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地方史研究可供借鉴的史料知识
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来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首要的工作就是收集、整理和鉴定各种史料。
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来收集、整理和鉴定史料，改变了传统史料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使它由比较局限于感性经验的做法，上升为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史料学。
马克思主义史料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根本任务在于研究如何才能获得真实可靠的史料。求得真实可靠的史料是人类认识自身历史所不可超越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就根本谈不上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实践证明：任何在虚假史料的基础上所得出的理论，对于人们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来说，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史料学，掌握一套收集、整理和鉴定史料的科学方法，是史学工作者一项至关重要的基本功。
以往的历史一去不再复返。今天，人们无法回到过去的年代身临其境地对当时的历史进行考察和研究。人类想对自己的过去有所了解，只能凭借各种史料。无论是实物史料还是文献史料，都是人们了解历史的必备条件。史料是否完备和正确，直接关系到历史研究成果的大小和好坏。
（一）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离不开史料
人类历史悠久，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了旧石器、新石器、铜器、铁器和现代文明等各种文化。今天，我们就是凭借了这些文化的痕迹，来追溯祖先足迹，认识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探讨其发生、发展的规律的。这些便于人们了解和研究历史的、以往人类文化的痕迹就叫做史料。
人类的各种史料，无论是文献还是实物，由于频繁的战争和各种政治变革的劫难，不断遭到毁坏。史书记载：“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秦始皇为了统一思想，烧毁了除医药、卜筮、种树和秦纪以外的一切史、诗和诸子之书。史料的丧失，使以往人类社会的历史无可稽考，例如，孔子作《春秋》时收集了120国史书，而今天我们只能看到一部鲁史，其他诸侯国的历史都因为史书的散失而被湮没，有的甚至名不见经传了。文献史料如此，实物史料难逃这个劫数。覆盖三百余里的阿房宫是建筑史、艺术史的珍宝，可惜被楚人一炬，烧得精光。同样，古希腊有几十个小邦，但流传至今的只有雅典史，其他小邦的历史也因为丧失史料而变得扑朔迷离了。
20世纪以来，考古学不断发展，地下文物大量出土，这些文物对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实物史料。我国文学可考的历史，从传说中的五帝起，至多不过五、六千年。20世纪20年代，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把我国的历史上延了五十万年。1965年云南发现的元谋猿人化石，又把我国的历史推到了一百七十万年以前。大量出土文物不仅填补了文字记载中原始社会的空白，而且还证实、订正和丰富了文字记载的历史。例如：周宣王征伐狁，是上古时代一场重大的部族战争，《诗经》记载得极简略，历代学者对此不甚了了。近代，《小孟鼎》、《虢季子白盘》和《梁伯戈》等青铜器出土以后，经过王国维的详细考证，人们对这次战争的年月、战线、战略和规模才有所了解。大量出土文物使原来因为丧失史料而变得隐晦不明的历史重新展现。
历史在不停地发展，叱咤风云的英雄，惊天动地的事业，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今天，人们无法回到过去的时代，去体会古人所经历的往事，人类要了解和认识自身的历史，只能凭借史料，离开史料，人类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
（二）人类对历史的研究离不开史料
任何科学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只有从客观事实出发，才能研究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要求多年的冷静钻研。因为这是很明白的，单靠几句空话是做不出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历史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它只有详尽地占有史料，对史料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就连一般的研究也无从下手。例如：孔子作《春秋》，曾派十几位弟子到处寻访各国的史记，最后因为“文献不足”而不敢论宋国的礼制。《魏书？崔鸿传》称崔鸿“著十六国春秋，草构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迟留未成”。《史通？正史篇》又称崔鸿为此《蜀书》“推求十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一百二卷”。没有史料大儒不敢开口，良史无法下笔。正如刘知几所说：“如有才（指方法）而无学（指史料），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斧斤，终不能官室者矣。”这就是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史料，谁也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二十年代，在我国史学界曾掀起了关于“禹的存在”问题和井田制问题的争论，这两个问题至今不能解决，其主要原因就是史料不足。