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真正成为一名好的医生，必须有医无止境、永不满足的心态。不能因失败停止思索，也不能因为失败而停止追求。
—顾玉东
顾玉东，1937年生，满族，山东省章邱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手外科、显微外科专家。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手外科主任，上海市手外科研究所所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顾玉东院士长期从事手外科、显微外科临床研究和理论工作，尤其擅长手外伤修复与再造，手麻、肌肉萎缩、周围神经损伤（特别是臂丛神经损伤）的诊治。198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89、1995年二度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1996年被卫生部授予白求恩奖章； 1997年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 1999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这是一位朴实认真、面容慈祥的长者，他用手中的柳叶刀给患者带来希望和福音；他擎起了中国手外科的旗帜，让中国手外科的临床和科研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手外科专家顾玉东。这位从医逾半个世纪的医者，用仁心妙手铸就了医者之魂。
自从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以来，顾玉东长期在临床一线工作，在手外伤修复与再造，手麻、肌肉萎缩、周围神经损伤的诊治，特别是在外科医生视为“禁区”的臂丛神经损伤研究领域中，不断创新，勇于超越，攻克了一道道医学难题。多年来先后获得国家级奖项8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国家发明奖2项，其他省部级奖16项，成为我国手外科领域临床和科研的领军人物，先后荣获“白求恩奖状”、“全国劳动模范”、“十大科技精英”、“上海市科技功臣”等多项奖励。
众多辉煌成绩的背后，是顾玉东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求索和无怨无悔的付出。
说起来，顾玉东这辈子投身于医学事业，源于 1947年的一个夜晚。
当时还只有 10岁的顾玉东因脑膜脑炎突发高热抽搐而不省人事，情况十分凶险。医院的值班医生见状，急忙把一名年资较高的王医生从家中叫来。救人心切的王医生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但他没顾上自己的疼痛，赶紧爬起直冲顾玉东的病房，一会儿为他打针，一会儿翻书看文献，一会降温和腰穿。为了防止发生脑疝，王医生还一点一点地抽脑脊液，整整忙碌了一夜。当东方的天空露出鱼肚白时，顾玉东的高热终于退了，呕吐和抽筋也逐渐停止了，在当时青霉素并未普及的情况下，是王医生的敬业和认真把年幼的顾玉东从死亡的边缘拖了回来，而他自己的脚趾却已骨折了。从此，王医生的形象就在顾玉东心里深深地扎了根。正是幼年时的那次患病经历，让顾玉东感悟到了许多道理，并且确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目标—献身医学事业，做一名好医生。
初中毕业后，顾玉东报考了上海市卫生学校。报考这所学校的原因是卫校学制短，两年的时间就能学成做医生。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在前线英勇抗战志愿军的事迹深深地激励着年轻的顾玉东，他暗自下定决心：要为祖国学习，要为中国奋斗！
1955年卫校毕业后，顾玉东被分配到上海化工厂医务室做医师。出于对医学知识的渴求和对于解决病人痛苦的希冀，顾玉东决定继续报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这个第一所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医学院，成为顾玉东不二的选择。
顾玉东记忆中的上医是一个高手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地方。虽然当时物质匮乏，条件艰苦，一个宿舍 8个人，睡上下铺，大热天没有电风扇，热了就只能到外面乘乘凉，但良好的学习氛围、雄厚的师资力量让顾玉东并不以此为苦。
