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治国
凡是国家的治理，社会的管理，一定要用正谋，堂堂正正、方方正正、公公正正。歪门邪道不能治国，“上梁不正下梁歪”，雕虫小技不能治国，阴谋诡计更不能治国。治国需要宏图大略，堂堂正正。作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无论是思想政治建设还是经济文化建设，都需要把正谋作为最基础的指导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出凝聚力，产生向心力，才能有战斗力。否则以雕虫小技去笼络、收买人，甚至用阴谋诡计去驾驭和控制人，一时可能得逞，从长远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中国古来的国君都讲究以正治国。以正治国，具体说来，要注意以下四点：
适应伦理环境。从智谋的发生看，智谋者总是要置身于一定的伦理环境，离不开这一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这里所指的伦理环境包括智谋者本身的伦理道德修养、智谋者所处社会的伦理体系和价值规范、智谋者本身的价值观以及某一智谋所预设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可能影响到智谋的产生过程及其所呈现的状态。
把握价值尺度。从智谋的选择看，选择什么样的智谋来加以实施，总要涉及一定的价值尺度。选择性是人类意志、心智和理性的特有性质，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必然要与价值尺度联系在一起。这种价值尺度受到特定社会历史传统的影响，也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也就是说，智谋的选择离不开传统和现实中的价值标准。例如，同样是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人选择激烈的暴力形态，英国人选择的则是温和的改良形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不同，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与各自社会的价值尺度有关。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法国人较多地信奉反抗现实、摧毁一切黑暗势力的浪漫主义，以罗伯斯庇尔为代表，他依据的价值尺度是：“没有恐怖的德行是软弱无力的，没有德行的恐怖是残酷的”；而英国人则较多地倾向于承认阴暗面的存在，愿意采取温文尔雅的绅士式的改良方案，即使必须使用暴力手段的时候，仍然是“温文尔雅”的，以克伦威尔为代表（有位雕塑家是这样表现克伦威尔形象的：一手拿着宝剑，一手拿着祈祷书）。据资料表明，“二战”以来，美国先后直接或间接地对南朝鲜、越南等11个国家进行了军事干涉。同时，苏联则对下列国家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干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越南、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南也门、柬埔寨、阿富汗。其中，美国对越南和苏联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是最大的两次，且都以严重的失败而告终。两个超级大国对本来就是相当复杂的地区冲突的干涉，总是使这些地区的冲突更加尖锐，造成紧张局势进一步增强，并使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更加复杂，而且这种干涉增强了战争升级的危险性。事实证明，肆意动用武力来解决地区冲突是绝不会有好效果的。苏联国内曾上映了反映阿富汗战争的纪录片《痛苦》，其解说词中说：苏联人“必须明白，通过使用暴力解决国际问题是行不通的；阿富汗的情况表明，这种办法是行不通、不可靠和不可采取的”。这部影片上映后，场场爆满，人们从血的代价和“痛苦”中汲取了教训。马列主义创始人主张革命暴力，列宁曾说，暴力思想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基础”。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暴力思想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但苏联领导人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而“必有一战”。为了在下一场“制度战”中彻底战胜对手，苏联必须尽最大力量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军事机器，从实力上压倒对手。勃列日涅夫曾说，苏联把它的国防力量保持在最高水平上符合马列思想，是“过去60年以来的一个主要结论”。可以说，苏联崇拜武力的思想是对马列“革命暴力”思想和价值尺度的变态继承和发展。再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与前三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有所不同，由于是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企图占领伊拉克，美军此战并没有得到人道主义的支持，所以美军特别强调将军与民分开的战略指导，但伊拉克采取的却是藏兵于民的游击战术，因此，美军的行动受到很大牵制，只能采取“蛙跳”和占领战略目标的战术。据媒体统计，自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截至2007年4月13日，美军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已超过3290人。美国已经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由此可见，智谋选择与应用必然与价值尺度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价值尺度决定智谋的应用情况。
运用道德手段。从智谋的运用看，任何智谋实践活动都少不了一定的道德手段。智谋要得到具体的实施，必须得到人们对它的理解和同意，这就体现出道德因素的作用。有的智谋，道德因素是如此之强，以至于积极地运用它、强化它就可以取得巨大成功；而如果不恰当地引导它或忽视它，就难以成功甚至彻底失败。中国革命史中有着丰富而生动的范例。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一开始只是少数人的革命，靠一些热血青年的小规模起义或暗杀、收买等活动来进行，不相信广大民众的力量，不懂得利用道德精神来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结果总是不能成功，反而被掌握着军事实力的军阀官僚所利用。后来孙中山听从共产党人的建议，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才搞起了北伐，取得了一些效果。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汲取了孙中山的经验教训，从土地改革、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解放了全中国。对比一下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历程，我们就可以发现，重视智谋中的道德因素以及如何重视、重视什么样的道德因素，是多么重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不仅仅在于其洞察入微的政治智谋和出神入化的军事智谋，还在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善于用精神聚众（无私奉献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等），而且还身体力行，与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显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就是运用道德手段实施智谋的典范。
