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步行者，所走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且经常会遇到风风雨雨、沟沟坎坎和十字路口，经常面临抉择。尽管前进的道路充满艰辛，但只要目标明确，我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
—闻玉梅
闻玉梅，1934年出生，籍贯湖北浠水，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育部 /卫生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教授，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乙型肝炎病毒的分子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在乙肝病毒变异、持续感染机制，尤其在乙肝治疗性疫苗研究中有创新性贡献，被认为是治疗性乙肝疫苗的开拓者之一。闻玉梅院士先后发表论文 240余篇，主编中、英文著作 9部，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三项（其中一项为国际发明专利）。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等奖项，并荣获国家“863”高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先进工作者，抗击“非典”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你见 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你念 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你爱 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你跟 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手里 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 或者 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默然 相爱 寂静 欢喜，皈依进，那座上医。
大概没有更好的诗句能够传达闻玉梅对上医的情感了：缠绵、终身相守、不离不弃。她在这里坚守了60多年，无论风雨浮沉，始终如一。要说闻玉梅的上医故事，还得回到20世纪50年代。
闻玉梅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天资聪慧，又刻苦努力，在同龄人中总是名列前茅。1951年，她顺利考入上医，此后的六十年，她的大部分时间定格于徐汇区东北部的某个角落，一个毗邻枫林路的寂静校园。
当人们问起闻玉梅为什么会选择上医，她总是笑答：“因为上医是国立的，我喜欢上国立大学。”事实上，她更加钟情于教师这份职业。在她眼中，做教师很开心，既可以做研究，又可以教学生。上课的时候，莘莘学子求知若渴的眼神，颇有见地的提问，不仅能带来激情，而且能激发思考。在她看来，教学是一个全面的训练，如同杂家，而科研则能让自己成为专家。在她六十年的学术生涯里，闻玉梅就恪守这样的理念：要有好的基础，必须得靠教学，要把教学做好，就得全部了解医学微生物的知识。老师在课堂上讲三分钟的时间，往往需要准备十分钟的内容。
上医不仅是闻玉梅事业开始的地方，也是她感情的发源地。在她进校时的那一年，一位名叫宁寿葆的青年也考进了上医，两人在同一个班。闻玉梅担任学习委员，宁寿葆是校学生会的文艺委员，逢年过节学校要组织活动的时候，喜欢钢琴的闻玉梅和擅长小提琴的宁寿葆常会结伴上台，渐渐地两人就走到了一起。如今已年过八旬的宁寿葆先生谈及当初的相识和相知，仍止不住笑意，“我们是从工作关系熟悉的，那会儿找不到文艺节目的时候，我就去拉小提琴凑数，她就给我伴奏，是这个原因让我们慢慢熟悉的。”
与闻玉梅一样，宁寿葆先生在医学方面造诣深厚，特别是儿科方面。从上医毕业后，他曾担任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儿科研究所所长，在小儿先天性心脏病、风湿病、病毒性心肌炎以及心律失常等疾病的防治方面，成绩卓著，曾兼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小儿心血管学组组长、上海儿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儿科杂志》副总编辑等职。
有意思的是，闻玉梅和宁寿葆夫妇的独生女儿，同样毕业于上医，他们的女婿，也是上医毕业生。女儿在上医读书的五年，同学几乎都不知道她是闻玉梅的女儿。女儿和女婿也是上医同班同学，分别从事细胞生物学与免疫学研究，可是名副其实的“医学之家”。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教育部医学分子病毒学重点实验室，展板上写着这么一段话：“科研的核心是创新，科研的道路是勤奋，科研的态度是求实，科研的目的是为人民。”创新、勤奋、求实、服务人民，正是闻玉梅院士六十年恪守的学术准则。
闻玉梅清楚地记得，1956年从上医毕业时，她曾有过一段纠结的时光。她本可以去做一名临床医生，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报考研究生，从事基础医学的研究工作。促使她改变的原因就是实习的那段经历。
在本科毕业之前，她曾在好几家医院实习。至今她仍无法忘记在华山医院实习的八个月中遇到的那些病人。其中一个是一名患有心脏病的妇女，当时她正怀孕第二胎，后来因心力衰竭而去世，母子都没能保住。临终的时候，她母亲也在一旁，悲痛万分。闻玉梅非常内疚，作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竟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去，自己却无能为力。那种自责和无奈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挥之不去。
