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2000年6月6日，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在温泉成立。作为发起人，我特地邀请了20多位京城曾下放咸宁干校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担任顾问，年已古稀的金冲及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我之所以请他继续关心向阳湖文化的研究，原因有三：其一，他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是《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和《朱德传》等三大伟人传记的主编，可谓我国权威的历史学家；其二，他连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而我目前恰好负责咸宁市政协的文史工作；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曾经上他办公室采访，受到过热情的接待。
作者和金冲及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我如约赶到北京前毛家湾一号，拜访了正在紧张笔耕的金先生。他的办公室又宽又大，可能原是个小会议室，约有近200平方米面积。但见两面靠墙各摆放着十个书柜，房间中央围起一组大沙发。金先生西装革履，一脸和善的微笑，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看不出一丝“官气”。他开口便解释道：“我近日正为中央起草文件，完全身不由己，今天不知明天忙什么。你大老远赶到这里，实在辛苦，可碰巧一小时后我还要参加一个外事活动，因此没有充足的时间与你长谈，真是抱歉！”
金先生的谦逊、客气，无疑使我暗自感动。于是，我抓紧时间，简要汇报说，近几年来，由于地方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北京文化人的大力支持，咸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取得了丰硕成果。到目前为止，已有《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人民政协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我市宣传向阳湖文化的专访、回忆、消息和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向阳湖文化书系，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出版了“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史料专辑”……
因为事先读过我寄去的有关“向阳湖文化”的报纸和书籍，金先生听了我的介绍后，对咸宁重视开发干校文化作了高度评价，并应请提出指导性意见：“抢救向阳湖文化史料大有可为，这说明你们的选题很好。我认为，研究向阳湖文化，首先要系统而全面地掌握历史资料。文史资料有很多作用，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将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后来人。其次，对已接触到的大量史料，还要进行考证、鉴别，如毛主席所说的，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此外，干校的年代离今天还不是很远，要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征集，以弥补文字记载之不足。你这些年坚持不懈宣传向阳湖文化，作出了可喜的成绩，我很佩服。今后，还要学会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事物发展的主要线索，进一步钻研干校文化，以写出可靠的信史来。”
金先生不愧是根底深厚的大学者，三句不离本行。而我却不满足于他有关治史之道的“点拨”，接着追问起他是如何度过干校艰难岁月的。金先生很快陷入沉思……下面便是他的“口述实录”，我且全文播放，以飨有兴趣的读者：
“我于1969年9月下放向阳湖，此前在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和许多同志一样，我在‘文革’初期就吃足了苦头，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两顶大帽子，处境十分困难。头一件事是，我于1965年参与编辑《毛主席语录》，这是田家英同志具体负责的。由于1964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已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1966年12月再版时，林彪写了前言），田家英考虑那本书是从部队工作角度编写的，有一定的局限性，便另起炉灶重编一本，以适用于一般干部。后来的结局可想而知，虽然仅出了个内部参考本，我们这些人都落了个‘私编毛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相对抗’的罪名。另一件事是，有人凭空捏造，‘告发’我于194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学运小组。举报人是一个早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反革命分子，他知道我是中共地下党员，出于‘希望共产党互相残杀’的卑劣目的，将诬告材料写得有鼻子有眼的，非常具体生动。在那个年代，你没有问题都想找你的问题，有了这种黑状，我可就遭罪了，从此被审查了4年。
“因为是被专政对象，我在干校的情况比较特殊，安排在一大队二连隔离起来，一个人住草棚，一个人单独干重体力活，3年多不让我回家和亲人见面。我的儿子同时到向阳湖，开始送咸高读书，一星期回一次，可我根本无法照料，不到一年就只得托人把他送回北京。我本人和当地的贫下中农也没什么联系，连干校组织参观韶山，我都没有资格去。我不明白，整我的材料完全是无中生有，为什么上面肯相信？后来我们连队清理阶级队伍，完成了95％的审查对象，剩下的个别‘叛徒、特务’都允许和家人团聚，我为什么长期没有自由？所幸的是，这时马王堆等一系列震动中外的考古新发现先后出来，1972年，经郭老提议，周总理亲自批准、恢复了《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个刊物。不久，文物出版社筹备复社，当年主持国务院图博口工作的王冶秋同志听到别人介绍推荐我，便不管我尚未作出结论，党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的处境，大胆下调令将我从干校调回。在‘文革’时期那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中，敢于这样办事的人极少，没有过人的气魄是办不到的！”
我插话道：“我采访了不少向阳湖文化人，像你这样经历的并不多，今后我写报告文学全景式反映咸宁干校，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都得写。因此，您刚才所谈的一切，显得特别珍贵。”接着，我请金先生补充谈谈干校生活的体会。他略作思考，如实相告：“你这是出了个难题，不容易讲。怎么看呢？怀念、责备都不是。我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下放咸宁，大多数文化人都感到压抑。但现在回过头辩证地看，参加劳动锻炼，和劳动者加深感情，也不无好处。尤其是我，回京这20多年体力还可以，也许受益于干校的劳动锻炼。但说实在话，如果说很怀念那段生活，是我讲违心话；如果要我控诉那时受迫害，也不必要，我不想写‘伤痕文学’，因为没有那种心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现在重要的是干好手头的工作。”
金冲及题词正谈得投机，可惜来了电话，这才提醒我采访结束的时间已到。金先生打住话题，匆匆找出《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等个人专著送给我，并写下一行字留念：“建设新咸宁”。我诚恳地表示，今后自会再接再厉，在向阳湖文化研究上作出更大的成绩，为鄂南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光添彩，以不负金先生的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