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女翻译家杨静远任何一个时代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总是会有“书记员”笔录下来传世的，或史官或作家，或简略或详尽。许多读者知道，当“文革”的烟云散去，反映知青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在文坛掀起过阵阵热浪。与之相反，写干校内容的专著却屈指可数，影响较大的只有《干校六记》、《洗礼》、《云梦断忆》、《牛棚日记》和《向阳日记》。然而，还有一部纪实文学鲜为人知，书名叫《炼人学校——五七干校一千日》，它的作者就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译协二届理事、著名女翻译家杨静远。
现已76岁的杨先生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不久赴美国密歇根大学专攻英国文学，获硕士学位；解放初期供职中央出版署编译局，后调人民出版社任编辑，“文革”期间，她下放咸宁干校长达3年。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当时十三连（人民出版社）有将近200名“五七”战士，而回京后写出十几万字长篇纪实再现这段生活经历的，仅杨静远一人。她自然成了我计划拜访的重点对象。
为干校“存史”的杨静远这天下午，我如愿来到杨先生家。由于事先多次通过信，我们一见如故。杨先生满面笑容，谦虚地等待提问。我抓紧时间，开口便直奔主题：“您是怎么想起写《炼人学校》的？”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先作“铺垫”，简要讲述了自己的干校经历：十三连属向阳湖干校的工业连队，她先是在汀泗凤凰山参加打石头、烧石灰等劳动，几个月后又奔赴双溪上屋周村挖煤，当了一名“女矿工”……杨先生现在回过头看，这种人生体验确实不可多得。她认为，干校不光是个人的经历，也是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一段遭遇，特别是“文革”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应忠实地记录下来，作为史料传之后人，否则时间一长，大家就会渐渐淡忘。至于将来年轻的一代就更不会知道“战天斗地”、“脱胎换骨”是怎么回事了！
我告诉杨先生，认真通读她寄给我的《炼人学校》后，颇有“相见恨晚”之慨。全书七个章节，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在干校3年多的生活点滴，不仅看不到怨恨的字眼，反倒不乏轻松的调侃，但从中亦能读出一个知识女性的视角独特的思考。杨先生在“后记”中形象地称，在咸宁度过的时光是“值得重温但不必追寻的旧梦”，可谓恰如其分；她还提出“对干校应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评价”，也是一语中的——我的这番称赞发自内心，毫无“虚美”之嫌。杨先生大概确信这一点，免了谦辞，继续阐述道：“为什么离开了干校好多年，我还要写这本书？因为在咸宁时间比较长，印象特别深。过去在机关整天坐班，只是看稿子，生活十分刻板、平淡。而干校这段经历特别丰富，思想感情尤为复杂，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以至现在还经常梦回干校。打个比喻，我在向阳湖、汀泗、双溪的日子，就像一枚橄榄，嚼时苦涩，却回味无穷。由于老是牵肠挂肚，写出来便是一种解脱。”
杨先生平缓地介绍至此，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乘空插话，请她谈谈《炼人学校》的成书和出版经过。杨先生回答说，她于1989年开始写这本书时，已离休两年，且患有白内障，写字比较困难，使用粗笔写的字很大，有的稿纸一页只有七八行。她边回忆边落笔，每完成一个章节，便请老伴严国柱代为抄写。10多万字的书将近写了两年才大功告成，但这时“伤痕文学潮”已经消退，她联系的出版社考虑销售量，都没有答应印刷。后来，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沈昌文向她建议，试试在台湾出版，稿子又经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之手转给著名女作家苏雪林。苏先生是杨静远母亲袁昌英的老朋友，在台湾文坛影响甚大。《炼人学校》很快由海风出版社印行了1000册，署名苑青。不久，此书在人民出版社同事手里逐渐流传开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得知后，主动上门要去书稿，准备收入他主编的“历史备忘书系”中，交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咸宁干校一千天》书影《炼人学校》书影我为《炼人学校》将赢得更多的读者，向杨先生表示祝贺！同时感慨道：“如果下放咸宁的五七战士都像您这样动手写书的话，我们咸宁研究向阳湖文化的工作自会取得更快的进展！”杨先生笑道：“真没想到你们做这么大的题目，我只是歪打正着，也算是为开发干校文化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也许是因为“从事同一种工作，为着同一个目标”的缘故，我和杨先生的交谈十分融洽。她又鼓励我说：“我看了你编写的向阳湖文化书系，内容、排印、装帧设计均极佳，令人爱不释手。这是众多干校人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你几年来心血和劳动的结晶。”说着，热情的老人还为我提供了几张干校的老照片，以及她在干校“偶尔为之”的绘画、剪纸，使我不得不服叹她的多才多艺。不过，杨先生的主业还是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文革”前，她曾与人合译《马克思传》、《马克思恩格斯传》等在我国产生过广泛影响的作品。1979年后，她调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负责编辑出版了“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英美文学部分（计10余种），个人主要译作有《勃朗特姐妹研究》、《夏洛蒂·勃朗特书信》等。对我来说，最耐读的除了学生时代就痴迷过的《马克思传》，便是现在所钟爱的《炼人学校》。
由于对《炼人学校》读得认真仔细，我不揣冒昧，顺便指出书中的一处笔误。杨先生在第三章“煤”中提到《在艰苦战斗中锤炼红心——记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学员办小煤窑的事迹》一文发表于“全国第一大报”，恐记忆不准。据我查阅当年的报纸，《人民日报》曾开展过“如何办好‘五七’干校”的讨论，但是并未刊载这篇署名“文化部五七干校军宣队”的文章，原文实际“荣登”《湖北日报》1971年5月5日第三版。因此，希望杨先生适时予以更正。老人从善如流，欣然采纳意见。我的这次专访便愉快地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