当时上医的一级教授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包括赫赫有名的颜福庆校长、林兆耆教授、沈克非教授等学者，他们的授课风格至今仍令顾玉东记忆犹新。大师云集的上医使得年仅 19岁的顾玉东如饥似渴地投入医学知识的学习。顾玉东回忆，那时候听林兆耆教授讲授的内科学，每一堂课都是一种享受，林教授的教学简练严谨，高度概括，真正做到了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认真听他上课的话，甚至有时下课都不用再进行复习。解剖系的齐登科和郑思竞教授，专业知识丰富，上课富有激情，他们的认真和严谨同样给顾玉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病理学的谷镜汧教授讲课生动细致，并且注重和临床结合，给学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顾玉东就是在这种充满艺术与哲理的授课方式中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医学思维习惯和学习方法。
“上医给我最大的印象是，每个老师身上都体现了严谨求实的作风。这是上医最大的特色。”离开校园逾半个世纪的顾玉东深情地感慨。虽然那时中国的物资还处于比较匮乏的阶段，但是上医基础科室的教授们都能守住清贫，坚决不私自在外开业行医，而将全部的精力用于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他们崇高的品行给所有的上医学子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上医求学的几年里，顾玉东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不断地学习中去，几乎每天泡在图书馆学习，偶尔周日回家吃顿午饭，见一下父母后，很快又回学校继续奋斗，甚至连寒暑假包括春节都在图书馆里度过，五年如一日。
与别人不同的是，顾玉东考试的时候不复习，而是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补习。顾玉东认为，像这样大家一起总结一起复习，不仅相当于自己又学了一遍，甚至比自己独自一人看书的收获还大。这种学习方法还有一个顾氏命名—“帮助式学习法”。
此外，顾玉东还自创了“主动交叉学习方法”，老师横里讲，他就纵里进行拓深，老师纵里讲，他就横里面去扩展，顾玉东称此为“交叉学习”。这种学习方法要求对每门课都要扎实地掌握，嗜书如命的顾玉东用自己的专注和刻苦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我对什么都感兴趣，知识要全面，偏爱一方面是愚蠢的行为。”顾玉东说。
在上医求学期间，正是白求恩成为医生学习榜样的时期，要求大家不仅做出色的医生，更要献身于医学和民族解放事业。所以顾玉东对自己提出了三项要求：对人民要有高度的热情，对工作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对技术要精益求精，在学校期间培养自己成为一名为人民为同志服务的好医生！顾玉东因此注重全面发展，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在大学期间总共超过1 000次的大小测验考试中，顾玉东全是满分 5分，一次 4分也没拿过，就连体育以及当时的“劳动卫国制”等科目也不例外。可以说，年轻的顾玉东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青年。
两 张 卡 片
读书的时候顾玉东一直想成为一名内科医生，因为此前对他影响深远的王医生就是内科医生。当时心血管方面的研究开始成为热门领域，顾玉东对此阅览了大量参考文献，还做了许多文字卡。在医学院学习的最后一年，他在华山医院实习。期间，顾玉东写了一篇关于心肌梗死血象改变及生化指标临床意义的综述，被《中华内科学杂志》录用并被列为封面重点文章，与当时几位医学界泰斗的论文并列。在权威的《中华内科学杂志》发表论文对一名成名的医生来说都属不易，而当时初出茅庐的顾玉东竟能在如此等级的刊物上发表论文，令人瞩目。
1961年毕业，顾玉东发现自己被分配到华山医院骨科而非自己之前心仪的内科，于是他带着自己发表的论文去找校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只说了两句话：好的内科医生应该做外科，交叉互补；团员就要服从组织分配。两句话说得顾玉东心服口服。现在的顾玉东终于也体会到，内科的重点是探讨机制，外科的重点是手术处理；内科医生需要多实践，而外科医生需要多思考。就这样，年轻的顾玉东和外科结缘，用一片薄薄的柳叶刀，刻画出辉煌的未来。
半个世纪后，顾玉东谈到这段往事时表示，虽然一个人不能没有兴趣，但要服从组织分配，要服从市场需要和人民需要，当兴趣和需要有矛盾的时候，还是要服从市场需要和人民的需要；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可以从零开始。“如果一个人不认为他的专业是最重要、独一无二的，他就不会有创造力。”
