餐的稀饭，我心里想，让‘反革命’干这事，不怕我放毒药呀？不久，我得悉80岁的老父亲病故，可因为我在干校还没落实政策，谁敢批准我回去奔丧！那年头就是这样，林彪一伙不让你回，你就要准备死在向阳湖。”接着，老画家忽然想起了什么，问我最近见到王世襄先生没有，他在向阳湖写了不少诗。我告诉许老，王先生已抄了几首送给我，如其中《养牛》有云：“初生犊子方三日，已解奔腾放四蹄。他日何当挽犁耙，湖田耕遍向阳堤。”
“好诗呀，好诗！”许老听罢不由得赞叹几声。正在这时，国务院和全国政协的领导到了，座谈会即将开始，我的这次“非正式友好访问”只好匆匆结束。好在第二天我拜访画家张立辰先生时，又了解到许老从干校返京后的一些情况，且在这里作个“补白”：1974年2月中旬，在江青的授意下，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先后举行所谓“黑画展览”，展出了18名作者的215幅作品，其中许麟庐创作于向阳湖的国画占了一定比重。荒唐的是，他的《荷花鳜鱼》被指责为宣扬孔老二“和为贵”的思想；因给一幅画中的白菜题写了“四世清白、一身捆绑”几个字，竟有暗喻自身处境、讽刺时下政策之嫌。幸亏许老自幼成长于山东渤海之滨，一向胸襟开阔，否则挨不到“十月的胜利”，更谈不上日后出版画辑，并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这虽然并不是什么“官”职，可无疑要比在向阳湖里当“倌”强得多！第1章“汗水曾洒向阳湖”
——访原荣宝斋总经理侯恺1994年，素有“天下第一斋”、“民间故宫”和“东方艺苑”之称的荣宝斋，在喜庆中度过了它的百年华诞。“以文会友，荣名为宝”，这家老字号的书画名店无疑已成为中国雅文化的象征。记得著侯恺侃侃而谈名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曾经说过：“不知道荣宝斋的人，是没有文化的人。”此评语是恰如其分，还是说过了头？我估计赞同前一种看法的人会占大多数。但如果说“不知道侯恺便不知道荣宝斋”，大约是没有异议的。
早在1950年代初，28岁的侯恺从新闻出版署调到荣宝斋，担任继庄虎臣、王仁山之后第三代总经理，一直到63岁才离休。他的任职时间之长，在荣宝斋的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经过侯恺几十年殚精竭虑的经营，荣宝斋由一个濒临破产的私人企业，已发展成财源茂盛、声名卓著的国有文化企业，它不仅抢救了大量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还团结了众多书画界贤达名流，被公认为展现我国传统艺术之窗和对外文化交流之桥。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侯恺当年临危受命，称得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而到了1970年，过上两年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日子，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为打开这段被岁月尘封已久的历史，一个草长莺飞的春日，我来到北京宣武区万明路侯恺先生的府上，对这位昔日名流进行了专访。
侯老满头白发，看上去倒挺精神。他听我介绍咸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情况后，立刻表示肯定，感慨道：“这项工作有意思，有价值，有必要。对于干校，也许不同的人看法不一，但这毕竟是‘文革’史的重要一段，应该记载，可资殷鉴。我个人觉得是我们党‘花钱交学费’，也有好处，只是可惜付出的代价太大。你看，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这个系统都是搞美术的，本该用其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可那时应干的不干，反过来干不了的瞎干，实在是折腾人！”
正说着，侯老的夫人白燕出门回来。侯老连忙招呼她坐下，笑道：“‘老家’咸宁来人啦！你帮我想一想，回忆回忆向阳湖。”这样，老两口你一言我一语，互为补充，生动地讲述起干校往事：
1970年春，侯恺和白燕带着儿子小东来到咸宁。他们所在的二十五连由四个单位组成：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美术印刷厂和版本图书馆。因为侯恺不仅属于“走资派”，还多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他是被押送下去的。不久，干校由北京军宣队交湖北军宣队管辖，侯恺才被“解放”。他心想：“有意思，我15岁就参加八路军，现在人家反倒来解放我，叫什么‘严重走资派’，意思是比走资派还厉害，大概是‘走资派爸爸’吧！”接着，这位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担任了连指导员，负责办专案。二十五连的“五一六”对象有5个是隔离审查的，侯恺刚一执政，就宣布“凡没定案的不能叫‘五一六’”，让这些人全回到群众队伍中去。那年头抓“五一六”笑话多，今天这三个人开会斗争他，明天那三个人开会斗争你，弄得打击面逐渐扩大，开始问题都很严重，最后却又一律不算数。如人美社青年画家张立辰被打成“五一六”，硬要他承认“上线”是蒋彩平，搞反革命活动只是“单线联系”，张立辰有口难辩。侯恺安慰他说：“蒋不是你也不是，蒋是你自然也是，暂且当着吧！”张立辰听出话中有话，咬着牙迎着“风头”渡过难关，从此和侯恺成了忘年交。
作者和侯恺干校的运动滑稽可笑，干校的生活苦中有乐。作为连队负责人，侯恺考虑最多的是，繁重的生产劳动之余，这些学有专长的文化人应该重建一方自己精神的田园。他永远忘不了“文革”之初，敬爱的周总理就明确批示：“荣宝斋要保留，不能撤”，再看看眼下荣宝斋的著名画家许麟庐、卢光照等人在湖里放鸭、在地里种菜，他深感惋惜。于是，侯恺冒着被人抓“辫子”、重新“下台”的危险，在大会上强调说：“一个鸭蛋值多少钱？茄子、萝卜又值多少钱？按你们这些人的工资算账，谁吃得起呀！国家培养你们，不是让你们光干体力活的。你是画画的仍不要忘了画画，你是学外文的要多多温习外文。大家劳动完了，都要抓紧时间学习业务，如果能半天干完的活半天干完，不要拖一天，剩下半天可以自由安排。”他坚信这些人的专业知识将来总会派上用场。为了给画家们创造条件，侯恺甚至派人到荣宝斋买笔买纸，在干校引起了极大反响。而他觉得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心情特别愉快。不少人因此在干校没有完全丢掉业务，回京后还常去看他。有位学俄文的周振业离开干校分配在外地，也不时给他来信，感激地说：“多亏你在干校的培养，永远记得你！”
侯恺题词老两口谈着谈着，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我见时间不早，赶紧向侯老顺便打听二十五连的知名画家有哪些，他如数家珍，一口气列举了邵宇、刘继卣、林锴等十来人。我和其中提到的费声福有过联系，便插话道：“费先生最近曾寄给我一组《回忆干校》的连环画，一共24幅，还配上轻松幽默的文字说明，形象地再现了二十五连在向阳湖的劳动生活，我已转交《咸宁日报》发表。”
侯老听罢，似乎记起了什么，随即起身走进里屋，找出一个干校时用过的竹刻笔筒相赠。老人深情地说：“向阳湖的风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为此，他还特地泼墨挥毫，写下“汗水曾洒向阳湖”几个大字，以作纪念。
我接过这力透纸背、墨香沁心的书法，一边向侯老致谢，一边笑道：“荣宝人的汗水曾洒在向阳湖里，众多热爱荣宝斋的人却不知晓。从今以后，我会广而告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