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人活着就是要为别人做事，这种幸福是任何财富都代替不了的。
—韩启德
韩启德，1945年7月生，浙江慈溪人。1968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医学院外籍院士。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会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1982年获西安医学院医学硕士学位。留学美国埃默里大学，病理生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心血管研究所所长等职。
长期从事心血管基础研究，1987年在国际上首先证实 α1肾上腺素受体包含两种以上亚型的假说，并深入研究了 α1肾上腺素受体各种亚型在心脏和血管的分布、介导的效应、调节特征、与 β肾上腺素受体的交互作用以及多种病理状况下的改变等，揭示了 α1肾上腺素受体多种亚型在心血管同时存在的生理与病理生理意义。在心血管神经肽研究方面发现血浆和血小板中神经肽Y的改变与脑血管痉挛和高血压的发病有关。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韩启德 1962年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 3年医学基础课后就遇到“四清运动”和“文革”，于 1968年被分配到陕西省渭南地区临潼县的一个公社卫生院。当年 23岁的他，没有临床知识，却是医院里唯一受过医科大学教育的医生；听不懂陕西话，他就找当地老乡聊天，学地方语言；他依靠从上海带来的几本临床手册，边干边学，内、外、妇、儿、五官科什么病都看，还建起了手术室和化验室，并学习了中医、学会了针灸，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科医师”；韩启德为当地的老百姓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成了当地的一位“名医”。回忆当年，韩启德感慨地说，他并不觉得那里的生活艰苦，因为那里有用武之地，“能够为别人做事，心灵上感到的是愉悦。”就这样，韩启德和爱人袁明在黄土地上生活了近10年，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他们就在那里扎根了。
韩启德还在临潼培训了一批赤脚医生。不久前，韩启德去看望了其中的一位，他从 70年代初以来一直是村医，但几年前不做了，因为他看病可以，考试不行，考不过“证”。韩启德问他靠什么维生，他说靠家里几亩地租给人种以及子女做些小买卖。问他每天干什么，他说还是给人看病。没“证”，但别人相信他，他就给人打针、开药。问他打针收多少钱？他说不要钱。韩启德说收点费合理吧，他反问说，你当时在这里给人打针收过钱吗？几十年过去了，老医生们还以韩启德为标准，让他感动不已。
韩启德把自己之前在基层工作的经历称作“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一直鼓励年轻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到基层去，鼓励年轻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锻炼，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自己的才智。他认为，年轻人要有理想、要有奋斗精神、要主动争取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去成长、去发挥作用，这一点，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是鼓励倡导的。他不仅鼓励年轻人，而且对年轻人去基层锻炼抱有极大的期望。他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候强。当时我们去农村，是响应党的号召，没有自己的想法。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年轻人有了更多自主选择权，也有很多毕业生去了基层、去了边远地方、去了农村。我相信将来很多优秀人才会从去那些地方的人当中涌现出来，他们可能会比我们当时做得更好。”
针对医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的问题，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我们国家医学毕业生一年是 60万，但是有 50万转行。对此，韩启德却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一方面实际上可能没有这么高的比例，不同的学校，就业情况不一样，应该鼓励毕业生去从事更适合自己、自己更感兴趣的工作。譬如，记者中学医出身的少，不容易写好关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报道，《人民日报》的记者白剑锋是学医出身，他写医疗卫生报道就能写得很到位。从另一方面来看，就业应该多元化，如果医学毕业生中，有人去当记者，去当法官，去做其他社会工作，对整个社会也是种积极的贡献。
