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收集后，接下来就是资料的整理、考证和运用。这是历史研究工作的一般规律。当代地方史研究也是这样。
（一）资料的整理
在历史资料的收集过程中，必须随时对它们进行整理。运用各种方法收集到的历史资料，若不经过细心的整理，决不能用于历史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细致的分类，则是整理资料的首要一步。至于如何分类，可以根据资料收集者个人的习惯而定。一般情况下，可采取按资料的内容或时间加以分类。也可按资料的性质来分类。
1.按资料的内容来分类
当将收集到的当代地方史资料，按其内容加以整理分类时，又可以采取按门类划分和按专题划分两种做法。
尽管用于研究历史的资料浩如烟海，它所包括的内容无限丰富而又千差万别，但其基本内容不外乎经济、政治、军事、科教文化、人物等五大类。按门类划分的做法是，将收集到的50多年的当代地方史资料，按经济、政治、军事、科教文化、人物、史学理论等门类来区分。我们把收集到的各种来源不同的史料，分别归纳于这些类别之中，以前各为一束的各种史料，现在便在各种类别之下，混而为一。这一分类，就磨灭了史料来源的界限，突出了史料的性质。不过，这种突出来的资料性质，还是一般的性质。为了显出资料的多样性，资料的分类愈细愈好。比如经济一类，又再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政治一类，又再分为政权性质、政治机构、政权的发展、种族关系、国际关系……科教文化一类，又再分为哲学、科学、文学、艺术、宗教……然后把已经归纳到经济、政治和科教文化等各大类中的资料，又再依其特殊的性质，而分别归纳于各小类之中。在小类之中，又再分小类。这样大类之中分小类，小类之中再分更小的类别，一直分到不可再分为止，于是以前千头万绪、纷然杂陈一片的史料，便在大的类别之下显出了它们的一般性，小的类别之下显出了它们的特殊性。
按照史料的门类进行分类，是为了便于把史料编辑在一起，为历史研究提供系统的史料。如果为某种专业提供史料，当然要以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某一类或某一类中的某一小类为主来进行工作。人物史料要相应的分属于各类之中。
将史料按专题加以划分的做法，则是根据专题研究的需要，在划分史料门类的基础上，再细分出一些研究专题，按专题将相关资料进行归并。如把资料分成“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真理标准讨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等等专题。将资料按专题加以这样的区分，使用起来会很方便。这种做法比较适用于喜欢按专题研究当代地方史的资料收集者。
2.按资料的时间来分类
由于历史是按严格的时间顺序发展的，所以在将史料按内容分类整理后，还必须依其所表示的史实的时间先后加以排比，这样才能说明历史发展的过程，才能避免发生张冠李戴，以这一时期的史料说明另一时期历史的错误。
这种整理史料的做法是，将收集到的50多年当代地方史资料，按史料所发生的时间加以整理分类。其时段的划分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时段划分，结合地方上的实际情况由资料收集者决定。一般可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三年‘大跃进’时期”（1958～1960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1～1965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分期，国内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看法。可以根据该地方的实际情况或研究者的看法来定。有一种可以参考的做法是，若着眼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时细分为“经济徘徊的两年”（1977～1978年）、“工作重点转移与经济体制改革起步”（1979～1983年）、“按照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进行经济改革与建设”（1984～1991年）、“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1992～1995年）。1995年之后，则可以按照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时段来划分，为“十五”计划时期（1996～2000年）、“十一五”计划时期（2006～2010年）。当研究者选择分阶段来研究当代地方发展史时，这种资料整理方法也比较方便。
3.按资料的性质来分类
这里所指资料的“性质”，是从历史资料的表现形式或历史资料的价值方面来说的。我国的史料学一般将史料划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这就是依据史料性质、价值进行划分的一种方法。直接史料又被称为原始史料、第一手史料。间接史料又称为滋生史料、第二手史料。当我们为了更好地运用史料开展研究而必须对史料的价值或可信度作出判断，以便决定后一步的史料考证工作时，用这种方法对史料进行整理分类是必要的。
