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西伯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是《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的文字，是司马迁自述其撰述《史记》动因的名言。
在这段被后人概括以“发愤著书说”的著名言辞中，所举例子，其实与史实并不全然相符。
比如“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吕览》就是著名的《吕氏春秋》。该书的完成时间，根据《史记》的《吕不韦列传》，是在吕不韦还在做秦国丞相时。完稿后不久，吕不韦就将它公布在了秦都咸阳热闹的城门上，还挂钱悬赏，称凡诸侯家的游士宾客，有能够给这部新著增减一个字的，就赏千金。
可见《吕氏春秋》的流播，并不会晚到吕不韦犯事，举家被发往蜀地的时候。
又比如“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事实上韩非的这两篇名作，在他到秦国以前，就完成了。证据也出自《史记》，就在《老子韩非列传》里。
据说，当年秦始皇读到《孤愤》，大为激赏，说：“我要是能见到作者，跟他交往，那就是死了，也没有遗憾了！”当得悉韩非是韩国人时，他甚至下令立即进攻韩国，最后闹到韩王不得不让韩非出国赴秦，方才罢休。
可见《说难》、《孤愤》二文，也决非韩非到了秦国，被人放暗箭、进监狱后的作品。
尽管如此，司马迁这段纵览历史、饱含激情的文字，依然有它独特的真实性。
因为，它以特有的视角，感性地传达了一个穿越时空的消息：伟大的著作，往往是作者在逆境中“发愤”的结晶。
而正是用了这种“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的方式，司马迁把他撰述《史记》的意义，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一个和他所列举的诸位“贤圣”处于同一层次的高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之所以不朽，正是因为，它书写的虽是往事，而寻求的真正读者，是异代知音。
原文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10/3300）
今译
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的时候，就推演《周易》；孔子在陈和蔡两地遭受困厄，就撰著《春秋》；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便撰写《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有《国语》；孙子被打断了脚，开始述论兵法；吕不韦迁居蜀地，世上流传起他主编的《吕览》；韩非被秦国囚禁在监狱里，才有《说难》和《孤愤》两篇文章；《诗》三百篇，大都是先贤圣人因为发愤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心里有郁结的东西，得不到发泄的渠道，所以叙述从前的事情，思念后来的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