韩启德列举了北医 84级一位学生的例子，这位学生毕业后考到中国音乐学院艺术心理专业，后来去了匈牙利，后来翻译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的作品，现在文学著作等身，成了一名著名作家。
近期，为筹备北医百年校庆，韩启德邀请他和一些毕业后未从事医疗工作的北医校友聚会，其中有西门子的地区总裁、有罗氏家族的高管、有企业家，他们并不认为浪费了北医的学习，反而认为当时学校的学习生活，对他们的生活、道路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韩启德认为，我们的教育要改进，尤其在人文、在为人、做事能力方面。大学教育不能局限于职业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怎么对待社会，那样培养出来的人，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当然，医学本身带有职业教育的性质。”韩启德如是说，我们国家医务人员缺乏，有去大医院工作的人，也应该有更多有志于到基层工作的人，基层无疑更需要医学人才。“为什么目前还没有做到呢？”韩启德分析说，“我们需要改革，让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在基层、能够在农村贫困地方，找到自己乐意献身的事业和更能实现理想的地方。现在是社会转型期，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将工作推进得快一点。
我相信，是会有所改进的。”
极力反对学术不端行为
韩启德于 1997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经获得过不少奖项。可是，90年代末期以后，他再没有参加过任何奖项的评选，这在国内是罕见的。在外人眼里的“惊人”举动，在韩启德看来却是“理应如此”。
“我比较早地认识到现在奖励制度的局限性。”韩启德非常直率地说。“一则自己的研究只是起到了加一块砖、添一块瓦的作用，不值得获奖；二则从 2000年以后，我主要从事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不再能集中精力做科研，既然没做科研，申请什么奖？我比较反感那些自己没有科研，把其他同志做的工作挂上自己的名字的事，特别是后来我当了科协主席，对浮躁学风、对学术不端更是明确表示反对。”
在韩启德当选科协主席后的第一次集体采访中，有一个记者问，就任科协主席后，最想做的是什么？他当时不假思索地说，“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纠正浮躁学风。”此后，他又刻意补充一句，“从我自己做起。”
而他如是说，也如是做。韩启德选科研接班人的要求是“淡定”二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说得很清楚，是真正做科研，有多少成果就是多少成果。我们研究所，都是这方面有共同认识的人。我们反对的是浮躁的风气，不影响我们工作的动力和进展。”目前，韩启德以前工作的实验室工作一步步，很扎实，发表论文虽然不是很多，但一般都是积累几年、获得真正有意义的结果后才发表，这一点让韩启德很骄傲“我们注意学科交叉，引进新方法。有一位年轻的博士后，我布置给他做的是深入我原来做的受体单分子研究，观察受体分子激动后在活细胞里的活动轨迹，这个工作很难。他与北大化学系和工学院合作，还用到数学计算的方法，在 2005年的国际肾上腺受体研讨会上，他的报告，让许多外国学者很吃惊，因为他们只能显示单分子受体在细胞里的位置，而我们是给大家放电影，显示单分子在细胞里的移动，还用数学定量计算出它的移动速度。”
“做科学研究要沉得下心来”，韩启德始终秉持这一观点，而这也正是科学家的一个主流品质。“要有激情，还要耐得住寂寞，不拿科学研究当作个人名利的敲门砖。如果发表论文就是为了评教授、评院士，那没有多大意思”。韩启德反复宣传、提倡这种品质，对年轻人加以引导，使他们少走弯路。
韩启德上任中国科协主席后，推动了一系列措施，使国内浮躁的学术风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从 2011年开始，他着重在研究生里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教育的活动，请做得好的科学家现身说法。韩启德说，所有的研究生都要接受一次这样的教育。首先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不对，什么违反了科学道德，什么是剽窃，什么是抄袭，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告诉大家，围绕科学道德，谈关于科学精神的理解。中国科协颁布了专门的规定，并受理了一些学术不端案件。同时，科协组织了一些好的学术活动，比如举办青年科学家论坛，新观点、新学术研讨会等，都是小型的，就是针对某一个点，请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年轻人，一、二十个，三、四十个人，面对面地碰撞，讨论、争论，这样的学术会议很受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欢迎。
大力改善人才环境