历史是由史料构成的，离开史料即无法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而史料的价值和可信度又决定着研究工作的成败和所编撰的史书质量的高低。为了区别史料的可信度，近代史料学通常将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什么是直接史料呢？直接史料就是与已发生的历史事实、事件有着直接关系的史料。直接史料大体可分三种，一是当事人直接的陈述、记载、文书与遗物；二是当事人后的追记；三是同时代人的记载。所有这些与历史事件、事物同时发生的当事人或同时代人直接相关连的史料，都是直接史料，或叫原始史料、原型史料。反之，凡非直接的、非原始的、非原型的史料，经过转手的史料，都是间接史料。具体地说，后人记述自己并未亲历的事件，仅仅是根据传闻或直接间接参考原始史料加以研究编撰所形成的史料，属于间接史料。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各种史料浩如烟海，无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其载体都异常丰富多样。相对之下，当代地方史料由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多年间的史料，时间跨度较短，某些事件参与者都尚在人世间。因之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表现形式就较为单一。可以认为，50多年间各个阶段各级党政机关形成的原始文书、档案材料、公报，事件参与者当时的记载或事后的记载，事件发生时留下的各种遗物，新闻媒体当时所作的报道（文字的、图片的、声像的），属于直接史料。非事件参与者以及后人根据所了解的情况或直接间接地根据原始史料研究和编写的各种反映当代地方史的作品，属于间接史料。史料收集者在整理自己所收集到的当代地方史料时，将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加以区分，可以使资料收集者在进行研究时心中有数，更多地采用直接资料，而对间接资料确定在使用之前是否经过考证和鉴定。
以上是几种将历史资料进行整理分类的方法，史料收集者可以从实际出发，选择其中的一种方法，或将这些方法综合使用。除此之外，在整理史料阶段，还有一项相关的工作，就是根据历年来所收集的史料，编制出一套资料目录。众所周知，对于研究者来说，“征引书目”是附在著作和论文后边的参考资料目录。一部著作，一篇论文，若其后附有一份相对比较完整的征引书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该作者的学识与功力，表明该著作或论文在学术上的价值，同时表示对所征引资料作者的尊重。对于自己更好地掌握所收录资料的情况更好地进行研究工作，对帮助读者和同行指明了解和研究某个问题的方向，都有莫大的好处。资料目录的项目内容，包括文献资料名称、作者、发表出版时间、地点、出版单位和报刊名称等项。其中，文献资料名称，可以分别排出官方文件、书籍（含回忆录、日记、传记、大事记等）、非文字记录资料，期刊和杂志文章、报纸、未发表的内部资料，等等。在整理资料时，还可以同时分析、比较、归纳资料内容的工作，以便在将来实际编撰时使用。
（二）资料的考证
当历史资料收集完备后，研究和分析史料，对史料做科学的考证工作，以达到利用史料上的准而精，这是历史工作者的基本功，也是衡量历史研究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史料不仅要充足，而且要准确，如果用上了错误的史料，同样也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但是，古往今来，错误的史料可谓比比皆是，故史学研究者在运用史料时，必须尽可能地对有关史料做一番鉴别真伪工作，这就是所谓考证。
考证（又称考据）就是在广泛收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辨别史料形成的时间、地点、作者、来源，分析史料记载的确切含义、价值、真实程度和记载人的可信程度。它是整个历史研究中最基本的史学方法。
史料考证工作的目的是鉴定史料的真实性。史料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其真实性。没有真实性的史料，就无价值可言。台湾出版的《历史编纂法》一书中，作者将史料的价值分为五等。“史实发生的当时当地主要关系人做成的史料，即见证人或参与者所著述，如文书、日记属第一等史料，亦即直接史料与原始史料为一等史料。在离史实发生当地最近的住所，或在当地而时间稍晚，主要关系人做成的史料，如回忆录为二等史料。以一、二等史料为蓝本做成的史料，如家谱、传记之类则为三等史料。制作的时代、地点、作者都不十分清楚，或三者虽清楚，但因相隔之久，经辗转抄写，难免有失误之处，前者如遗物、地理，后者如某些传抄的书籍，均属于第四等史料。至于一些以严谨态度编纂或研究的作品，则为第五等史料。总之，史料以直接与原始为最具价值。”这段论述是中肯的。史料中，唯直接史料和原始史料最有价值，其真实性、可信度最高。间接史料，即前引述中“第三等”以下的史料，就难免会在辗转传抄间有所失实，故其真实性、可信度就较低。资料考证工作的重点主要是针对那些间接史料而言的。