研究历史，史料不足，会得不出结论或得出片面的结论；史料不正确，会导致结论的谬误。因此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在于引用的史料是否完备与正确。北朝齐文宣帝时，魏收写了部《魏书》，书还没有付梓，就遭到许多人的非议，被贬为“秽史”。结果，文宣帝下令魏收重新修改。昭文帝时，还是通不过，又诏魏收重新研审。出版后仍然不行。成武帝时，还是通不过，又诏魏收重新研审。出版后，仍然不行。成武帝时，只好再敕魏收更审。到后主时，又诏史馆修改《魏书》。《魏书》前后四易其稿，在隋代，文帝还认为它“褒贬失实，诏澹别撰”。《魏书》的这一番折腾，说明史家撰史必须重视史料的正确性。有鉴于此，后来的史家都非常注意这一点。崔述说：“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王鸣盛说：“读书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导，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他们都认为衡量史著价值的标准，首先在一个“实”字。
史料的完备可以使各种现象相互补充、相互论证，对正确描述历史事实，取得科学的结论和阐述观点都有极大的帮助。因此，历代史学对它也十分重视。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材料极其丰富的书。而宋人王应麟却还以作者没有看到王定国的《闻见录》为不足之处。房玄龄编撰的《晋书》，在唐代所修的各种史书中，可算是佼佼者，而刘知几却批评作者没有引用《晋阳秋》的史料。
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众口交誉的良史，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史料比较正确和完备。《史记》这部书，据司马迁自己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同时，在编纂过程中，对茫昧无稽的上古史料，司马迁采取了怀疑、证疑和阙疑的态度，《五帝本纪》一再说：“唐虞以上，不可知已”，“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己”。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收集了大理史料，书成之后，又以三十卷《考异》为辅，力求史料的真实。据张须《通鉴学》统计，仅三十卷《考异》就收集了正史、编年史、年谱、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等各类书籍三百零三种。史料的正确和完备，是《史记》与《资治通鉴》备受赞誉的根本原因。当然，我们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史料可以代替史学，那种认为“史学亦史料学”的观点是错误的。
（三）史料的种类
史料的范围非常广阔，从表现形式来看，一般可分为文献和实物两大类。
1.文献史料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曾以“文献”二字名其著作为《文献通考》。他在该书的自序中指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考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谓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秦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这段话表明：文献包括二大部分，一是文字记载，二是人们的口传议论。文字记载的形式又很丰富，包括历史经、史、子、集典籍，公私档案，金石铭文，地方志等等。
经部书中，《尚书》、《左传》本身就是史书，《周礼》、《仪礼》、《礼记》记录了先秦时代的官制和社会制度。《易经》虽然是一部哲理著作，但其中的辞，大量涉及殷周和殷以前的历史。《诗经》是古代诗歌的总集，因为“文字是社会的镜子”，所以，它也是极好的史料。郭沫若在《读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一文中就大量引用了《诗经》材料。《论语》、《孟子》两书不仅记载了孔孟的学术思想，并且还旁及当时的王卿大夫与门生弟子的许多逸事。还有《考经》、《大学》、《中庸》等也是研究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最重要的史料。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史部书是中国历史资料储藏量最丰富、最集中的宝藏。《四库全书总目》把它分为十五个子目，所收书籍连存目共二千七百一十四部，三万七千多卷。其中的正史类即纪传体二十四史，编年类即《资治通鉴》等，纪事本末类即《明史记事本末》等，杂史类即《国语》、《战国策》等，地理类即《读史方舆纪要》等，政书类即《通典》等。卷帙浩繁，取材广博，结构宏大，体例严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人物等等，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是了解和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文献史料。
子部书中，诸子之书记载了许多春秋战国时代的史事，是研究哲学史、古代科学史和当时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史料。《山海经》一书，《四库全书》说它“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把它全盘否定了。但事实上它所记载的山川、道里、民俗、物产，古代人物及其活动，对于研究我国以及中亚、东亚各国人民上古时期的生产斗争和生活情况，甚至民族联系，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集部书中记载的某事、某人、某地、某学派的情况，当然是珍贵的史料。有关诗、词、歌、赋等文学篇章，也可用作研究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和人们生活情况的史料。如屈原的《天问》用了一百八十多个问题，除了宇宙天体之外，还从鲧、禹、共工顺次问到夏、商、周的历史故事，是一篇史诗型的杰作。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反映了玄宗、代宗、肃宗三朝的社会情况，因此被誉作“诗史”。赋类中，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左思的《三都赋》，虽然在文字上有些夸张，但仍不失为考究汉晋时期各地掌故以及风俗、物产的史料。
