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接受采访吴仲超先生如此幽默，令人体会出一种“含泪的微笑”；而朱老和老朋友王世襄之间的友情，亦使我深受感动。1972年除夕，王先生从向阳湖致信朱老，用诗的形式隐问他何时能从丹江返回北国，朱老同样以诗作答：“京都景物想清嘉，洽洽年光入旧家。日炙未消墙角雪，盆梅犹放隔年花。氍毹被地熏炉暖，画烛当筵稚子哗。三载辛勤学老圃，今年依旧系匏瓜。”——作者虽有“君问归期未有期”之憾，但并无半点消沉心态。以后，朱老得暇登临武当山，还顿生出“年年霜降后，楝叶满山红”的豪迈诗情。
现在面对着这位外表普通、穿着平常的文化名人，我不仅没有丝毫“距离”，反倒徒增几分亲近。于是，我诚恳地向朱老说：“今后我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还会不时请教您的。”老人爽快地点头：“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奉献！”传荣见状，也热情对我说：“我倒觉得你们开展这项工作，提高咸宁的知名度只是一个方面，同时也说明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撞上了！巴金先生提倡搞‘文革’博物馆，假如真的有一天建起来，向阳湖自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各地还必须到你们咸宁取经、学习！因此，从事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可以说已经开始从农村包围城市了！建议你们当地把故宫老专家建的房子保护起来，将来或许还能拍卖哩！”
我也乘势打趣道：“欢迎你们全家抽空重返向阳湖看看，朱先生一到，记者们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咸宁会更引人注目。”
三
访谈气氛活跃，连朱老自己都说：“今天咱们聊得挺痛快！”对我而言，这正是多见多闻长见识的良机。我又打量一眼客厅墙上启功先生题写的匾额——“蜗居”，便站起身来，进一步“扩大视野”，将朱老家中的陈设仔细看了个究竟：房子还是老式的，家具全是陈旧的，书籍多是发黄的，而且家用电器已显得过时。冬夜生火用的是带有铝皮烟囱的煤炉，和普通人家毫无二致。看到眼前这一切，我心中感慨道：朱老幼承家学，早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举凡书画、图书、工艺美术、碑帖和明清历史及戏曲等，均有精深研究，可谓“不名一家，自成绝学”。他又是建国以来向国家捐献文物最多、质量最高的收藏大家，而谁能想到，他自己家里竟是这样的简陋，这样的“不入时”！
怀着由衷钦敬的心情，我大致询问了朱老几十年来3次为国无私作贡献的过程。遵照父母的遗嘱，1954年、1976年和1994年，朱老和兄弟们一共向故宫捐献文物706种（其中多数属国家一级文物，价值约3亿元），向社科院捐赠善本图书2万册，还将祖上传下的明清紫檀家具捐赠给承德避暑山庄，并向家乡浙江省博物馆捐赠了大批宋元字画。
朱家溍题词之二朱先生聊起这些，十分平静，毫无惋惜或炫耀之意。见我想刨根问底，他又笑道：“我最后一次捐赠时，北京有几家大公司的老板无比惊讶：‘您有病吧！这可是价值几千万的东西，怎么不拿来“拍”一下呢？！’浙江省来的人竟然还问：‘您再想想，我们带去这些字画，可就再不回了！难道您不给子女们留下一点？’”
我乘势问姐妹俩，她们对父亲的惊人之举有无“意见”？传栘的回答实实在在：“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他愿意这么做，心里高兴，这才是最顺乎人心的事……”因为朱老觉得，这是父亲朱文钧凭借祖上的一点一点积攒和他卓越的眼力搜罗的珍品，要让它们永久留在祖国，决不能从自己手中再流落国外，否则，无非是换些钱或高档电器之类，那简直是对朱氏家风的亵渎！
话说回来，朱老一家也并不是不缺钱花。1992年冬，朱老的夫人病重住院，需立即交2万元钱，而当时家里存款才4000元，多亏故宫照顾，送去了一张空白支票。但一个多月后，当“家属”辛劳了一生的夫人不幸去世，没过多久，朱老还是凭自己劳动所得还了欠公家的款。
读者们看到这里，也许会为朱老的高尚情操而动容吧？我个人体会，今天的“夜话”，不仅是一堂难得的“干校史”讲座，更是一堂人生“修身养性”的示范课！如果你要问向阳湖水为什么这样清，却又是这样深，那是因为有朱家溍先生等一批“国宝”曾到此一“游”啊！第1章“咸宁虽好却愁予”
——访京都奇人王世襄早就知道王世襄先生既是闻名遐迩的大学者、文物鉴定家，又是于家具、漆器、竹刻、鸽哨、葫芦、蛐蛐，以及烹调美味等无一不精的“京城第一玩家”，我曾油然而生出一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情感。天公作美，前不久，由于采访向阳湖文化人的缘故，我有机会来到北京芳嘉园胡同，和83岁高龄的王老进行了一次交谈。
“大玩家”王世襄王老满头白发，看起来身体还算健旺。他身穿棕色对襟上衣，戴着眼镜，笑容可掬。我简要说明来意，请他回忆“文革”中在咸宁干校的经历，老人渐渐将20多年前的往事和感受和盘托出。