史料考证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是史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我国，考据学由来已久，到清代乾嘉年间更发展到高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考据方法，甚至形成一代学风，产生了许多考据成果。这种方法在史学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为了提高研究成果的价值，都下很大的工夫去做史料考证工作，并有很深的体会。个中理由很简单，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真伪互见，没有经过考证的史料，难以鉴别其可信程度，胡乱地使用，可能贻误研究工作。郭沫若在其所著《十批判书》中说：“无论做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足，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可见，鉴别材料十分重要。这就离不开史料考证。史料考证工作是史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环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说：“研究历史，第一步是审查史料。有了正确史料做基础，方可希望有正确的历名著作出现。”著名史学家陈垣也指出：“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这段话充满了辩证法。它指出考证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但不是历史研究法的全部。不应轻视考证，也不要把考证当作唯一。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看待考证，既看到它的作用，又不能当作唯一和全部，要在考证的基础上，用正确的理论指导研究，以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中国传统史学把考证的方法分成“外部考证”和“内部考证”。所谓“外部考证”是考证史料（文献）本身的真伪。是对史料的来源、产生时代、地点和制作人进行的考证。校勘和辨伪所运用的方法，即属于“外部考证”方法。其具体的工作是通过翻捡有关目录学书籍，检查该项史料的来源，其初见于何时何地，为何人所引，篇章如何，后来演变的情况怎样。
“内部考证”则是考证所记载的内容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即是否真实可靠。它包括考证史料记载的确切含义，真实程度和记载人的可信程度三个方面。就当代地方历史资料而言，更多的史料考证工作是“内部考证”。
考订史料记载的确切含义，首先要搞清概念，不要误解作者表达的真实意思。
考证史料记载的真实程度是内容考证的另一重要方面。它一般从三个角度去考察：一是考察记事是否合于自然规律。一切不合自然规律的记事都是虚伪的，必须加以考订。二是考察记事是否合于社会实际情况。真实的记事必然与社会实际情况相符合，离奇古怪的记事，如没有使人可信的旁证，必然是伪造的。三是考察记事是否自相矛盾，记事若是据实叙述，不会前后矛盾，如果编造故事则很容易出现前后矛盾，遇到这种情况，应从矛盾中发现问题。
考证记载人的可信程度是内容考证的第三个重要方面。考证史料的制作人是谁，真伪如何考证，属外部考证范畴，而涉及制作人是否具有记录信史的资格和条件，则属于内部考证的范畴，这主要应从作者的观察、判断、叙述、史德上去考察。首先是了解作者的观察是否可靠，比如作者是不是所记事件的同时代人，如果是那么作者是否当事人或亲见其事，其地位是否便于全面了解这件事，以及事情本身的隐秘性如何。如果作者与所记事件不是同时代人，那么作者是否有资格接触到原始的史料。其次是了解作者的判断是否可靠，它包括作者的政治观点是否会影响到他对该事件的判断、其学识修养是否足以正确判断事件，和该事件的参与者的关系如何。再次是了解作者的叙述是否可靠，包括了解作者叙述的内容是否会因为冒犯权势者而受到胁迫，以及其文字表述能力怎样。最后是了解作者的史德如何，即作者是否为敢于秉笔直书之人。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考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该史料内容的可信程度和价值就很高，反之，该史料则不可信。
当代地方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地方发展史为研究对象，从史料来源上看不外乎三类。一是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各单位的文书档案材料，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亲历者的口述史料。三是根据档案材料和口述史料编撰而成的各种书籍文章。这几种类型的当代地方史料，都难免夹杂有不准确不可信之处，必须辅以鉴别考证的手段。
从档案材料来说，部分年代稍久的档案，存在着记载不完整、不准确的地方。有些事情发生了，但缺记载。有些档案上有记载，但可能后来尚未发生。再就是档案数量日益增多。同一件事，各种类型的档案、文书、总结、调查都记，就难免存在记载的事实互有出入的情况。而档案中的一些典型经验材料，在总结提炼过程中可能有意拔高，出现与事实不符。领导人的一些讲话稿，以及一些工作报告等资料，往往会有前瞻性、超前性的成分，类似这样的资料在使用时最好加以考证。
从口述史料来说，这种史料形式虽然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口述史料存在于口述者的记忆中，有时由于年代久远，口述者记忆发生障碍，对有些事件的描述就欠准确。特别是当多个当事人各自对某一重要事件进行描述时，可能出现在事件的大的方面的描述是准确的，但对一些细节的描述是不一致，欠准确的。例如关于广西著名农民运动领导人、百色起义领导者之一的韦拔群的入党时间，就有过1926年1月，1926年11月，1928年8月，1929年9月四种说法，而且曾分别见诸书籍文章。这就是由于回忆者的记忆出现偏差造成的。此外，也可能会出现由于情感、立场、利益等因素，发生口述者磨平、削尖、扭曲某种史料的现象。
