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夫妻出版家”薛德震、杨瑾1996年4月27日，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薛德震和他的夫人、文物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杨瑾在《东方之子》节目中“亮相”时，我正好出差在北京。没过几天，步中央电视台记者的后尘，我也上门采访了这对国家级出版社绝无仅有的“夫妻出版家”。不过，虽然地点相同，但话题不一。上次的内容是谈出版工作现状，这回却是“干校往事漫忆”。
作者采访薛德震、杨瑾夫妇我和两位“一把手”初次见面，又像是“重逢”。不用寒暄，我马上介绍了咸宁地区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情况。热情的夫妇俩没有丝毫的“官架子”，十分乐意“现场答辩”，彼此回首当年，滔滔不绝，谈得有声有色。
1969年9月，人民出版社（包括农村读物出版社）大部分干部奉命下放湖北省咸宁县，集中起来，两社的“五七”战士多达198人，约占全社总数的77％。在他们中间，不少是当时和后来出版界的知名人士，如王子野、石磊、史枚、刘元彦、于干、王以铸、谭吐、张惠卿、吴道弘、范用、张慈中、邓蜀生、林穗芳，等等，而薛德震和夫人都是社里的普通编辑，“党叫干啥就干啥”，只花3天时间处理好家务，便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女儿薛阳和薛锦踏上了“奔向新生活”的列车。
刚到鄂南农村，干校校部将人民出版社编为十三连，为了建房，他们被安排住汀泗桥附近的凤凰山烧石灰。因为离向阳湖较远，这支工业连队俨然像是干校的一支“独立大队”。如此戏称，并非有什么特殊“待遇”，实际上其劳动强度并不亚于干各种农活。比如，男同志炸石头，排哑炮，有时甚至会冒生命危险；女同志则成立“打钎组”（类似时髦的“铁姑娘战斗队”），像杨瑾这样的知识型妇女，一天也得抡起八磅大铁锤挥动几千下，不仅要力气大，还得“稳、准、狠”，否则会伤了掌钎人的手。她如今想起这些，还觉得不可思议，那时是怎么适应过来的！
每逢插秧季节，连队还要打着红旗浩浩荡荡开往向阳湖，“支援农业”。因此，干校开会表彰先进，组织“讲用”，十三连的人没少参加。平时在凤凰山一带，“人民”和当地群众也相处得很好，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他们自己建的土坯房盖好之前，大部分人都住在老乡家里，薛德震一家四口的栖身之地是一家旧祠堂，由于背后紧靠荒山，偶尔还会遇到十几条蛇在窗口或透风的墙壁上“露脸”，真够“触目惊心”的。即使这样，毕竟比同一干校仍两地分居的夫妻强得多，像作协五连的臧克家先生住在“四五二高地”，有时得步行十几里路到十三连看望夫人郑曼，大家都笑他“真难得”。因为以前在北京，老诗人出门可都是车子接送的！
已经六十有四的薛社长，正好到了臧老下干校时的年龄。他用带江苏“乡音”的普通话讲述着干校轶闻，不时地“哈哈”笑起来。接着，老社长告诉我，他在凤凰山干了一年，承蒙组织信任，被调到校部政工组，组长是葛洛，组员还有陈翰伯、林尔蔚、吴志根。从此，薛德震埋头于“文牍”，起草报告和写工作总结，这使他有机会和校部“最高领导”军代表李晓祥共事。经过长时间的接触，他觉得李政委为人实在，对知识分子态度较好，比较注意掌握政策，和前任军代表张参谋长不大一样。有比较才有鉴别，以李政委彼时特殊的身份，尚能得到文化人今天的理解，还是挺不容易的，难怪薛社长还向我打听他退休后住在哪里。
我曾去武昌一家干休所采访过李政委，知道他的地址和电话，正好为昔日“官兵”牵线搭桥。薛社长表示，得暇一定去看看他。这时，杨社长插话说：“极‘左’路线把知识分子当‘劳改’对象是错误的，但我们的体力在农村也得到锻炼，亦不乏自得其乐的一面。最难得的是体会到了农民之苦，他们一年到头竟难得吃几回猪肉，却还关心我们这些异乡人：‘北京那么好，你们何苦到咸宁来受罪？’他们不理解，知识分子倒不在乎住城里还是乡下，最可惜是业务白白荒废了！”
