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心理学的裂变
我们已走了很远。
我们目睹哲学大师们在意识问题上一步一步地由玄学思辨和奇幻想像走到对思维过程中某些领域的准科学理解。谢天谢地，由于生理学的帮助，我们最终得以将心理学从哲学之中抽取出来，并将其确立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我们还看到，跟任何一门不成熟的科学一样，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知识领域在其最初的几十年里并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理论，只不过就某种独特的现象提出了某些独特的理论而已。这些理论出自几个伟大的先贤——冯特、詹姆斯、弗洛伊德、华生、韦德海默等——然而，尽管伟大，他们中却没有哪一个在心理学领域赶上牛顿在物理学领域所起的作用。
但其追随者并不这样认为。科学心理学的最初几十年是“流派纷争的年代”—30年代至少有七大流派——每一流派的门徒都宣称其所在流派的理论是继亥姆霍兹时代累积而来的一堆乱麻中脱颖而出的条理性科学。然而，到20世纪中叶，许多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现存的任何理论均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统一的心理学范式。例如，无论是冯特还是行为主义，都未能就问题解决或决策之类心理现象提供出有用的答案；弗洛伊德对感知过程或学习之类事情似乎无招可使；格式塔理论则无法解决记忆和儿童发展等问题。一切如斯坦福大学的莱维特·圣弗德（Nevitt Sanford）于1963年所言：“普通心理学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人们如此吹捧、追逐的‘普通’规则根本谈不上普通。相反的是，它们往往表现得十分具体。”
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说，心理学远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产生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的程度。然而，它可能还有另一层完全不同的意思：心理学根本就不是一门类似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等的科学，而是一个系列的科学领域集合；它们尽管彼此相连，但又差异巨大，根本形不成某种单一的理论框架。最近，就现今的心理学状态进行总结时，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威廉·克森（William Kessen）与埃米莉·D·卡恩（Emily D．Cahan）在其合著的《美国科学家》一书中写道：
人们从内心深处坚信（对f我们中的一些来说，最多不过是怀疑），心理学不易受统一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前提的影响，但易于根据特定内容、特飘方法或特定的功能性过程等产生定义。这类观点中的极端看法是。心理学没有核心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心理学一如人类的大弦，既广泛又丰富，而不是仅将感知或学习或问题解决等内容提高至足以涵盖一切心理学模式的程度，
流派纷争时代结束以后，心理学的发展史似乎证明，上述信念（或怀疑）是正确的。新的理论不断涌现，但它们充其量不过适合心理学的某一具体领域，绝不能涵盖整体意义上的心理学。没有哪一流派在它的整个疆土上称王称雄。恰恰相反的是，心理学的领域从整体上呈现出分崩离析、诸侯割据的局面。美国心理学会现已承认58个心理学领域，该学会45个“分会”（会员制）中的42个，分别代表着这些领域，或可说是，心理学的裂变结果。
相应的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讲述单一按时间顺序发生的故事，而要逐一查看心理学的八大领域，查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本书的最后一章将会简要提及其他领域，我们不再对它们详加陈述，以免读者精疲力竭，作者也吃力不讨好。
§§§第一节“他人内心的秘密”
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人格的本质和起源问题一直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意义。对他们来说，理解人性所不可或缺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和行为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对一般大众来说，这个问题也饶有趣味。他们最关注的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判断他人的性格，又对其作何预测？
显然，人们所说的话并不是可靠的信息源；在所有有生命的物种中，人类最善于撒谎，也的确经常撒谎。我们同样不能按照他人的动作手势或表现做出判断。因为人们可以装假，某些人还装得挺像。甚至他人的行为也不总能显露真情，因为人类可以欺骗，不到最后关头绝不会暴露真正的自我。然而，不管他人是谁——是我们打算托附终生者，是我们房屋的可能购买者，或是敌国（或我们自己的国家）的领袖——真正的他或她是怎样一个人，又习惯于怎样为人处事，是惟一能对其做出正确判断的东西。
鉴于这些原因，在整个有记录的历史中人格研究一直是哲学家和普通人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过去60年中现代心理学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