尽管工作繁忙，但是韩启德兼任欧美同学会会长长达 9年。“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韩启德显得非常自豪，“总体来讲，留学人员已经并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现在北医第一线工作的教师几乎都是留学回来的”。韩启德清醒地认识到，在国家发展以及人才政策的鼓舞下，现在留学回国的人才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虽然到目前为止，很多最高水平的留学人员还没有回来，这也是必然的。对此现象他的分析客观而中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自然的社会现象。我们国家的人才环境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如果有了很好的人才环境，我们自己培养的优秀年轻人才一样能脱颖而出。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到美国就那么厉害而留在中国就不行呢？人才成长的土壤不一样。那么，怎么让土壤好起来呢？”
针对这一问题，韩启德经常与回国留学人员交谈，呼吁他们不要只是一味埋怨国内人才环境不够好，他们本身就有责任让土壤变得更好，从而引进更好的人，回来建立更好的科学文化。韩启德如是说，“我们的进步是非常快的。现在引进人才的水平跟十年以前不能比，再过十年呢？如果我们的国家能够维持稳定，继续按照这个速度发展，到那时回国人才的水平将会更高，会使国家发展更快。我始终认为我们一定要把重心放在改善人才成长环境上面，土壤好了，人自然就会回来；土壤不好，再请人家回来也不顶用，甚至还起副作用。”
韩启德目前仍担任着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在他的领导下，北医一直积极引进人才，但又不完全依靠引进人才。搭建好平台，让每个人都有用武之地，重视年轻人，为他们大力营造好的成长成才环境。
在 2012年北医的春节团拜会上，韩启德再次强调，现在的年轻人，只要信任他们，就是不出国，也完全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绩，因为我们现在的信息、实验条件都已经很好了。事实也是如此，北医已经有几位没有出过国的人研究工作做得非常好，这些人土生土长，已经锻炼出来了。
韩启德认为，我们国家的留学政策绝对是小平同志开创的伟大之举，西方人占了便宜，用了我们的人才，但从长远讲，我们也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小平同志是有胸襟的，他相信留学生总要回来的，就是不回来，也有一颗中国心，可以在国外发挥作用。
谈到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韩启德认为有没有诺贝尔奖并不能完全反映国家的科技水平。只要国家的人才环境改善好了，国家强大了，就一定会有人获得诺贝尔奖，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曙光了。
有了爱就有了责任
从一个没有临床经验的上医毕业生成长为农村、基层的“名医”；从陕西的黄土地到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从就职中国科协主席六年，纠正学术不端陋习取得成绩，再到任欧美同学会长九年，培育改善人才环境，再到担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在高层参政议政，韩启德始终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他的动力来自何方？
“有一次，我去一个农民家巡访，想看看他家几天前出麻疹并发肺炎的孩子病况如何。孩子的母亲从满炕的孩子中抱起那个患病的孩子说，好了，好多了。可是一回头，却发现另一个孩子已经死了。农民对疾病没有隔离意识，也没有防范的条件。这件事让我难过了很久，那时就开始意识到责任。”
“随着阅历的增加，特别是当了九三的主席、副委员长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扩大视野，去全国各地看，激起了我更强烈的责任心。”
“我们九三学社是参政党，每年总书记、总理都要与我们座谈好多次，征求我们的意见。2003年以来，我们差不多每年都有标志性的参政议政成果，这种成就感，不仅有看好一个病人的那种为别人做事的愉快，还有一种服务了更多人的幸福感。所以，你们问我的世界观是怎么形成的？我认为，世界观的形成是与自己的经历分不开的，不仅要读书，要接受教育，还要自己在实践中用心去感悟。我年轻的时候能够到最基层的农村，后来能有机会到落后的地方考察，这些经历和实践决定了我对现实种种社会现象的看法，决定了我对社会发展进步所持的态度，形成了我判断价值的标准和人生的追求，也加深了我对周围的人的爱、加深了我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爱，有了爱就有了责任。”
“我比较强调爱心，”韩启德说，“这与从事医学行业有关系 ，也与个人承担的责任有关，爱心是在承担责任中形成的，责任是在为人们服务的过程中担当的。”