注重道德效果。从智谋的结果看，任何智谋实践活动都会产生一定的道德效果。智谋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实现，也就是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必然实现了某种道德效果。表面看来，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与道德无关。实则不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也必然深刻地改变了个体与类的本质及其关系。比如，工业革命的直接后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兴盛，这使得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劳资对立、剥削与反剥削、资本主义的繁荣与危机这一系列问题所导致的道德变革是前所未有的：剥削阶级由热衷于权势与荣华转向了疯狂追求金钱与利润；被剥削阶级则由对人身自由权利的要求转向了对生活保障的要求。再者，人对社会的认识和改造活动本身就属于道德化的过程，因为人对自身的认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的深化，必然要导致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深化；人对社会的改造，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和抗争，也必然使社会道德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普遍出现了精神危机，人们表现出沮丧、绝望的情绪，对文明和生活的价值，对人本身的价值产生困惑，并作了重新估价，从而出现了西方历史上又一次道德大转变。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兴起把人们的眼光从上帝移向了金钱，这次道德大转变则从金钱转向了人本身。思想家们激烈抨击资本主义拜金思想对人的异化，号召人们重新审视人本身的价值，尊重人的主体人格力量。其实，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博大精深，古圣先贤在运用道德手段和效果实施智谋方面，早已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一举打败了鲁国，鲁庄公被迫签订降书，就在鲁庄公和齐桓公签降约的时候，鲁国的一个将军叫曹沫，突然冲到堂前，掏出匕首，对着齐桓公说：“你攻打我们，占领了我们的领地，还要叫我们签降约，你必须把你侵占的土地都归还我们鲁国，要不我这匕首……”意思就是说鱼死网破。齐桓公虽然是胜利者，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被人家胁迫者，他不答应，生命就受到威胁，答应了，他又非常不愿意。当时管仲跟随齐桓公左右，他看到情况不妙，如果不答应，齐桓公就有生命危险，就劝齐桓公答应曹沫的要求，把攻占鲁国的土地都退还给鲁国。这样，鲁庄公和齐桓公的降约就签成了齐国退还鲁国土地的和约。齐桓公回去以后，非常恼怒，为什么？他攻下来的土地又要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归还给鲁国，他怎么能愿意呢？他就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加害曹沫，把曹沫杀掉，才解他的心头之恨。管仲就反复地劝齐桓公，说你和鲁国签订了这个协约，诸侯国全知道了。你如果现在反悔不认账，特别是不归还攻占的土地城池，诸侯国会说你不讲信用，因此你一定要归还。管仲当时在齐桓公的心目中是很有地位的，齐桓公就放弃了杀害曹沫的计划。一年之后，把所有占领的地盘都如数归还了鲁国。齐国没有占到便宜，但诸侯国却对齐桓公这种讲信义的做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又过了一年，齐桓公就被诸侯国推荐为盟主。齐桓公虽然丢掉了已经攻占了的土地，但取得的是诸侯国的信任，最后不是用战争，而是用信义得到了盟主的地位。所以战国的时候，春秋的时候，所有的君王治理国家，对道德效果的利用，都是非常强调的，也被历朝历代的君王所推崇。以正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也是我们今天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领导人在管理过程中需要借鉴和把握的。可以说，以正治国是第一条原则。
以奇用兵
在讲以正治国的同时要讲以奇用兵，在作战问题上，对待敌人是不能够讲诚信的。对敌人讲诚信，就等于把自己的脖子伸到敌人的刀下。对对手、对敌人，基本上应该是以诡诈为主，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宋襄公“蠢猪似的仁义道德”。宋襄公在发现敌人渡河的时候不打，敌人渡过河以后，队伍没整理好还不打。等到人家整理好了以后再发起进攻，最后自己却失败了。两军作战讲仁义道德，讲信誉，那就像蠢猪一样。
奇胜原则，即奇正相生，以奇制胜，核心在“奇”上。准确地把握“奇”和与之相应的“正”，还需要我们进一步了解古往今来智谋家们对奇正问题的探究。《老子》一书中，就有“以奇用兵”之说。《孙子兵法》提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又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重视用奇，善于“奇胜”，是《孙子兵法》的重要特色。宋朝人王晰在注释《孙子兵法》时提出：“奇正者，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也。”对于奇正的概念，战国时的《尉缭子》一书解释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曹操说：“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不备也”；北宋的梅尧臣说：“动为奇，静为正”，等等。这些注释，无疑把奇正的概念具体化了。唐太宗在《李卫公问对》中发展了孙武的奇正思想，书中有“正亦胜，奇亦胜”的论述。这就比孙武“以正合，以奇胜”的理论大大前进了一步。以奇用兵主要有以下三层意思：
谋贵用奇。“出奇制胜”，是人们常常引用的一句成语，权谋者无不十分推崇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在军事智谋中又显得尤为重要。纵观人类战争历史，那些灵活运用奇正原则，善用奇兵的军事家，往往能打破常识、常规，在出人意料的时间、地点、空间用兵取胜。两军作战，胜者有的时候是无所不用奇计。只要出其不意、出敌不意，出奇制胜就是用兵的基本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