手外科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直到 1951年在国际上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专科。10年后，华山医院率先在国内成立手外科，“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人类文明的进步始于人手和人脑的相互促进。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手的解放有助于人脑的开发，反之，人脑的形成又促进手的运用更灵活，成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特殊工具。在顾玉东这样的手外科医生看来，有着纵横交错的血管和神经分布，又穿梭着骨骼、肌肉、肌腱的手不再只是一只解剖的手而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医生，年轻的顾玉东认为自己实际上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医生。因为在校是学习知识，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临床能力薄弱，亟须理论和操作的提高。他决定，自己在进入临床之后必须边做边学，边检验自己学习的理论知识。进入临床工作之后的顾玉东，开始了在实践中的探索，提炼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临床学习方法。顾玉东认为，把书本知识变成实践经验，需要三个步骤：第一步认真检查每个病人，及时掌握全面准确的病情信息；第二步通过对各种病情信息的分析，弄清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第三步分清矛盾的主次后，提出诊治意见。这就是临床思维的三部曲：调查→分析→总结。
临床上虽然有许多相同和类似的疾病，但作为医生，对每个病例都必须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三个过程，不能省略和走捷径。手术前，通过这三个过程对病人的病情做出相对正确的诊断并提出初步的治疗意见，手术时又要通过这三个过程，进一步确定诊断与治疗方法，认真设计手术方案和对手术意外的应对措施。病人手术之后，医生仍不能放松，还要重复这三个过程，总结最终的诊治方案是否正确，预测后果，制定应对措施等。顾玉东为此专门设计了两张卡片，一张卡片上记录了每一个病例，通过术前、术中、术后 3次重复中所发现的问题、所得到的经验与教训积累知识，这张卡片称为病例卡；另一张卡片是他根据临床上存在问题去翻阅文献，摘录他人的经验和教训，称为文摘卡。病例卡记录自己的经验，文摘卡记录别人的经验，相互补充。正是他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持在工作中不断制作文摘卡和病例卡，成长极快。
两 场 手 术
顾玉东认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不仅要熟练掌握医学技能和知识，更要时时刻刻把病人的痛苦放在首位，要把功夫放在解决重大的医学科学问题上。
1966年2月13日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上海，世界第一例足趾移植手术正在进行，在顾玉东的老师杨东岳医生的主持下，经历了 22个小时的艰苦手术，终于为一位失去拇指的工人，通过移植其足趾，再造了拇指。顾玉东有幸参加这一手术的全过程，从术前方案的讨论制定、术中危象的克服及术后血液循环的观察，他始终工作在一线，是一次思想意志、精力体质、科研能力的全方位的锻炼。这项手术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显微外科技术继 20世纪 60年代初断肢（指）再植成功后又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从 1966年 2月开始，连续 5个月，每月顾玉东都参与进行一例足趾移植的手术，共积攒了 5例经验。
可惜时代弄人，不久后，“文革”席卷全国，顾玉东和他的导师杨东岳被迫停下手头的工作，下放到青浦的农村劳动，所有的科研和临床工作被迫中止。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顾玉东利用手头上的资源，反复研究已经进行的 5例手术，不肯放弃攻克医学难题的希望。6年以后，中美邦交正常化的消息传来，还带来了一个美国医学代表团，恢复中断了数十年的中美医学交流。而美方医学代表最感兴趣的正是杨东岳和顾玉东“世界第一”的足趾移植拇指手术，就这样，顾玉东和杨东岳又回到了手术台前，给外宾展示手术的同时，恢复了自己钟爱的医学事业。
“做一名白求恩式的医生。”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顾玉东一生从事医学事业的座右铭。从白求恩到幼年时为他诊治的王医生，再到自己的授业导师杨东岳，顾玉东从这些医者的事迹中体会到了医生的奉献精神、职业崇高性，以及科学事业的严谨和认真。顾玉东永远都记得杨东岳教授对待病人的态度，“杨教授把每个病人既当作服务对象，又当作自己的科研对象，把科研和服务紧密联系在一起。”顾玉东回忆，杨东岳教授自己在看每个病人时都作记录，他曾说“每个病都可以是你科研的方向，在这里没有普通病人和特殊的病人的区别，决不要轻易对待任何一个病人”。这些严格的训练，使顾玉东终身受益。