是的，青年时代的杨瑾就组织出版过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史学大家的著作，在出版界的女编辑中堪称凤毛麟角。尽管“文革”中她被诬蔑为“黑苗子”受到压制，但她始终坚信，只要阳光还在，总有橙黄橘绿时。果然，到了1971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北京的《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杂志准备复刊。次年，文物出版社恢复工作，杨瑾和罗哲文、金冲及、王代文等同志纷纷从干校调回，一起编辑《文物》月刊。不久，该刊在她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国内外声誉大增，海外发行量居社科刊物之首。特别是1989年她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以后，文物出版社所出图书多次获国内、国际大奖。
像是“比着干”似的，薛德震在“人民”主持工作8年来，“中国第一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金字招牌更是愈来愈得到海内外广泛认同，他还担任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薛社长见我对人民出版社的历史颇有兴趣，便从身后的书柜里找出邓小平同志1990年题写书名的《人民出版社四十年》和一本“大事记”送给我，杨社长也一边将有关文物出版社历史的书相赠，一边欣喜地说：“咸宁组织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很及时，出乎我们意外，大家会尽全力支持。从干校回来，许多人觉得那段生活经历值得回忆、反思。现在，不少老同志还在世，有种特殊的感情和激情；如果再过十年，许多当事人不在了，你们的工作难度会更大。我是搞文物工作的，建议你们要尽量保护好文化名人的故居，像冰心、冯雪峰、郭小川、臧克家等生活过的地方，留作纪念很有必要。而且你们编辑出版有关的书籍，一两本书可能容纳不了，今后可考虑出丛书……”
薛德震杨瑾接受采访薛社长听了补充道：“通过‘串联’的形式，逐渐把向阳湖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很有意思，就像滚雪球，会越滚越大。中国几千文化人集中下放咸宁，不容易，是个很好的文化资源。我们虽然是在‘文革’的背景下去的，但对咸宁的土地和人民怀有深厚感情。汀泗桥边的北伐战争纪念塔，我们曾去瞻仰；向阳湖的风土人情，至今历历在目。”
说罢，薛社长应我之请，以夫妻俩的名义，挥毫写下四言句子留作纪念：“鄂南重镇，人杰地灵。向阳湖水，曾润我心。”
这次访谈圆满结束了，而向阳湖水却仍在薛社长的心中流淌。一个月后，他赴鄂参加全国人民出版社第五届年会刚结束，便给我打来电话，称自己还没忘记重返向阳湖的承诺，第二天就风尘仆仆赶到了咸宁。
在咸宁地委书记万维东、地委宣传部长俞柏林和咸宁市委书记夏汉生的陪同下，薛社长和同行的“五七”战士杨寿松（人民出版社编审）等兴致勃勃参观了“四五二高地”，然后直奔汀泗凤凰山。他找到了满是青草缠绕的石灰窑，找到了红学家朱南铣不幸溺水淹死的清水塘，也终于找到了当年的老房东！
最令人感动的是，尽管事隔20多年，有位身穿黑布衣、双目近乎失明的小个子老大妈听说来了当年文化部的人，主动指着老祠堂一间破旧的屋子，告诉大家说，这里住过一个戴眼镜、姓薛的同志和他的家属杨姐，带着两个女孩……薛社长听了十分激动，默默掏出身上的钱略表心意：“老人家，谢谢你当年对我们全家的关照。”
返京之前，由于地方领导的热情挽留，薛社长一行还游览了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九宫山和“131”地下工程。我们分手的头天晚上，薛社长又即兴写下一幅字：“汀泗桥边，向阳湖畔，播撒美好的青春，留下难忘的记忆”，并欣然接受了咸宁电视台专题部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