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民族学中的民族史研究是史学的一部分。民族学对于现存古代民族的研究，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活的“社会化石”。民族学这方面的研究，是人类认识历史的直接实践。它既具有直接性，又具有间接性。民族学的实践及其所得的材料，也是人类历史认识的一种来源、动力、检验标准，它对于研究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活的“社会化石”的两重性
“民族学”一词，最早起源古希腊，其含意指对民族情况的记载。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民族学和历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等方面有部分的交叉重叠。民族史的研究，是民族学和历史学的共同课题，民族学对于民族历史有研究、补充作用，丰富了历史学中民族专门史的内容。在民族学的研究传统中，特别注重于现存的古代民族，这种现存古代民族可以作为认识人类古社会的活的标本。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实物”有两大类：一为死的遗骸，二为活的有机体。前者表现为各种古遗物，这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后者表现为现存的古代民族，这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民族学把现存的古代民族看做是活的“社会化石”，通过对它的解剖达到对人类早期社会的认识。
在民族学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前，有关民族方面的资料是作为历史学、地理学方面的资料看待的，因此形成了民族学材料与一般史、地知识相掺杂的特点。西方号称“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也被称为“民族学之父”，司马迁的《史记》留下了比较系统的民族史的记录，在中外古代许多史学著作中，都有关于民族情况的丰富、宝贵的资料，这些资料是民族学和历史学共同的宝贵财富。
在民族史方面，民族学和历史学在资料上有其一致的地方，但是又有区别。历史学中民族史注重研究各民族的历史，它通过大量的翔实史料按年代顺序考察发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活动，以反映它的历史进程。它不但不排除各种偶然历史事件，而且是通过充满偶然事件的具体历史过程，来揭示和表现历史的必然性。民族学则注重研究各民族的现状，追溯它的历史，并着眼于民族发展在某个阶段的典型形式，摆脱那些具体的历史形式和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揭示其中的共同本质和必然规律。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决定了它们可以起互相补充和促进的作用。例如，民族学尽管以研究民族现状为主，但研究民族特点的形成过程和原因时，必须追溯历史，这就需要依赖历史研究，对民族历史的研究也必须了解民族的现状，以便站在已经达到的高度来考察它的历史，这就需要利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有些民族的历史，由于文献资料缺乏，用一般的历史学研究方法难以进行，尤其需要用民族学资料来填补空白。民族学关于文化习俗的研究。也有助于民族史研究探索古今民族之间的演变。民族学促进了历史学中民族史的研究。
民族学对于现存的活的“社会化石”的解剖，对于史学来说，是人类认识历史的直接实践。民族学对于现存的古代民族的研究，主要采用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称之为“田野工作法”和“直接观察法”，因此，它和研究对象之间必然发生直接的社会联系。由于这些民族去古未远，保留着不同程度的古代社会的遗迹，能够最直接最形象提供人类社会早期的原生状态，从而有助于理解人类早期社会的发生、发展。通过对这些残存“麻雀”的解剖，可以认识到那些早已灭亡了的古代“麻雀”。民族学这一方面的实践，甚至考古学也不能替代。考古实践对于认识古代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它所提供的只是死的遗骸，至于人类初期的生产、生活状况如何？婚姻形式怎样？什么时候出现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它的结构及其互相关系怎样？等等。所有这些，都很难从地下的发掘中得到直接的证明，这些方面，民族学的实践就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它所提供的原始社会形态残余的活体，就成为解开古代社会之谜的钥匙。
民族学对于现存的活的“社会化石”解剖所得到的材料，既具有直接性，又具有间接性。当我们从这些活体中寻找古代社会的共性，是直接的；当我们由这些活体而认识另一些古代民族国家，则是间接的。例如，著名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根据他在美洲印第安人那里四十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写了《古代社会》一书。他分析了氏族的本质，证明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并确定了人类社会最初的氏族都是母权制的，人类社会发展是从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他从亲属制的研究中，说明家庭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并确定了婚姻和家庭顺序演进形式：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父权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从而描绘出了一幅婚姻和家庭的发展史。恩格斯高度评价摩尔根的贡献，指出：“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模式揭示出来了。”“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摩尔根从北美印第安人所存活体中发现了原始社会“内部组织典型形式”，揭示了古代社会氏族的真正本质和共性，这是直接的，关具有普遍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但是，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对于认识其他民族、国家、的古代社会而言，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因而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一致。历史的统一性存在于历史的多样性之中，摩尔根的研究提供了解开古代社会之谜的钥匙，但是毕竟只是一把钥匙，如何应用这把钥匙解释希腊、罗马、德意志乃至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古代历史，仍然需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把握其特殊性，而不能削足适履，随便套用。
（二）古史研究与民族学实践