1978年杨东岳教授在旧金山报告了所做的 100例足趾移植再造拇指手术，因为只有 7例失败，被大会主席哈瑞 ·邦克称赞为“成活率最高，功能最好”的手术。然而这样的结果却并没有让杨东岳和顾玉东感到满意，他们甚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对那失败的 7位病人来说，手术却是 100% 失败。在顾玉东看来，评价一名外科医生的好坏，不能只看他成功地进行了多少台手术，还要看他有多少次的失败。在这 7例失败的手术中，有1例患者也是7例中的最后一例，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那是一场发生在 1981年的手术，一场令顾玉东终生难忘的手术。
1981年3月22日，华山医院承办了第一届全国显微外科手外科学习班，杨东岳教授示教足趾移植手术给 150多位同行们看，第一例手术非常成功。但第二例手术当日杨教授肩关节很疼，却仍然坚持主持这项手术。病人是一个从大连市来的 19岁姑娘，因工伤被折断了大拇指。手术开始后，杨东岳和顾玉东发现这位病人的血管有变异，非常细。因为这次手术是要将脚趾移植到手上，需要将足背动脉一起移植接好，正常的血管也就只有2 mm不到的直径，更何况变异了的血管。从1961—1981年，20年间他们共做了100多个病例，其中有4例和这例类似的病例，但只有一例移植成功。可见当时手术的风险非常大，由于病人母亲的坚持，手术继续。
当天的手术结束后，杨东岳教授马上住院了，原来他的肩关节疼痛竟是肝癌转移的病灶。顾玉东每天去查房时，眼看着那位姑娘的“大拇指”从白变紫直至变黑，姑娘整天哭泣，甚至一连三天没有吃饭、喝水，顾玉东在一旁也很难过。尽管心情不好，到了杨教授面前顾玉东也只能违心地安慰，隐瞒真相，告诉他病人的情况很好，让他安心养病，直至杨教授 3个月以后去世，也不知道手术失败的实情。
这是一段痛苦的回忆，顾玉东感到深深的愧疚。虽然病人家属一再说失败是自己的运气不好，但顾玉东认为病人的第一次痛苦是意外造成的，而医生却给她带来第二次病痛，这是顾玉东不能原谅自己的地方。顾玉东觉得医生带给病人的应该是幸福和解除痛苦，他必须承担责任。
从 1981年开始，顾玉东接下了杨东岳教授手中的接力棒，手外科薪火相传的重担放在了他的肩膀上。那位年轻患者失败的痛苦，鲜血和泪水使顾玉东内心感到耻辱，也使他长久地陷入沉思。顾玉东说：“不能因失败停止思索，也不能因为失败而停止追求。”为了分析细的血管如何增粗，血管粗的为什么也会失败，顾玉东解剖了失败足趾的血管情况，又到尸体上反复实验，终于发现了足趾血管的变化规律，即当足背血管细时，足底血管一定较粗，足背血管若较粗，它在趾蹼部位通常会一分为二地进入
趾和第二趾，不过也有足背血管虽粗但主要进入趾，而很
少进入第二趾的情形，这就是上述第二例患者失败的原因。针对各种血管变异情形，顾玉东和他的团队又提出了两套处理方法，也就是既为移植的足趾提供足背血管，同时又提供足底血管，虽然手术时间长了，但是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大了。经过这一系统的总结，在后来的 300例足趾移植中，应用两套供血系统，不论足背动脉如何变异，都获得了成功，使足趾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保持国际领先地位。顾玉东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面对荣誉，顾玉东始终保持冷静甚至有些冷淡的态度，他认为，任何一位医者的成就都是用无数病人的痛苦、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只有不断努力，才能报答患者的“恩情”。
攀 登 无 止 境
什么是臂丛？臂丛是一组神经，由颈 5、颈 6、颈 7、颈 8和胸 1五大神经根组成，它们分叉、汇合，最后形成支配上肢运动和感觉的五大神经：腋神经、肌皮神经、桡神经、正中神经和尺神经。臂丛损伤以后，患肢失去神经支配，既无感觉，也不能活动，完全瘫痪。臂丛的解剖结构非常复杂，周围又有许多重要的大血管，一直以来都被众多外科医生列为“手术禁区”。
随着显微外科的发展，世界各国学者开始探讨利用臂丛周围的神经来修复破坏的臂丛神经。如日本的 Kotani利用第 11对脑神经代替臂丛神经；意大利的Brunelli利用颈部的神经代替臂丛神经。但在“臂丛修复”这一世界性高难题的领域，还没有中国人的身影。
做了近百例臂丛手术之后，顾玉东发现在臂丛旁边有一根膈神经，膈神经主要支配膈肌，参与呼吸运动，再生能力很强。同时，他又联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人通过阻断膈神经来治疗严重肺结核，而手术以后，病人照样能正常呼吸。肺结核病人被切断膈神经都能活下来，何况是臂丛损伤、身体条件不错的年轻人呢？因此，顾玉东大胆设想，希望能借用膈神经来修复损伤的臂丛神经。纵使对自己的医学技能有充足的信心，且该手术方案在理论上可行，但毕竟国内外还从未有人做过这样的手术，万一切断膈神经以后，病人的呼吸肌瘫痪了，其后果远远要比失去一条手臂严重得多！顾玉东心里暗暗担心。令人惊奇的是，手术获得了惊人的成功，移植的膈神经起效了，病人的肘关节会动了！就这样，顾玉东完成了世界首例膈神经移位术。后来，顾玉东又用膈神经去修复腋神经和其他神经，均取得良好效果。