正是有了爱心、有了责任，才有了韩启德在诸多方面做出的赤诚奉献和卓越贡献。韩启德说，我喜欢科学，做科研非常有趣。但是我承担了这些工作（行政和社会工作），那没什么话讲，就要放弃科研，这也是奉献。科学实验做出成绩是对社会的贡献，作为科协主席，能把科学共同体更多的人发动起来，团结起来，也是奉献。我把现在承担的每一项工作都做好，创造出更好的环境，让更多的人做出更大的成绩，也一样是贡献，或许贡献更大。“我对我们中华民族充满信心。”韩启德的乐观态度再次清晰显现。
“回过头看历史非常重要”，韩启德说，“我们不用多看，就看 100多年，中国这 100多年的进步是西方国家和中国任何历史时代都无可比拟的。有人认为要完成一个大的历史转变至少得 200年。从春秋战国前的封建社会到秦始皇大一统专制是200年，要由2 000年的专制统治过渡到国家民主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约也需要 200年，现在还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有耐心。现在我们多数人，吃、穿、用、行一般的生活都没有问题，60年代能想到会有这么好吗？我当时在临潼农村，生活很差，现在到那个地方，看到农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善，这就是得益于我们制度的优越。现在社会发展了，我们的制度也在不断改进之中，相信我们国家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人活着就要为别人做事
在农村当医生 11年的经历对韩启德的人生影响巨大，他深刻地体会到“人活在世界上就要为别人做事，”因此，“在农村时，我总是尽力把工作做好。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病人，病人也爱戴和敬重我，有时候恨不得把心挖出来送给我。我二十几岁时就被农民叫做老韩了，出于他们对医生的尊重。那时从来没有人带红包来看病，但常常当我早上推开房门出来时，会看到窗台上放着几个馒头、几个鸡蛋。没有人留名，表示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
有一天来了个新生儿肺炎患者，已经呼吸衰竭并发心力衰竭，全身紫绀，韩启德没有放弃，他让患儿睡到自己床上，他跟别的大夫睡，一个晚上起床好多次去救治患儿，经过三天三夜的抢救，终于救活了那个孩子。他母亲非常感动，牵着大女儿对韩启德说，家里太穷，我没法感谢你，就把她领走吧。女儿可是母亲心头的肉啊，这让韩启德感动得不知所措，至今提起仍唏嘘不已。
韩启德 30年多后再回陕西农村的时候，这位母亲 70多岁了，问韩先生现在做什么？她不懂人大副委员长是什么，她大儿子是一个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就跟她说，就像电视里面的宰相刘罗锅，她就听懂了，说了一声好人有好报。去年韩启德又回去了，整整 40年了！患儿的父亲80岁，当年救活的小孩 40岁，全家一大排，全站着等候韩启德。
“这种爱，让我感到幸福。我幸福，我曾经为他们做过事！”韩启德说，“当时我是拼命为当地老百姓服务，包括上面说的那个赤脚医生，当时我带着他，两个星期教会他打针，慢慢地他学会诊治不少病了，后来在当地赤脚医生里挺有名气。我现在跟他还是好朋友，他比我大一岁，打电话过来叫我老弟，这种感情对我影响很深。虽然当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我做得再好，也没有得到过什么荣誉和表彰，连一个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都评不上，但农民不管，农民尊敬我，所以我在农村的生活非常充实，这充实也慢慢在我心里留下了烙印：为别人做事，能给别人带来幸福，就是自己最大的愉快、最大的幸福。”
李嘉诚先生投资汕头大学，邀请韩启德做校董，韩启德去汕头大学时，有一个女教师找他说，你就是韩叔叔呀！韩启德想不起她来，她说我是你救活的。她给韩启德讲了当时的情况，那时候她是中学生，得了急性阑尾炎，肚子痛，家里条件差，硬扛着，不看医生，后来化脓了，以至脓毒血症，高热、昏迷了 3天，送到医院来，韩启德给她做手术，抢救过来了，还出钱帮她付了医疗费。此后她立志要学医，当一个像韩先生那样的医生。遗憾的是后来没能考上医学院，考取了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到了汕头大学，还去了日本留学。再见韩启德时已经是副教授了。她说她看见韩医生的脸跟她当年醒过来时，看到的是一样的，她专门手工绣了一个陕西民俗风格的纪念品送给他。这样的、令人感动的事很多很多，韩启德说：“受到人们心的尊敬和回报，真的很幸福！也让我深切地感受到：幸福就是为人们做事、为人们服务。 ”
韩启德还念念不忘挚友—北医三院骨科大夫马庆军。2008年的一天，马庆军晕倒在手术台旁，抢救下发现晚期肝癌，瘤体破裂导致腹腔大出血。病情稍一恢复，他马上又回来工作了，他说要把剩下的时间都给病人。2010年，北医三院有一个暑期援疆任务，他坚持要去讲课，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贡献。病情很快加重，再没抢救过来，去世时才 56岁。马大夫曾被评为“首都十大健康卫士”，去世以后卫生部号召向他学习。他非常朴实，从来不说漂亮话，对病人好，他去世以后，病人都自发地来悼念他。韩启德感慨地说道：“现在的社会有负面的东西，但也有真情在。马大夫去世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一边写一边流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什么？人活得再长也不过就是百岁而已，微不足道。一个人、一棵草、一棵树，从大自然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唯一的差别就是人会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思考活在世界上到底为什么？这是人最根本的东西。希望年轻的朋友们更多地思考这些问题。一个人活着就是要为别人做事，这种幸福是任何财富都代替不了的。”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