类书。类书是把当代和以前各门类或一门类的资料辑录在一起、便于人们查找的工具书。我国历史上的大型类书有先秦的《吕氏春秋》、魏缪袭的《皇览》、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宋李？的《太平御览》、王钦若等的《册府元龟》、明解缙等的《永乐大典》等。类书的史料价值本来不大，但是，年长日久，它所辑录的古书大量佚失以后，身价就高起来了。《吕氏春秋》保存了许多三代遗文，《永乐大典》保存的佚书达三百七十五种之多。这些佚书不可能在经史子集四部中找到。因此，类书也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史料。
档案。我国自商代开始，就注重档案，并逐步建立档案制度，诸凡涉及国家和地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大事，多用甲骨、铜器、竹简、木牍、缣帛等物刻记下来，并于中央及各地相应的设置专门机构来加以保管。周朝的“天府”、汉朝的“兰台”、唐朝的“国史馆”、宋元的“架阁库”、明朝的“皇史？”和清朝的“内阁大库”等，就是中央管理档案的机构。
目前，古代的档案除了考古发现的甲骨、竹简之外，大量都是纸张写的。仅故宫所藏档案一项，从二十年代起到今天，就陆续整理编印了《掌故丛编》十辑，《文献丛编》四十四辑，《史料旬刊》四十四辑，《清三藩史料》六辑，《清代文字狱档》力辑，《明清史料》甲、乙、丙、丁编共四十册等等。其他各地方所藏历史档案数量也非常惊人。如辽宁省博物馆就藏有从唐代至“九？一八”事变时的历史档案一百三十余万册。
档案的史料价值很大，古代史书中的《纪》、《志》所取用的材料十之八九出自于它。
除国家档案外，还有大量的私家档案，如契约、函牍、高号、公司的账册、文书等。这些档案对了解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也极有价值。
地方志。地方志的种类很多，大致说来有三种。一为全国性的方志，如清朝从康熙起，经雍正、乾隆、嘉庆，曾三次增辑重修的《一统志》；二是地区性的方志，省有通志，省以下的府、州、县等也都各有其志，甚至细到乡志、村志、镇志、场志、里志等等；三是专门的方志，指山、水、禅林、寺庙、书院等志。地方志是根据当地的档案、访册、谱牒、传志、碑碣、笔记、信札等资料编成的，内容十分丰富。地方志“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中国方志学之悠久，地域之广阔，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它们对研究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民族史和科技史等，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金石铭文。金文以商周青铜器为主，根据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统计，有铭铜器共七千三百十二件，最长的《毛公鼎》多达四百九十七字。商周两代可靠的史料凤毛麟角，因此铜器铭文的史料价值十分突出。如西周民间债权交易的准折，以及民事案件的裁判，古书中一无所考。《？鼎》出土以后，以它的铭文向人们叙述了这方面的大致情况。又如秦国的《诅楚文》，记录了当时宗教信仰的情况和秦楚交恶的始末。郭沫若《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就是根据铜器铭文为材料写成的。他在文中说：“这些古物正是目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绝好的资料，特别是那铭文，那所记录的就是当时社会的史实，这儿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也没有什么牵强附会的注疏的麻烦，我们可以单力直入地便看定一个社会的实相，而且还可以判明以前旧史料一半都是虚伪。我们让这些铜器来说出它们所创生的时代。”
石刻铭文包括石经、经幢、造像、墓志、记事碑等。其中仅唐代墓志一项，据专家统计就有一万五千块左右。石经、经幢和造像的史料价值不大，墓志文字虽然多溢美之词但也能补充和订正史籍的错误之处。石刻铭文中史料价值最高的是记事碑，它往往记录了不见史传的重要史实。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唐太宗时基督教流入中国，并在长安建寺传教的情况。西藏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由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吐蕃赞普所建，用汉、藏两种文字记载了两族人民的亲密关系。云南的《南诏德化碑》，建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记录了南诏强盛时期的疆域、军事设施、南诏与唐的关系以及境内各族人民的生活习俗等，是研究南诏史的宝贵史料。
报纸杂志也是重要的文献史料，唐代《孙樵集》曾引过《开元杂报》的文字，这是我国有报纸的最早记载。宋代有《邸报》，苏东坡诗云：“坐观邸报谈迂叟。”明清两代也有邸报。近代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出现了新式的报刊和杂志。报纸杂志所记载的主要是当时社会的种种大事，即使是不起眼的广告，也可以提供关于社会风俗和公共事务方面的丰富的材料。如果逐日逐年地把报纸上的一切政治情况收集起来，可以了解政治的变革、兴替，作为政治史的资料；逐日逐年地把一切经济情况收集起来，可帮助了解经济状况，作为经济史的材料。总之报纸杂志上的记载，在有心人的眼里，几乎都可以成为史料。难怪有人说：历史学家之于日报，实与一匠人之于木材无异。
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往往涉及其他国家的历史，特别在近现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这种记载就更多了。因此，外国人的著述也可以作为研究本国史的资料。