已知的最早人格评价活动诞生于伪科学——占星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巴比伦的占星士已根据行星位置来预测战争和自然灾害。到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占星士们依据这些数据对他人的性格与未来进行解释并预测。在科学的幼稚年代，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观点是，一个人出生时行星所处的位置将影响他的性格和命运。奇怪的是，即使现在，这种观点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现代天文学和行为科学已证明其纯粹是无稽之谈。
早先提及的相面术是另外一种号称可以挖掘隐藏人格的假把戏。跟占星术不一样的是，面部特质反映人的内心真实这一说法，在心理学上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的表情当然能够极大地反映我们的真实感受。但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及其他相面十均没有意识到这层关系，相反的是，他们只是就某种特别的面相特质与特别的性格之间罗列出一长串莫名其妙的关系。甚至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先生也强调说：“天庭（前额）巨大者愚笨呆滞，天庭偏小者用情不专；天庭宽阔者易于激动，天庭突出者心直口快。”
跟占星术一样，相面术也持续过相当长的时间。老于世故的罗马人非常相信它。西塞罗曾说：“面相乃心灵的图像。”朱力斯·恺撒也说过：“我并不害怕那些肥头大耳、油光满面的家伙，但面色苍白的瘦猴子就不得不防。”（恺撒的观点被莎士比亚表现得再明白不过：“让我的身边围满肥仔；／天庭滑润的男人让我安眠；／那个卡修斯身若瘦猴，表情贪婪；／疑心定是心计多端；这样的人危险难缠。／”）耶稣的实际面容一直无人知晓（罗马陵墓里出现的最早“画像”，是在其死后二到三百年才画出来的），但从公元2世纪到目前，他展示给人的面相一直是面容祥和、瑞相非凡。相面术的传统生生不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遇到陌生人时，总喜欢根据其面相来猜测其性格。
根据可见特质来区分性格的另一种方法是颅相学，就是抚摸头骨形状的伪科学，19世纪曾风行一时。虽然颅相学在20世纪已销声匿迹，但许多人仍然相信，天庭饱满突出者，肯定“智谋”且敏感，天庭扁平窄小者多半愚蠢而寡情。
古代将性格与生理特质联系起来的最有名理论，是加伦（Galen）的体液说。他认为，黏液过多者冷静镇定；黄胆汁过多者性急易躁；黑胆汁过多者沉湎于忧郁；血旺者乐观自信。这一教条一直统治至18世纪，其后继门人经常玩弄营养新潮、蒸汽浴和其他准科学的把戏以校正体内的化学循环，达到强身健心的目的。
与此相对的是一种听起来非常现代的方法，由三个世纪以前的德国哲学家兼法学家、赫尔大学奠基人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Chritian Thomasius，1655～1728）提出。托马西乌斯想出一个办法，即给不同的性格特质进行数字打分，从中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他的方法虽然粗浅，但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了现代叫做“等级评定表”的性格评估技术。他为自己的书所取的名字也耐人寻味：《绝对科学的新发现：对于公众，对于从日常谈话中洞悉他人内心秘密（不管其是否乐意）来说都极端重要》。照现代人的口味来说，书名毫无疑问是长了一点，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它与现代教人如何成功的畅销书同样新潮。
多少世纪以来，有关性格的讨论经常围绕着心理学中最基本也争辩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人性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呢还是由外在因素决定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究竟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导致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出生之前已经存在，因而只需记住即可；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则反驳说，所有的知识均源于感知。一场争论由此而起，并于17和18世纪达到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儿和其他理性主义者认为，大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婴儿的头脑形同白纸一张，只靠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后，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等——都拿出调查数据以支持其观点，而行为主义者——巴甫洛夫、华生、斯金纳等——则提供实验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场争论一直持续至今，“性情主义者”（dis—positionists，现代术语）用内在的（气质）力量来解释人们的性格与行为，“情境主义者”则用个人经验的情境对其进行解释。