从一般著述来说。当代地方史料中有一部分是研究者根据有关档案材料和采访事件当事人，或参考事件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写成的。反映在这些著述中的史料是转手得来，属间接史料。编撰者若未下工夫钻研史料，对事件缺乏了解仅根据片言只语，道听途说就轻而下笔，其所编撰的作品就不可能做到资料翔实。以这样的作品为史料依据去做研究工作，也会出现偏差。
由此可见，对当代地方史料在使用时进行考证是必须的。那么，可以采取哪些方法进行考证呢？
第一，根据史料自身表现出的资质及史料记载人的情况进行鉴定。即所谓“求证于书缝之中”。一般说来，任何一件史料它本身都会提供一定的表明其身份的信息，这就是鉴定该史料是否真实的依据。比如，通常认为原始文书档案所反映的史料是比较真实的。这种文书档案常常可以从它特定的纸张、格式、文字、笔法、文风以及所叙述内容来鉴定其真伪。若真是原件，其资料就是可靠的。对于经过编撰已经出版的史料，则无法依据原件的纸张、格式等去辨别，只能依靠研究者的学识，从对该出版物所反映出来的史料价值，以及对该史料记载人的情况（信用、能力等）进行理性鉴别。
第二，将史料的不同版本或将反映同一史实来源的不同史料加以对照。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会有不同版本和来源。这就提供了对照比较的可能。若两种主题不同的书籍，对其中某一事件的记载却是相同的。一般来说，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就是可信的。若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史料记载某个历史事件互有出入，一般情况下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较近的记载较为准确可靠。特别是如果我们从几种史料来源中筛选出离事件发生时间较近的史料，其记录比较翔实，而后继的资料又无法加以否定时，该史料来源就较为真实可靠。
第三，将同类史料进行互证。这指的是用档案资料证明档案资料，用回忆录证明回忆录，用报刊资料证明报刊资料。一般来说，同类资料具有连锁性质。对某个事件可能某家报纸有连续报道，或某几家报纸都有报道，就可以进行比较互证。对某个历史事件，好几个当事人都有回忆，也可以从各人的回忆进行互证。档案材料中，也有不同档案对同一事件进行记录的，也可进行互证。
第四，各类史料进行互证。所谓互证，指陈述同一史事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观察且能够彼此印证的记载。互证主要有文证、物证和人证三种形式。
用文献来证文献，即文证。文证是互证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其主要特点是通过其他的文献材料来验证某条史料记载的真伪。如利用报刊资料证明回忆录或档案材料。利用档案、文献证明报刊或回忆录或口述史料，利用档案、报刊或回忆录证明其他史料等。对当代地方史资料来说，由于某些重大事件报刊、资料、回忆录均有反映，这就为互相印证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用实物来证文献，即物证。物证的前提是证物必须是真品而非赝品。一般来说，经考古发掘出的实物史料，比史籍更具有原始性和其实性。用它做考证史料的依据有很大的说服力。只要实物所反映的事实与文献的记载不谋而合，那么该项史料的内容就可以确认。
对于一些离现实时间较近的历史记载，用历史活动的当事人、当时人、知情人或他们的亲属的口述材料来证史料，即人证。它主要通过社会调查、访问、收集民间传说等口述材料验证史料。它广泛用于近现代、当代史料的考证上。但是不能单纯依据人证一种方法就去认定某史料的真伪，否则其结论可能是危险的，因为证人可能因记忆误差而出现偏差。
第五，“理证”。即考证史事时，由于某种原因而造成直接的史料难寻，在这种情况下有时耍借助于推理。这是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个人学识来考证史料的一种方法。即但此法风险很大，不宜乱用。
第六，旁证、反证。旁证，又叫他证或补证。即运用被考史料以外的其他资料来考证史料真伪的方法，它与互证的不同在于：互证指同一史料内容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独立观察结果的不谋而合，即两种来源不同的史料记载了完全相同的一件史事，它是一种简单比较而求同的方法，可不必借助推理。而旁证所用的资料，性质上与被考史料并不一致，其内容也未必完全相同，只是二者在内容的某些方面直接吻合，或互有联系。反证，是在考证过程中通过与该史料相矛盾的材料来辩明其真伪的方法。旁证和反证是根据已确认的史料去考证某史料真伪的方法。关键在于，其旁证和反证的材料必须是得到确认的史料，否则会出现以伪证伪的结果。
第七，及时掌握最新学述动态，用最新的学术成果印证史料。对学术成果了解得越多，学术积累越厚实，判断鉴别史料的能力就越强。重要史料的新发现以及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和形成，往往可以使过去未能解决的问题，包括某些史料真伪的衡量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以上所述的几种史料考证的方法，在实际运用时很难截然分开，我们在从事某项考证工作时，往往是各种方法综合并举，有时甚至要结合史实分析法、专门研究法才能完成。因此，不存在何种方法的优劣之分，至于考证时以哪种方法为主，需要根据史料的特点和我们对本专业知识的熟练程度而灵活运用，切忌生搬硬套。
