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五次重大调整也是顺应时势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军事战略都是有其一定的现实针对性的，它离不开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安全形势的科学判断，也离不开对作战对象、国防重心以及战争样式的合理界定。因此，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我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具体内涵也不能不顺应时势做出相应的调整。总体看来，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军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具体内涵的演变，经历了以下五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50年代前期到60年代初。这一时期，我们的作战对象主要是针对美蒋反动派；国防重心放在东南沿海地区，作战样式是准备应付大规模的常规战争。这一阶段的战略方针之所以被赋予这样的内涵，是由建国初期我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所决定的。一是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支持和怂恿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频频袭扰破坏，致使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野心恶性膨胀，扬言“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成功”。二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从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需要出发，乘机派兵封锁台湾海峡，进一步加紧了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扶植和控制。三是美国为了最终完成其所谓的对华半月形包围圈，于1954年12月公然与台湾当局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同时拼凑了一个包括台湾在内的太平洋反共军事同盟。针对美蒋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强化东南沿海的边海防建设就不能不突出地成为当时国防战略高度关注的一个中心任务。第二阶段：从60年代初期到60年代末。这一段时间，我们“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作战对象有两个：美国和苏联，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就是要准备用两个拳头打人。在作战样式上，也还是着眼于应付大规模外敌入侵。之所以要准备“两个拳头打人”，也是迫不得已的。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趋于紧张，印度在中国西南边境无端滋事，美国将越南战争步步升级，加之蒋介石集团也想利用我“三年困难”的局面反攻大陆，这样，从整个国际战略格局来看，境外敌对势力逐步在我周边地区形成了一股反华大合唱，对我国家安全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第三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国际风云又起变化，我国“积极防御”的作战对象开始主要侧重于对付苏联。国防重心开始由东南沿海地区向东北地区转移。作战样式也有新的变化，我们不仅准备应付大规模常规战争，而且还准备应付大规模核战争。世界大战似乎不可避免，而且似乎迫在眉睫。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这是因为：一方面，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之间由政治对抗走向了军事对抗；而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则相对缓和了，“坚冰已经打破”，双方出于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目的而逐步走到了一起。从此，中国整个战略指导的着眼点放到了时刻准备应付大规模战争上，不得不使国家和军队长期处于临战状态。第四阶段：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具体而言，也就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到1993年1月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前。这一段时间，我们在作战对象、国防重心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作战样式以及“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表述上，则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五阶段：从1993年1月军委扩大会议一直到2004年。与原来的战略方针相比较，现在的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上形成了以下若干新的特色：一是加深了对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认识；二是把质量建军和科技强军提上了议事日程；三是力争速战速决，但同时作好持久作战的准备；四是坚持以劣抗优，立足于在复杂困难情况下作战；五是强调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应当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那么，这一时期军事战略的具体内涵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大的调整呢？首先，从世界战略格局来看，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使大规模全面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日渐减少；其次，从周边环境来看，苏联的解体，中俄关系的改善，使我国某些地区的国防压力大为缓解；再次，从亚太形势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小霸权主义势力咄咄逼人，加之台独势力渐成气候，已经对我国某些地区构成了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威胁；第四，从海湾战争以及后来的巴尔干危机来看，高技术兵器在现代局部战争中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鉴于时势的变化，我们在作战对象、国防重心和作战样式等方面不得不作出新的理解和新的界定。第六阶段：2004年至今，确立了“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明确了“遏制危机、控制战局、打赢战争”的战略指导；将“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作为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把“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作为我军未来作战的基本形式。之所以确立了以“一体化联合作战”思想为中心的战略指导，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高新技术的发展，为一体化联合作战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军队结构的优化，为一体化联合作战的产生提供了组织基础；长期的学术探索，为一体化联合作战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局部战争的经验，为一体化联合作战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这是世界军事变革的大环境、大形势和局部战争形态发生变化的大背景，决定了我军必须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针对我军的实际，走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道路。
顺乎时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顺乎民意”。即智谋之事要人心所向，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而不能“民心所背”，失民者失天下。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淝水之战”，前秦拥百万之兵而败于东晋之手，“失其民心也”是主要原因。公元383年，苻坚领导的前秦军与谢玄率领的晋军在淝水对阵，形成对峙相持的局面。谢玄派人对苻坚说，如果前秦军能稍向后移，晋军便可渡河决战，苻坚认为可乘晋军半渡而击之，于是命令军队后移。不料，士兵在后移中发生混乱，纷纷溃败而不可止，谢玄乘势挥军进击，大败前秦军。前秦由于连年征战，兵疲民倦，民怨满怀，士兵不愿作战，加上内部矛盾重重，民族关系复杂，战争不得人心，因而遭到了失败。所谓按照民心来办事，按照历史的规律来办事，就是不能逆潮流而动，这个潮流，就是民心所向，就是历史趋势。实际用谋，如果不顺应时势，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先谋后动
用谋一定要讲究先谋。成竹在胸，才能下出一着好棋。仓促应付，寄希望于急中生智是不行的。要知道，没有谋是生不出智来的，只能急中生汗，手忙脚乱。用兵作战，为了取得最佳效益，都主张谋而后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战争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就更要先谋。因此，古代权谋家的重要特点是“先计后战”。孙子把“计篇”放在其兵法十三篇之首，强调“胜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胜”。《管子》也强调“计必先定于内”；《尉缭子》还主张计要“先定”，虑要“早决”。秦汉以后，也都强调“先谋为本”。如宋代何去非认为“计必胜而后战，是胜不可以幸得也”，反对侥幸求胜；明代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主张要打“算定战”，竭力反对打“舍命战”和“糊涂战”。同时，战争实践也表明，如果不先计，就将“战之自败，攻之自毁”；就会难以“应猝”，就会“使三军惑乱”，致使军队“必骇”、“必疑”，以致“疑生必败”。可见，“先计而后战”是传统用兵的重要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