口碑。口碑是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的以往人类的言行。文字发明之前的史料，除了实物之外便是口碑，即使文明社会的某些历史，也常常不见于经传而闻之于口碑。孔子编《春秋》时，曾采用不少“所闻”的口碑史料。司马迁编《史记》时，也多用此法。章学诚在修《永清县志》时，也曾“亲询乡妇委曲”。总之，“凡欲往求有关近世之事，必用询访故旧之法”。口碑是一种重要的史料。常言道：“路上行人口似碑”，“有口皆碑”，就是说口耳相传的作用与碑文记载相同。
上面介绍的几种主要的文献史料都是前人为了播诸异域，传之后世而作的记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记载者不可能了解历史事件的各个侧面，但为了追求表述的完整，他们不得不根据自己的推理，编造某些情节，将分散的史事组织起来。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使？剌赵宣子一事，“晨往，寝门辟矣，宣子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刺客未被逮捕就自杀了，谁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心里话。他那一番独白，显然是作者为了说明事件的因果关系，根据自己的推理杜撰出来的。它在没有得到证实之前，不能成为可靠的史料。我们要利用这种史料，必须把历史的客观事实与记载者的主观推论区别开来，对后者要具体分析，决不能盲从。另外，人们记载某种史事，总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左传》中臧武仲对季孙说：“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铭其功烈以示子孙，昭明德而惩无礼也。”一语道破了铭器的目的是为了“示子孙”和“惩无礼”。这种政治目的，也会使记载者不公正地对待一切史实，片面地只记载对自己（或本集团、本阶级）有利的一面，而掩盖甚至歪曲不利的一面。因此，我们在利用文献史料时，必须慎重，决不能各取所需，随意引用。
2.实物史料
实物史料一般包括人类化石、石器、陶器、金属器、玺印、封泥和遗址等。
人类化石。原始人类的化石大多是些残缺不全的头骨和牙齿等，然而，根据生物器官相互关联的理论，某些局部的构造与特征反映整体的构造与特征。器官的构造与生活条件密切相关。因此，从这些残缺不全的人类化石上，我们仍然可以大致地看出当时人类的生活状况和历史发展的阶段。人们对早期原始社会史的认识，绝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化石取得的。如前所述的北京猿人和元谋猿人的化石，就为我们提供了五十万年和一百七十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历史概况。
石器。石器包括石斧、石砧、石镞、石针、石农具等，它们都是劳动工具。劳动工具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也是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耨、锄、镰等石制农具，说明当时已有农业；纺纱用的石制的圆锭，说明当时已有纺织业。可见原始石器也是研究有文字记载以前历史的重要史料。
陶器。包括鼎、毁、豆、皿、鬲等，都是生活用品。根据这些器物的作用以及器物上雕镂的图案花纹，可以大概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陶器中还有许多殉葬品，反映了古人的宗教信仰，以及典章制度和风俗习尚。
金属器。从商周以至秦汉，青铜器种类和数量极多，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梁启超说：“吾侪观其数量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崇尚此物之程度；观其质相之纯固，可以想见当时铸冶术之精良；观其花纹之复杂优美，图案之新奇渊雅，可以想见当时审美观念之发达。凡此，皆大有造于史学者也。”金属器中的度量衡器还是研究经济史和商业史的宝贵史料。另外，各式各样的钱币，有的标明重量，有的记载地名，如果一一加以比较研究，还可以了解当时各地方的社会情形与经济状况。斯但因曾在和阗附近发现一枚一面刻汉字，一面刻卡罗斯奇文的钱币；高昌国的钱币上有方孔，刻“高昌吉利”与中国的完全相同。这些钱币的形制反映了古代中外经济贸易的情况，以及汉民族的政治文化对西域诸国的影响。除此之外，铜镜、车器、马饰、行镫、门铺、烛盘、带钩铜器，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代工业的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情形。
印和封泥。印有官印、私印两种。私印可以补充姓氏的缺佚，如吴大集《续百家姓印谱》，作《周秦两汉名人印考》，罗振玉也撰《玺印姓氏徵》一书，以补古今姓氏书的不足。官印可以考出许多古代史书没有记载的官名和官制，如瞿中溶的《集古官印考证》，娄汝承的《意园古今官印》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参考书。封泥，与玺印相表里，史料价值与印完全相同。
遗址。遗址是被火山熔岩或大水淤泥覆盖的古代住宅。世界最著名的遗址是意大利的庞贝城。这座城市在罗马时代被火山熔岩掩盖，直到18世纪才被发掘出来，重见天日。遗址中有博物馆、妓院、浴室、戏院、学校、街道、屋宇等等，这一切建筑设施形象地向后人叙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在我国，历代都城遗址的考察发掘，也为研究古代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提供了资料，例如，汉唐两京和元大都的发掘，通过宫殿和衙署在都城中的位置，工业作坊的规模，以及里坊和市场的变化等等，可以了解我国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特点。
总之，人类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而文字可考的历史只有四、五千年，要研究漫长的史前时代，不仅要借助文献史料，而且要不断发掘实物史料。实物史料能够订正和补充文献史料的讹误和阙如，起到文献史料所不能起的作用。
文献和实物是史料的两大组成部分，它们各有各的长处和短处。我们应当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扬其所长，避其所短，综合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