考证与史料、史学有着密切关系，史学依靠史料工作提供资料，史料工作依靠考证来辨别真伪，三者不可或缺。但是也应该看到，史料不等于历史，考证史料不等于历史研究。三者又不能混淆。考证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史料去伪存真，确定事物本身的性质，在我们把握的准确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结论。当然，强调史料考证的必要性的同时，也要防止片面性。不能把考证抬到不适当的高度，即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恒星”是同样的“一大功绩”。此外，还要注意避免考证工作中的实用主义倾向。经过考证，被认为是正确无误的史料如何加以利用也大有学问。
（三）资料的运用
收集、整理、考证史料资料的工作，都是历史研究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辅助工作。
运用坚实的史料开展深入的研究，阐明事物的本质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经验，才算最后完成了历史研究的任务。因此，史料的运用是十分重要的课题。怎样才能运用好史料呢？
1.在指导思想上摆正史料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史料工作十分重要。史料学的任务就是把一定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历史资料加以收集，进行考订鉴别，去伪存真，确定史料的来源、性质、可靠程度、实际价值，并就史料的多样性、相互关系等进行综合研究。这样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整个历史研究中，史料学毕竟是一种辅助性的工作，并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马克思主义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但是反对把历史学概括为史料学。过去，有人主张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在他们看来，史学工作者的任务不是运用史料去阐明历史的真实过程、规律、特点、经验等，而只是收集偏僻的史料，发现各种史料的矛盾加以考订，从而得到比较可靠的记载。这种把历史学归结为史料考订，拒绝运用史料去分析研究，探求出科学的结论的做法，实际上是取消历史科学阐明社会发展规律，指导人们从事革命实践的任务，是极其有害的。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史料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做好运用史料开展研究的工作。
2.运用历史资料以最新鲜的历史经验指导现实
研究历史就是研究过去的事。当代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这段历史不算太长，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只不过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因而这段历史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是十分新鲜的历史经验。认真运用当代史料去总结出新鲜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提供借鉴，是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内容。运用当代史料为现实服务，主要是围绕两个方面的课题进行。一是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与规律的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发展史，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样，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的许多内容，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运用这些史料进行研究，可以提示出许多新鲜的带规律性的经验，这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亟须借鉴的。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问题，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问题，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问题，关于处理好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问题等等。通过对这些带规律性问题的总结，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的认识就会深刻得多，认识上的偏差就会少得多。借鉴这些新鲜经验，领导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二是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研究，增强人民群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深刻变化，反映在国家的发展中，也反映在地方的发展中。这些变化和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运用这方面的史料，研究所发生的变化和所取得成就的表现和原因，可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增强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3.坚持唯物辩证法，全面准确地运用历史资料