两种观点在儿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针对少数群体的公众政策、对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等诸多个体与社会议题上，均得出相反的结论。顺理成章的是，最近几十年来，这一问题也一直制约着人格心理学的发展。人们渴求一个决定性的科学答案。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两大阵营的研究者和理论家都感悟到了什么，他们是否得出了这样的答案。
§§§第二节人格的基本单位
20世纪初期，对人格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心理分析学家做出的。弗洛伊德对成人人格做出了解释，认为成人的人格是自我致力于控制本能冲动并把其转换成可接受的行为形式的结果。阿德勒的兴趣却集中于社会力量对人格产生的影响。比如，出生顺序在中间的孩子由于位置的关系容易产生自卑感。荣格对人格的描述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针对决断与被动、内向性与外向性的互为对立的内在倾向的交互作用，是由经验与“集体无意识”（他认为是与生俱来而非学习得来的、祖辈相传下来的概念、神话和符号）形成的。
心理动力学概念虽然如此这般地提示了人格的发展，但并没有像人们测定智力一样给心理学家们提供出快速准确地衡量人格的方法。心理分析所揭示的人格特质只是在几十上百次临床诊疗后才能得出，即使这样，此种方法也只是得出印象上的评估，绝非量化的测定。在人格测试界赫赫有名的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认为，临床方法“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勘察”，而心理学需要的是“量化的分类学”。
最早出现的分类学是一战的产物。1917年，美国介入这场冲突，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伍德沃思（1869～1962）受命设计一种快速简易的方法以有辨别情绪障碍的新兵。他在紧急中抛出了第一套人格测试问卷，即“个人资料清单”，一种问卷，向受试者征询有关症状，如：“你梦游过没有？”“站在高处时是否觉得想向下跳？”等等。将得到肯定答案的症状数目加在一起就可得出总的分数。
作为人格评估，个人资料清单无疑既原始又有限，只收集到受试者所提供的部分信息或错误信息，且这些信息仅与神经症状相关。然而，它的确具有“表面效度”——人们直觉地感到，这些问题的确能将正常人和神经质的人区分开来。事实上，后来进行的一项试验证明，这种测验确实有效，因为人们发现，诊断出的神经质患者得出的肯定答案平均为36项，正常人仅有10项。
伍德沃思的开拓为后来设定了模式。战后，许多心理学家设计出类似的其他问卷，让受试者自我评估。没过多久，这些问卷很快就超越症状，开始涉及普遍的人格特质问题。早期最著名的测验是1931年由心理学家罗伯特·伯恩鲁特（Robert Bernreuter）设计出来的。该问卷共提出125个问题，每一问题都可得到四个特质上的分数：支配、自足、内向及神经质。比如，如果受试者对“你是否常常感到可怜？”的回答是“？”（“不知道”或“说不出”）则他或她在内向上将得三分，支配上得一分，神经质上得零分，自足上得零分。这些分数只不过是些推测——伯恩鲁特对每个答案与四个特质的相互关系并无实验上的证据——但全国迅速席卷起一股心理测试热。在整个30年代，约100多万份伯恩鲁特人格调查表和大量类似的测试问卷销售一空。
到此时为止，人格成为心理学的特别领域，由特质理论主导。该理论是常识观念的科学翻版，即，每个人在特定情境中都有一套可以识别的特点和惯常的行为模式。特质可以描述既定人格的元素，但对背后的心理动力学结构或此种人格的形成方式只字未提。伯思鲁特问卷有其他的早期人格测试问卷，都在致力于测试其中的部分元素。
1928年和1929年，另外一种重要的研究似乎从特质理论中脱颖而出。休斯·哈特肖恩（Hugh Hartshome）神父是联合神学院的圣职教员，马克·梅（MarkMay）是心理学家，也曾供职于联合神学院。他们研究了成人行动的有效性，比如童子军运动可以在儿童中培养出道德行为。哈特肖恩和梅让若干儿童做纸笔测试，以察看其对欺骗、偷盗和撒谎等的态度。然后，他们让孩子参与诸如集体游戏或自己给自己打分等活动，孩子们可以在里面作弊、偷窃或撒谎，看似神不知鬼不觉，实际上研究者们一眼即可判断出。
结果令人十分不安。孩子们不仅在纸笔测验中的回答与实际行动之间关系甚少，而且在一种情形下的诚实度与另一种情形下的诚实度根本没有一贯性，这着实令人惊异。哈特肖恩和梅得出结论说，如果特质是存在的，则其并不使个体在不同环境下产生类似行为：
（我们）确信存在某些共通的因素，它们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同……然而，我们的论，点在于，这种共通的因素并不是独立于个人所处环境的内在实体，而是环境的函数。
这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互相矛盾。我们都能感觉出，在所认识的人中，有的诚实，有的不诚实，有的保守，有的开放，有的谨小慎微，另有的草率鲁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执掌牛耳的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897～1967）出来救急。他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还出版一部专著：《人格的心理学解释》（1937）。态度谦和、面容苍白的奥尔波特工作勤奋，研究兴趣非常广泛，包括偏见、沟通和价值观等，但毕生致力的却是人格研究，尤其是特质理论的研究。也得亏了他的人格，他最终成为反驳哈特肖恩一梅的情境论的理想人物，反驳武器是常识的性情论中的科学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