闻玉梅回家后哭了几天，见此情景，母亲很担心：“这样感情用事，缺乏冷静与理性，怎么能做个好医生呢？”此后很长时间，这样的怀疑成了她心中的隐痛。她总是忍不住自问：“我为什么不能救活病人呢？”不知从何时起，闻玉梅自己也觉得不能做医生了，而应该去做研究，去创新理论，探寻新的方法救治病人。“一直到现在，我所有的研究都是要直接用到病人身上，而非为了发表几篇文章。”
不用手术刀，一样可以救人。秉承着这样的信念，闻玉梅在基础研究的道路上艰辛地跋涉着。
闻玉梅了解到，乙肝是我国最严重的微生物感染性疾病之一，它严重地威胁人民健康。病毒引起的持续性感染可发展为肝硬化、肝癌。当时中国有 1/10的人，也就是说约有 1.2亿的人感染乙肝病毒，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因此，治疗乙肝极为重要而且紧迫。她下决心为控制这一疾病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20世纪 80年代初，中国的国门刚刚打开，闻玉梅有一种很强的冲动，那是被长时间封闭后的激情的释放，她渴望到外面世界去看一看。1980年4月，闻玉梅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资助，首次踏出国门，到英国伦敦大学进修。“那次，我简直就像一个‘乡下人’，与‘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我看都看不懂。我们与人家差距太大了！”闻玉梅如饥似渴地拼命学习，短短三个月，就发表了一篇论文。
一年之后，已是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的闻玉梅，身担重任，但此时又有了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学习一年的机会，闻玉梅一下子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77岁高龄的林飞卿教授帮她解了围：“你走吧，我替你再做一年主任。出去，你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回来，我相信你！”
去美国时，闻玉梅已经 40多岁，记忆力已不如从前，但她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利用晚间修完了 NIH的分子病毒学课程，参加了考试并取得优异成绩。闻玉梅没有车，也不会开车，因为她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学开车上。开课老师为她的刻苦所感动，晚上经常用自己的小车送她回住所。
在美期间，闻玉梅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她白天工作、晚上听课，一年下来收获颇丰。其中的一个成果就是与 NIH建立了永久的合作关系。
回国之后，她就利用这一桥梁，迅速把科室骨干张维、何丽芳送出去学习。因为闻玉梅知道，搞科研靠个体户是不行的，要有团队。张维、何丽芳如期回国后，带回了领先的技术和理论，带回了先进设备和仪器，为研究和人才培养奠定了基础。
此后的成就多次证明，在 20世纪 80年代的实验室基础准备阶段，闻玉梅“立足国内，放眼世界，积蓄力量，筑巢引凤”的战略是多么正确。
做成一件事情容易，但一辈子为一个目标奋斗就极为不易。闻玉梅选择了后者，在分子病毒学方面耕耘了数十年。
这三十年，从条件简陋的实验室到教育部 /卫生部重点实验室，从寥寥几人到老中青的研究团队，从零星论文到皇皇巨著，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浸透了闻玉梅的汗水和努力。
汗水浇灌出了丰硕的成果。闻玉梅领导的团队参加了两项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和两项国家“863计划”高科技项目。早在 1987年，闻玉梅首先提出“消除对乙肝病毒抗原免疫耐受性”治疗新观点，据此建立了模拟人幼龄乙肝免疫耐受性的动物模型，设计了 5种消除免疫耐受性的治疗性疫苗，并在动物模型中考核疗效，从中发现了抗原 -抗体复合性疫苗有较显著的疗效。
此后，她又带领医学分子病毒学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在研究中国人乙肝病毒亚型与肝炎慢性化的关系基础上，在国际上首创了“复合物型治疗性乙肝疫苗”，为数以亿计的慢性肝炎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带来了希望。目前，该产品已完成一阶段的三期临床研究。
为了及时总结我国微生物学成果，闻玉梅主编了 98章、共 278万字的权威性著作《现代医学微生物学》，该书由 8位院士、80位国内外相关专家参与撰写，既把经典内容交代得一清二楚，又对发展趋势和最新进展作了阐述。李载平院士对专著的评价为：“这部著作的出版是医学界之幸事，生命科学界之幸事。”
初步统计，闻玉梅所领导的集体荣获国家授权的发明专利 3项，发表论文 240余篇。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这一实验室荣获市级、部级、国家级奖已达 21项。闻玉梅本人也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以及科技部“863计划”十五周年突出贡献奖等诸多荣誉。
说起成绩、表彰，闻玉梅显得轻描淡写。但谈起由她一手创办的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闻玉梅则喜形于色，充满了自豪感。回顾实验室的发展历程，闻玉梅颇为动情：“我们这个实验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完全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是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与新老两代科技人员勤奋努力、不懈追求的基础上，不断成长、壮大起来的。 ”那一刻，她的脸上挂着收获果实时的满足和欣慰。