运用史料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做到全面、准确、客观、公正。一句话：实事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成绩，还是挫折都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可资证明，都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可供研究。我们运用这些资料进行当代历史的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要求办事，要全面地看待这些资料。对于成绩，要充分肯定，但不溢美，不拔高。对于失误，也不要刻意回避掩盖。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能讲成绩时，一味讴歌，全盘肯定；讲失误时，一无是处，全盘否定。那样不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就拿“大跃进”运动来说。众所周知，“大跃进”是建国后我们党的工作的一次失误。但是我们运用这段时间形成的史料去研究“大跃进”运动时，不能一味罗列反面的材料，得出“大跃进”一无是处的结论。事实上，“大跃进”也有得与失，只是所得甚少，所失太多，得不偿失而已，应全面看待。具体地说，如广西的“大跃进”，它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也使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这方面的史料的确很多。然而，“大跃进”也不是一点成绩都没有，这方面也有史料以资证明。首先“大跃进”时期建成了一批水库。现今全自治区的20座大型水库，有17座建成于“大跃进”时代，27座库容5000万立方米以上的中型水库，有14座1958年动工建设的，此外，上马了一批工业项目，打下了广西工业的初步基础。像柳州钢铁厂，柳州电机厂、西津水电厂等一批骨干企业，就建成于“大跃进”年代。所以说，全面地运用史料，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
4.运用历史资料贵在推出创新成果
历史研究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史学研究成果的创新，与运用史料有很大关系。能够创新地运用史料，就可以推出创新的科研成果。运用史料的创新，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是踏踏实实地收集史料，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用足资料。你掌握和运用的史料比别人更多、更丰富，就会比别人有更多的发言权，比别人推出更新的研究成果。第二，运用史料之前做认真的考证、鉴别的工作，使自己所占有的史料更加准确可信。这样，别人在运用史料时发生的遗漏，所引用的史料的不准确，以及解读史料的失当之处，你都能一一觉察出来。这样，你的研究成果很自然地就比别人创新。第二，坚持不懈地努力挖掘新史料，用新发现的史料开展研究，用新方法、新角度研究新史料，就可以延伸学术研究的成果，写出来的文章就会有所意，也往往能够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从而达到研究成果的创新。
5.运用历史资料时要注意保密和敏感问题的处理
保守国家秘密，正确处理敏感问题，事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历史研究中必须严加注意，当代地方史研究自不能例外。当代地方史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史料，主要来源之一是党政军机关单位的文书档案材料，不少文件还未公开发表，其中不可避免会有涉密和涉及敏感问题的资料。为了做好当代地方发展史的研究工作，研究人员必须最大限度地收集史料，因而不得不去涉足一部分属于机密和敏感问题的资料。但是，在运用这部分史料的时候，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区分哪些资料可以公开使用，哪些资料不能公开使用。应将公开与未公开的、可做正式依据与可作了解情况参考的分别对待。一般说来，以下几方面的资料在运用时必须特别注意：国防和武装力量建设规划及实施情况；军事、经济、科技方面特别重要的情报；部队的编制、番号、驻地、兵力、布防、调动、演练、作战和联防预案情况；某些特别重要的会议情况、重大决策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统战、宗教、民族方面的未曾披露的重要事件、处理情况；以及边境地区的边防设施，未经主管部门批准绘制的边界图、疆域图等等。在涉及运用这些史料时，就必须慎之又慎，要严格按照国家的政策法令和有关规定的精神办事，并加强请示报告，以便在研究工作中更好地维护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