“我的前大半生是很坎坷的。‘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1957年又被划‘右派’，到‘文化大革命’中已是一个‘老运动员’。下放干校之前，我在国家文物局工作，当时身患肺病，医生本不让去，但军宣队坚持非去不可。没办法，只身来到向阳湖，住在‘四五二’高地‘干打垒’的房子，养猪、放牛、插秧、看菜地，什么活都干……”王老接着向我讲述了一段荒唐的故事：他的夫人袁荃猷在团泊洼干校劳动，忽然得了精神分裂症，单位打来电报催去看看，他当时身上只有25元生活费，赶紧分别找唐兰和冀淑英借了几个钱准备应急，没料想请假时军宣队竟不批准。王老无奈，只好打电话托北京的朋友前去代为探视。好容易等了两年，他才被恩准可以探亲，岂知到团泊洼的第二天，咸宁干校就来了电报。他火速赶回向阳湖，一问事由，才知道是因为报载基辛格的助手黑格来华访问，军宣队怕有“特务”嫌疑的王老与之挂钩！
王世襄题诗之一我感叹道：“这真是太无人情味和幼稚可笑了！”王老呷了口茶，润润嗓子，笑道：“军宣队也确实看得起我，虽然解放前我被派往美国考察博物馆一年，但别说黑格，白格我也不认识呀！”好在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过严格西洋文化和传统国学教育，天性开朗，对逆境从来“受而无怨”，泰然处之。他在向阳湖菜畦边即兴赋诗，以明心志：“风雨摧园蔬，根出茎半死。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身在农村，王老眼中见到的塘边荷叶田田，湖岸杨柳依依，就像宋代大画家赵令穰的《湖庄清夏图》，是那样的妍丽恬静。他陶醉于大自然的湖光山色，自有无穷乐趣。再请看他的一首《养牛》：“日斜归牧且从容，缓步长堤任好风，我学村童君莫笑，倒骑牛背剥莲蓬。”不仅如此，他一有闲暇，常漫山遍野采灵芝，挖兰花，乐此不疲。到1973年夏季返京，还带回不少咸宁的花卉，堆了大半屋。
等王老稍事停顿，我插话道：“去年夏天，《咸宁日报》发表了您寄来的一篇文章，提及旧日和渔父老韩一起捕鱼的事。老韩之子韩志读到报纸后，找过我打听您的地址。想同您联系哩！”王老感到十分快意，笑道：“我对向阳湖的回忆既有苦涩的一面，又有美丽的、富有诗意的一面。我的一生值得怀念的人和事并不多，尤其是干校后期，虽然生活好多了，但精神上仍有负担，只好借诗浇愁。”说完他进里屋拿出一幅自己的书法，上书的是23年前的旧作：“春搴兰草秋芝草，朝啖团鱼暮鳜鱼，日日逍遥无一事，咸宁虽好却愁予。”
王老逐句作了解释，然后热情送给我留念。我回味着“咸宁虽好却愁予”的含义，又顺便问他对我区开发干校文化有何看法，老人回答道：“我觉得很有价值。这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还可以化为现实的力量。从历史上看，一个文人遭贬的地方，后人多有纪念，何况咸宁是一大批文化人。通过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要让人们知道‘四人帮’是怎样糟蹋人才，让知识分子蹉跎岁月，给国家造成了多大损失！因此，我从咸宁回来后，就拼命地干，出了20多本书。感谢邓大人（小平同志）的政策好，使我能把几十年的积累全都贡献出来。我经常想，现在还活着，做应该做的事，就满足了，我目前什么都不缺，就缺时间。”
王世襄题诗之二正说着，王老的夫人忙完家务，也坐拢来补充了几句：“‘文革’埋没了不少人才，也就等于埋没了许多应有的文化成果。三中全会后，我国不再像从前三年五年搞一次运动，这是对知识分子最大的解放。我想，从干校出来的人，最要紧的是看你后来的路怎么走。‘文革’不好，可是1979年以后得抓紧干事业啊。一个人总不能老躺在三四十年代的功劳簿上睡大觉。”应我的请求，老太太又劈里啪啦地介绍了王老近年的主要成就。他除了出版大部头的《明式家具珍赏》、《中国古代漆器》、《中国古代音乐书目》、《蟋蟀谱集成》等著作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绘画、艺术欣赏、工艺史、饮食文化、民俗等方面的论文，填补了我国工艺美术和工匠技法在漆器和家具史上的空白，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明式家具研究》中、英文本的问世，被称为继郭沫若的青铜器、沈从文的服装史之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我听得入迷，无意中瞥见客厅墙上悬挂的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获奖证书（《明式家具珍赏》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脑海里自然闪过王老的一串“头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四大员”集于一身，难怪张中行先生有评语赞曰：“天生的奇才，世间罕见者。”联想至此，我的眼前不由得迭现出一道醉人的风景，那是向阳湖灿烂的晚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