闻玉梅一直都认为，实验室的辉煌不属于那一个人，而是属于所有为此付出的人，尤其是艰苦岁月中的恩师们。闻玉梅一生最难忘三位恩师：
一位是余贺教授，她研究生期间的启蒙老师；一位是林飞卿教授，教会了她严格治学；还有一位是谢少文教授，教会了她如何发挥创造性思维。
谈起林飞卿教授，闻玉梅不无感慨地说：“她真是一位严师啊！我一生都感激她！两年里，我的讲稿，她一字一句地修改，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搞研究，极为严格地训练我。比如，做血清稀释时，必须规范，每管只能混匀三次，不能两次，也不能四次，要与机器一样准确无误；挑取菌落时，双肘必须贴桌，对准一个菌落，不许沾边，以免杂菌混入。”跟林教授学了痢疾菌研究后，林教授语重心长地对闻玉梅说：“你跟我学得差不多了，应该换导师了。”于是，林飞卿把闻玉梅推荐给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一级教授、中科院院士谢少文做“徒弟”。
谢少文教授要求他的学生，每听一场学术报告必须提问，而且不允许重复别人提过的问题，这就迫使学生必须时时在考虑问题。他还训练闻玉梅打乒乓球，以锻炼其敏捷。“谢老师一生无子女，我又失去父母，他待我像女儿。我非常敬重他！”闻玉梅深情地说，“在他那里，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创新。”
在谢少文教授 88岁那年，他把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执教 50周年时学校赠予他的一对玉石奔马转赠给了闻玉梅，并深情地对她说：“我送你，是对你勤奋刻苦的赞赏；送给你，是要你继续中国微生物学事业。”无独有偶，林飞卿教授将国际友人赠给她的一把镀金钥匙郑重地转赠给闻玉梅，并叮嘱她：“继续打开微生物、免疫学的知识宝库。”
闻玉梅在得到这两件“宝物”后激动难抑：“这两件礼物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如有真正合适的接班人，我会将这‘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玉石奔马和‘开启人类知识宝库’的金钥匙传下去。”
与恩师的相遇也成就了闻玉梅的名师风范。她常说对同事说：“我和同龄美国人无法竞争，但我相信我的学生能！”为此，她创造各种条件提携、帮助自己的学生。在她看来，作为老师，为国家培养人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20年来，她已经带出了硕士研究生 24名、博士研究生 20名，博士后5名。
真正的教书育人不需要过多言语，老师自身就是榜样。闻玉梅对研究的热情和专注、严谨和认真已经深深烙印在她的学生身上。实验室的教职员工和研究生都以实验室为家，不计得失地全力贡献。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长为优秀的人才。闻玉梅的第一个博士生瞿涤教授，在法国、美国深造多年后毅然举家回国，参加实验室的建设，2003年抗“非典”期间，瞿涤同闻玉梅一起参与研制灭活病毒的工作，瞿涤不畏生命危险，每天进入 P3实验室培养大量活 SARS病毒，制备灭活滴鼻剂。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博导袁正宏研究员在乙型肝炎固有免疫等方面系统地作出了有创新性的贡献，已被选为候任中华医学会病毒学会主任委员。还有 2003年初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引进的副教授高谦，当年被复旦大学破格晋升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后，数年来在结核杆菌的分子生物学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方面已有所建树。此外，还有多名学者经过她持续努力的培养与引进，加盟团队，夯实了实验室的业务队伍。
2003年，病原学专业博士生林旭在导师闻玉梅的指导下写出的论文《乙型肝炎病毒复制性增强的机理研究》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在谈到这篇获奖论文时，林旭对他的导师闻玉梅充满了感激之情：“导师给我指明了正确的研究方向。乙型肝炎病毒的研究千头万绪，闻老师以她数十年的研究经验准确地抓住‘病毒复制’这一重点和难点，我的研究也正是以此为突破口，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在做实验的同时，导师还不断加强对我的科学思维、科研能力的训练，并资助我出国参加本专业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等，使我在研究中能站得更高，想得更远。”
“有这么出色的学生，这么优秀的‘后来者’，加上我们不屈不挠的努力，我们一定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闻玉梅充满信心地说。
在她的眼中，没有任何事情比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更让她自豪了。“教育是以人为本的光荣事业”，每个人都经历过层次不同的教育，教师对每个人的成长都会有较深远的影响。在参与塑造人的过程中，教师面对的是“人”，因此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从其个性、素质的不同点出发，因人而异地施教。“我的老师谢少文教授说过的一句话让我终身受益，他教导我说，一个老师如果只会教聪明、基础好的学生，他不是一个好教师；能使每个学生都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步的教师，才是好教师。”