民族学的实践，和考古学实践一样也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一个重要来源，动力和检验标准。人们对于原始社会历史的真正认识，可以说是从民族学开始的。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深入揭示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起了重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间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已经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关于原始社会真实状况，特别是它的发展规律，还不甚了解，“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关键”。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马克思仔细读并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和许多重要按语，写下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准备用“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后来恩格斯“执行遗言”，运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和其他世界民族学的第一手资料，在马克思《摘要》的基础上，写出了不朽的巨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为研究原始社会形态奠定了科学基础。由此可见，民族学的实践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的不断进步，使人类对于原始社会史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民族学的实践在检验历史认识方面也有重大作用。例如，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一直到19世纪60年代，长期以来的传统看法认为：希腊、罗马的父权家庭是最古老的家庭形式，一夫一妻制自古存在，父权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出发点和永恒的细胞。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则以崭新的观点和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类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从而打破、纠正了这种传统偏见。对于古代社会氏族公社、农村公社的认识也是如此。一些文献上的说法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通过民族学对于现存的各种公社残迹的研究，在实践的检验下，有的得到了纠正，有的得到了证实。民族学研究各种活的“社会化石”，还揭开了不同的民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历史层次，这样它就不但检验了历史科学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以具体生动的新鲜材料丰富和发展了这种认识。
民族学的资料不仅对于研究原始社会，而且对于研究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民族学在恢复和再现人类早期的社会、经济、文化面貌方面，起了历史学、甚至考古学也不能起到的特殊作用。由于原始社会后没有文字记载，而考古发现的遗址、遗物都是一些死的东西，如果没有民族学活的资料印证比较，许多遗物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因此，一般原始社会史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借助于民族学的资料。这不仅仅表现在婚姻形态、氏族本质等一系列考古学所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即使是在小的实例上也是如此。例如，在考古中发展骨针以后，原始人究竟用什么作线，一直搞不清楚。通过民族学调查，发展鄂伦人用鹿筋作线，就解决了这一奥秘。在齐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用猪下颌骨，猪、牛头骨陪葬的现象，根据民族学提供的情况，佤族有些人家在屋内和房前墙上挂了许多水牛骨头，而黎族和景颇族则有在死人新起的坟头挂上牛头的习俗，表现这种现象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出现后的产物，是阶级出现，贫富分化，富裕者显示财富的一种表示。在研究奴隶社会史和封建社会史方面，尽管有较多的文献资料，但是民族学也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国民主改革前，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中，有相当多一部分民族分别处于三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即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有个别民族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些民族提供了活生生的标本，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现象，澄清了古代史中不少由于资料限制以致众说纷纭的问题。
20世纪初，西方民族学开始传入我国。民族学传入我国以后。一开始就形成了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以民族学解释古史的特点。1903年出版的刘师培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用民族学的观点来解释我国古史，如认为《礼记》中提到的阳侯杀穆侯并劫其夫人是古代夺婚的遗迹，一时读者都感到很新鲜。蔡元培在《说民族学》中还专门论述了民族学与史学的关系，并结合我国古籍，以民族学的观点对某些历史现象作了新的解释。例如，他列举《诗经，玄鸟篇》称商朝的始祖是有妫，《生民篇》称周朝的始祖是羌源，中国最古老的姓氏，多从女旁，说明中国古代存在过母系制。又据《左传》中古代有以龙名官，以鸟名官等事实，说明其是图腾崇拜的遗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民族学有了迅速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体系。在历史研究中，不少学者利用我国民族学所提供的丰富材料，采取“以今论古”的方法，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把历史学与民族学二者结合起来，仍是我们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民族学的实践及其所得材料也有其局限性。首先是残存的活标本要受现代文明的影响。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在一些多民族的国家里，那些原始民族杂居于先进民族之中，不能不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即使在第三世界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原状，不可避免地要渗进现代文明的因素，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种社会形态的特点，有的甚至已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这就需要进行细致的分析，剥去那些外表的东西，以求得真实的原型。例如，我国云南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其特征是男不娶，女不嫁，不同的氏族的男子在夜间走访女方，过着“望门”的偶居生活，双方互称为“阿注”，意为朋友，其所生子女由女方负责扶养，财产继承和血统也均从母系计算。这种婚嫁形式一直保持到民主改革前，是比较典型的母系家庭。在其内部还缓慢地发展起了母系、父系并存的家庭，部分地改变了它的内容。这就需要我们采取分析的方法，剔除其中后起的因素，以恢复它的原生状态。其次，民族学的材料，对于认识其他古代民族来说，毕竟采取审慎的态度，否则难免张冠李戴，抹杀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失于机械比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