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民进中央宣传部长江秉祥1998年12月19日，对所有“钱钟书迷”来说，无疑是个“黑色的星期六”。这天上午7时38分，在北京医院卧床4年之久的钱先生以88岁高龄辞别人世，从此永远活在广大读者的记忆里。“人事易迁心事在，依然一寸结千思”（《槐聚诗存·代拟无题七首》）。我得知消息后，马上回想起自己曾采访过《围城》的责任编辑江秉祥，他向我谈了一段和钱先生交往的旧事。现在，我赶紧整理出来，以飨热爱钱钟书的人们。
江秉祥在审稿江先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现已年逾古稀，退休后赋闲在家多年。由于他“文革”中下放咸宁向阳湖干校近4年时间，自然十分欢迎来自鄂南的客人。我在客厅里刚一坐定，江先生便谦虚地说：“我不是名人，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编辑，真的不值得你写专访。”我听了笑道：“咸宁干校有6000多名文化人，普通人毕竟占了大多数啊！”他“确认”自己远离了名人圈，才和我拉家常式地聊了起来。
我们的话题是从钱钟书的小说名开始的。江先生首先问起我的名字是否和《围城》有关，因为他读过陈若曦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城里城外》。见我爽快地点点头，谦和的老编审很快把我视作“忘年交”，一下子“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我是《围城》的责任编辑。我平生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编了这本书；我和钱先生熟识，也是缘于这本书。《围城》于1947年在上海出版，我当时念大学就读过，觉得非常好。但建国后一直到‘文革’结束，文学史上都没有提到《围城》，读者也无缘得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我才敢提出应该重印《围城》。开始还有些不同意见，后来社里找到胡乔木，得到支持。这样我去了钱先生家，他也托我作责编，并签名送了刚出版的《管锥编》给我。我始终是以学生的态度见他，他却没有大学者架子，天南地北地谈笑，时有妙语惊人。1980年人文社第一次出他的《围城》，我看了几次校样，每个字都认真地校、改。送去审阅时，他都同意了，还客气地说：‘我要谢谢你！’”江先生接着讲述道，北京有一位德国女留学生，叫莫妮克，她迷上了《围城》，想翻译成德文，找钱先生联系时，钱先生叫她找“老江”，她来到人文社谈了两个上午，可惜她不太懂中国的风土人情，对方鸿渐找不到工作都不能理解，更难体会《围城》的精彩之处。钱先生“耍贫嘴”跟说相声似的，“掉书袋”则是因为他肚子里的学问太多。他左右逢源，功底太厚，一般人难以企及。《围城》出第一版不久便“火爆”起来，产生了“轰动效应”，每年加印仍供不应求。自从拍成了电视剧，更是盗版成风。如199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搞了个胥智芬的汇校本，人文社为此还打了场官司，它实际上谈不上“汇校”，只是简单将几个不同版本对照一下，换个花样赚钱而已。
《围城》书影我告诉江先生，近20年来，本人搜集了多种《围城》版本，连盗印本也特地买来收藏。所幸还几次拜访钱先生，由“不遇”到终得一见。对比之下，江先生能成为钱家的“座上宾”，着实让人羡慕。他听到这里，并无得意神情，随口解释说：“我之所以受到这种‘特殊待遇’，主要得力于杨绛先生的关照。1982年，我还出了她的短篇小说集《倒影集》。城外，你一定读过她的《干校六记》，用北京话说，叫盖了帽儿。我看写干校没有比她写得更好的，连没有到过干校的人都感兴趣，那样的白描，‘哀而不怨’，写出了生活的原汁原味和知识分子的种种心态。因此，我个人认为，杨先生写的小说不如散文漂亮。”
我不禁问道：“您对钱、杨二老这么熟悉，为什么没见过您写有关他们作品的评论呢？”江先生回答说：“我十分敬重钱先生，不敢写评价文章。我觉得和他差距太大，如果讲得不合适，会有损钱先生。对杨先生也是如此。”为了进一步活跃气氛，江先生还说起了一个笑话：80年代初，有人在北京交道口开了家理发店，取名“围城”。他感到奇怪，一次路过那里时，特地走进去观光，方知是个美容美发厅，多是靓丽小姐光顾，一看价目表，贵得吓人。他便问年轻的老板，店名和“围城”挨得上吗？那人答得干脆：“我别的书不爱看，就爱读《围城》，入迷了，开店取名也是为宣传这部小说。”钱先生不久听说后，写信问他：“你的尊头剃了没有？”他回信时也幽了一默：“我的头不够那个价！”
好一桩鲜为人知的趣事！我不禁开心地笑出声来。趁着江先生稍事休息的间隙，我瞥了一眼他家的书柜，见里面有不少钱先生的著作，正好顺便打听《管锥编》的责任编辑、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先生是否到过向阳湖。他说：“周先生那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下放别的干校。还有人不知道钱先生下放的地点是河南息县，便猜想他到过文化名人最为集中的向阳湖。其实，钱先生并没有到过咸宁。”
作者和江秉祥江先生的话正合我意，类似传说也是需要某些书刊作出“重要更正”的。那么，这种错误最初出自何典？据我所知，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于1979岁末写了散文名篇《太阳下的风景》，其中提到沈从文先生下放咸宁干校时，负责看菜园子，有次他致信黄永玉，“还提到史学家唐兰先生在嘉鱼大江边码头守砖，钱钟书先生荣任管仓库钥匙工作，吴世昌先生又如何如何……”我以为，江先生不过是笼统地介绍了几个不同干校的名人，而黄先生行文时让他们集合到了一起，便无意中产生一种误导，使得不少粗心的人时常引用，以讹传讹。
我还举了另外一些事例，江先生边听边微笑着。坐了大半天，我才发现他尚未谈到个人在向阳湖的经历，只是用“大同小异，无须重复”八个字作了概括。最后，为表明自己的一点心迹，江先生热情地对我说：“开发干校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你们已作了很大努力，成功将指日可待。我衷心祝愿将来的咸宁建设得更好更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