在对学生的培养中，闻玉梅始终抱持着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有的学生一时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她不着急，也不灰心，而是保持耐心和细致。她相信，潜移默化地用自己和周围人的言行去影响学生，最终会有成就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闻玉梅的影响下，学生们收获的不仅是技能，也包括品德。
古语有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不正是闻玉梅的育人之道么？
医疗行业是特殊的战线，与死神抗争，与风险相伴，它需要医疗从业者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疾病肆虐的时候，身为院士，闻玉梅始终战斗在一线，忘我工作，那一刻，她更像一名将军。
抗“非典”期间，在闻玉梅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努力下，仅 19天工夫，“灭活 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研究就获初步成功。而成功的背后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研制之路：研究人员不仅要“零距离”接触SARS病毒，而且一些实验还必须在被误称为“魔鬼实验室”的 P3实验室里进行；更不巧的是，上海的P3实验室暂时排不上号……时间紧迫！闻玉梅没有丝毫犹豫，带着得意门生瞿涤教授迅速南下广州。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一个消息传来：与闻玉梅毗邻的一个实验室同时有 6人发起高烧，全部被隔离！危险如斯，说不害怕是不现实的。可是闻玉梅和她的同事却坚定地选择了留下。
P3实验室即“达到生物安全防护三级标准的实验室”，核心区的压力达到-40帕，实验时得穿上厚厚的防护服，戴着令人窒息的特殊口罩和防护镜，操作程序极为繁琐。正常情况下只要 5分钟的事，实验室里要 1个小时才能完成。在里面呆长了，会有“高原缺氧”的感觉，一般人都受不了，更何况年近七旬的老人！许多人劝闻玉梅不要进去，她却说：“这是第一手资料，我不能不看！”在实验室里，他们要培养出大量用于实验的病毒液，每天接触的活病毒量难以想象。最多时，每毫升病毒液中的病毒高达 1亿个，而他们一做就是几百毫升病毒液！经过 19个日夜的苦战，闻玉梅他们终于获得2 000毫升的高效价病毒液，滴鼻剂的研究初战告捷。
从战乙肝到抗“非典”，闻玉梅实验室同病毒的战争从未停止。在一场又一场艰辛的战役里，在一年又一年辛勤的工作中，支撑闻玉梅和她的实验室师生们的动力就写在一本册子中：“人民的重托，人民的期望。”
这本厚厚的本子里，收集了 1998年至 2000年寄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封有关希望应用抗原-抗体复合物治疗性疫苗的来信，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及干部，有来自城市的，也有来自农村的。信中以深切的语言，叙述了他们饱受病魔折磨之苦，其情其景，催人泪下。
让我们摘录其中一封来自江西省樟树第二中学一位老师的信：
闻教授：您好！
我是一名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在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我班 54名学生中，竟发现了 17例乙肝病毒携带者，而且几乎囊括了全班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真令人痛心。 17位家长同时找到我，个个都是愁容满面，心力憔悴地问我：“怎么办？……”
当听到乙肝治疗性疫苗即将问世的消息后，他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们要我写信告诉您：“我们多少人如今都深陷于深重黑夜之中，伸长脖子，翘首盼望那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啊！乙肝治疗性疫苗，我们在焦急地期待着！”
还有一封来自一位老干部、用毛笔工工整整写来的信：
尊敬的闻教授：在报端见到您将制成治疗性乙肝疫苗的报道，实感喜从天降，您这是在为全国1亿多人造福！
我是个退休多年的干部，女儿 11年前临产时发现肝炎，产后虽注射了疫苗，婴儿仍未幸免，至今母女俩都是“大三阳”。我们翻遍报纸、书籍，多处咨询，仍说是不治之症。您的发明实为我之大幸，我全家之大幸！如果该药还未投入市场，我们志愿当受试者，即便发生意外也无怨无悔！
这些为病魔困扰的普通人的来信，成了闻玉梅和她的团队的永恒动力。闻玉梅主持的治疗性乙肝疫苗历经 16年之艰辛，虽已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临床三期，但迄今仍未能用于大量病人，解除病人之痛苦。她把这些来信精心装订后，在“前言”中深情地写道：“愿我全室科研人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在治疗乙肝方面继续努力奋斗，为人民解忧，为祖国争光！”她深知，科学研究没有止境，作为医学研究者，她必须将事业坚持下去，传承下去。
在闻玉梅的办公室，墙上挂着闻一多先生儿子油画家闻立鹏先生送给她的画作—一枝怒放寒冬的红梅。在她家的客厅里，也挂着两幅字，均嵌入了“玉梅”二字，一幅由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何继善院士所赠—“玉珠不染尘，红梅耐寒霜”；另一幅是著名的防原医学与病理学家程天民院士所赠：“玉经精琢成大器，梅因苦寒笑春风”。
坚忍不拔的梅花香气，几乎洒满了闻玉梅创新之路的每一段历程。当大多数七旬老人在安享清闲时光之时，每天上午，在上医的校园里，总会出现一位慈祥老人的身影，如果你去询问她是谁，她会告诉你：“我是一名步行者。”
（采写：黄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