韩启德对很多社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作为医学教育工作中的一员，韩启德认为，医学教育最根本的是要加强人文教育。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但是如果缺乏人文掌控，容易坠进技术主义的陷阱，也会给医疗公平、给人类的健康带来负面的影响。
然而人文是讲课讲不出来的，它是一种文化，是潜移默化的，老师的行为对学生有最大的影响，老师说话、老师待人接物、老师的处世哲学对学生影响很大。兼任北大医学部主任的韩启德对人文教育“这一类大事绝对关心”。“跟学生座谈，在学生中间开展‘爱、责任、成长’主题活动等，并专门成立了人文研究院，加强医学史研究，我特别希望医学生多读一点文学作品，尤其是好的作品，文学对人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韩启德说。
最近韩启德又在北医推出了叙事医学项目。在临床医学八年制最后一年的在读学生中做试点，写两份病历，一份是常规的医学病历，一份写人文病历。人文病历写病人患病以后的内心世界，是不是恐惧，见到医生第一面是什么情感，家里面是什么反应，住院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对治疗结果有什么想法？把这些记录下来。北医还准备围绕这方面写剧本、拍电影、组织专门的学生活动，病人也可以写。我们以前的医学教育只是教学生怎么诊断疾病、治疗疾病，而不是着眼预防，或者说“治未病”，尤其学生不知道如何关注病人的内心世界，毕业出来后不能适应现在人类健康发展的需要，起不到引领社会的作用。现在我们力求让我们的医学生在第一次接触病人的时候，在他职业生涯伊始，就能够把病人首先看成是“人”，而不是“病”，真正以人为本，更好地为人们的健康服务。
关于医学院的学制韩启德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医务人员那么缺少，需要培养临床拿得起来的高素质的医生。韩启德主张 5+3，本科 5年，再加 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制内教育是永远不可能代替毕业后教育的，过长的本科学制不符合中国国情。医学研究，特别是临床医学研究，更需要临床经验，所以韩启德主张，晋升到主治医生后再回来做研究。
作为医疗卫生战线的一员，韩启德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高度关注。
他认为，到目前为止，国家的医改效果是明显的，从投入和产出的功效看，也是比较理想的。我们国家用于医改上的钱主要投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农合、职工和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险，覆盖率超过 95%，低水平、广覆盖，这个了不得，特别使大量的农民得益。这笔钱下去，实打实地供给需者，反过来需者又促进了供者，乡镇医院马上活起来了。为什么呢？新农合能报销比例大，农民有病都来看，乡镇医院就更好地发挥了作用。二是投给了公共卫生，人均数字还在逐步提高，尽管效率还有待改进，但收效也是明显的。基本药物改革效果不太明显，主要不是医院的问题，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不完善，流通领域赚得太多。
国家现在“保基本，广覆盖”基本上已经做到，但是韩启德又提出一些注意点，一是全国医保水平要基本统一，底线应该统一。基本医疗报销的内容和比例，青海与北京差别不能太大，而现在地区差别太大了，而且如果不注意，还会越来越大。为了不产生新的差别。看病报销的内容和底线不能随便提高，要提高全国都提高，由国家填补地区差。
二是公立医院改革要慎重。他认为，与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医院相比，我国公立医院的效率是很高的。“要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医院的医生半天可以看 40个病人？哪个国家有我们医生这么辛苦？哪个医院能以这样的低成本解决这么多的病人？如果都像美国的医院，一个医生半天只看几个病人，收费又高，国人就更没地方去看病了。我们的医改一定要从实际出发。”
作为上医校友的韩启德，身上就充分体现了他所总结的上医特点“正谊明道，严谨厚实”，而韩启德就是在这厚实中显乐观、显随和、显坦诚、显睿智、显博识、显深刻。
（采写：陈克铨周晓钰李莉刘青包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