成功的喜悦并没有让顾玉东停止探索的步伐。支配手的功能的有五根神经，移植一根，只能解决一个功能。于是，他在学习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首创多组神经（膈神经、副神经、颈丛神经、肋间神经）移植治疗臂丛损伤，恢复了多组肌肉的功能，也使我国臂丛损伤的治疗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要真正成为一名好的医生，必须有医无止境、永不满足的心态。”顾玉东道出了进步的真谛。
1986年，一位黑龙江的小伙子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发生交通事故，左侧臂丛受伤、多根肋骨骨折、颈部严重挫伤。看着自己瘫痪的左手，小伙子痛不欲生。经多方打听，他怀着一丝希望，千里迢迢来到华山医院。经检查，小伙子不仅臂丛神经损伤，而且肋间神经、膈神经、副神经、颈部神经也都同时受到损伤。面对这样一位病例，当时顾玉东束手无策，因为没有可利用的神经，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对待病人一般有两种态度和方案：一是告诉病人，无法可治，让病人终身处于残废状态；二是设法寻找新的代替神经，同侧的神经都无法利用，能不能利用对侧的神经？此时的顾玉东，已经做了上千次臂丛神经手术。在上千次重复中，顾玉东发现臂丛神经损伤后有两个特殊现象：一是在臂丛神经损伤中，第 7根颈神经几乎没有独立的损伤；二是颈 7神经断伤后，若不同时伴有其他 3根以上的神经断伤，临床上不会表现颈7神经支配肌群的损害，而仅仅表现为其他神经的损伤。这两个特殊现象表明，单纯切断颈 7神经是不会产生临床症状的。根据这上千例手术摸索出的经验和结论，顾玉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为这位病人制定了利用健侧颈 7神经移位修复患侧臂丛神经的手术。结果手术后第二天，这个小伙子的健侧肢体功能几乎完全正常，仅仅手指尖部有点麻木，两周后麻木感也消失了。这项手术取得初步成功。一年半后，病人健侧的神经长到患侧的肌肉内，恢复了手的部分功能，为十分严重的臂丛神经损伤医治又开辟了一条新路。
健侧颈 7神经根位移手术的成功，不仅为臂丛神经损伤的修复找到了一个巨大的神经来源，而且通过健侧臂丛神经手术，为研究正常肢体的神经功能支配与脑的支配和协调功能提供了一个活体窗口。因此，这项手术在国际创伤领域引起巨大的震动。每次国际会议，许多学者都会对顾玉东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是怎样设计出这顶手术的？顾玉东回答：“虽然传统的臂丛神经手术重复了上千次，但创新的关键不单纯是重复，任何只知道机械性的重复者都是不可能会有创新发现的，我们在不断重复中，注意发现任何微小的变异，又在不断总结变异中发现规律，在新的规律指导下创新。这就是取得这一成功的思维基础。”
回顾顾玉东的创新史，在臂丛神经损伤诊治的领域里，他率先在 20世纪 70年代设计了膈神经移位，20世纪 80年代初又设计了多组神经移位（以膈神经移位为主，同时为病人移位肋间神经、副神经及颈神经，使病人的肢体恢复多组功能），1986年又设计了健侧颈 7神经移位。经过近 40年的努力，这些成果使我国在臂丛神经损伤诊治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著名的臂丛专家 Narakas在其所著《臂丛疾病》中高度评价顾玉东：“顾（玉东）不仅在 160多例患者中完成了膈神经移位，还完成了健侧颈 7 移位术，这是我们西方医生不敢想的！”荣誉纷至沓来：多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工程院院士、劳动模范、白求恩奖章……面对这一个又一个的荣誉，顾玉东始终保持着淡泊的心境，因为还有一项更加重大的难题等待他去攻克—一个被称为“手外科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手内部肌功能恢复，让患者的手灵活自如地动起来。顾玉东说：“我们的所谓领先地位，如果以手内部肌功能恢复为标准而言，实际上是个‘0’。”
顾玉东认为，人的上肢最重要功能是手内部肌功能，也就是人手的拇指对掌和其他四指的握、捏、内收、外展、旋转等。《新华字典》里面以提手旁开头的字多达 100多个，每个字都代表手内部肌的功能状态。
在顾玉东领衔的华山医院手功能重建卫生部重点实验室的会议室里，有一幅瑞士友人送的壁毯—一幅全是由手的动作如握、捏、抓、提等构成的画卷。顾玉东期望臂丛神经损伤后，人特有的手内肌的恢复能在 21世纪实现，他更期望臂丛神经研究领域这颗“皇冠上的明珠”，首先被中国医生摘取。
人们常常好奇，这样一位手外科专家，究竟有一双怎样的巧手？对此，顾玉东自己说，这双手是千千万万个手外伤病人造就而成的。在第一本专著的前言中，他以诚挚之心写下了 —“这三十年是病人无数次的痛苦和鲜血让我由无知到有所知，由理论到实践”。
妙手与仁心的结合，正是顾玉东能够创造奇迹的生动诠释。
（采写：王天郑善博陈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