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一种说唱文学体裁，称为“琵琶物语”，它的形成是受了中国弹词的影响。日本“能乐”的戏剧形式，是受了元杂剧的影响而形成的。明代末年，中国音乐家魏之琰东渡日本，带去明代流行曲谱200多首，深受日本人民欢迎，称为“明乐”。清康熙十六年（1677），僧人古琴家蒋兴俦到日本传授琴学，日人尊为东皋禅师，从此“在日本儒学者之间就有琴曲的传统。”19世纪初年，中国音乐继续经长崎传人日本，称为“清乐”，加上以前传去的“明乐”，合称为“明清乐”，曾在日本长期流行。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音乐文化保存在丰富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或者仍然保存在人们的音乐实践中。我们广大音乐工作者应当不断地搜集国内外保存的中国音乐史料，加以整理总结探索历史，奔向未来。
近现代时期的音乐
中国近现代音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音乐。
一、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音乐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其间，经过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中国近现代音乐在本时期的前一阶段开始萌芽、生长，而在后一阶段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传统音乐在此过程中也不断演进，并且逐步同新的音乐相结合，汇成统一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音乐文化。
1.中国近代音乐的发端
传统音乐在进入近代后的演变趋势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各种产生和流传于农村的民间音乐加速涌向城市，其流布和繁衍的规模不断扩大，由此生发出许多新的乐种、曲种和剧种。此外，还不断产生出一些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民间歌曲和戏曲、说唱作品。在辛亥革命前后，又展开了适应于资产阶级政治、文化要求的“戏曲改良”活动。这表明传统音乐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但是，这些新内容和新形式的探求，主要是靠一些有造诣的艺人和民间音乐家自发地进行，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2.西洋音乐的初步输入
西洋音乐的输人，为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早在元代和明代，就有西乐传人中国的记载。但直到1840年前夕，其影响仅限于封建王朝的宫廷和范围不大的传教活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他们在中国编辑出版教会音乐书谱，传布圣咏圣诗，在教会学校中开设有关的音乐课程，举办“唱诗班”、“琴科”和“音乐专科”等等，把西方教会音乐输人中国；在此过程中，也介绍了一些西洋近代音乐知识和世俗性的音乐作品。教会音乐的唱诗形式和圣咏曲调，在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中，曾被用于“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但是，西方传教士的整个活动，包括其教会音乐活动，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相联系的，处在同中国人民尖锐对立的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音乐的建设真正起到积极的作用。
3.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文化的建立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中国兴起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从“五四”时起，一方面发展着与工农革命斗争相结合的群众性的音乐运动；另一方面，在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开始创建新的专业音乐文化。
4.“五四”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革命音乐运动
“五四”以后，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深人到工人农民中，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和农会等，在此过程中，他们编写了一些革命歌曲进行教唱和传播。如1921年前后在北京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中，1922年前后在江西安源路矿工人中，1923年前后在京汉铁路工人中，1925年在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中，1925～1926年在省港大罢工中，以及1922年后在广东海陆丰、广西东兰和湖南等地区的农民运动中，都曾进行过革命宣传的歌唱活动。1926年以后，随苕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工农革命歌曲广泛流传于全国城乡。工农革命歌曲的编写者，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宣传工作者翟秋甶、彭湃、李求实等，还有一大批工农运动的文艺宣传骨干。他们主要采用选曲填词的方法，编成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反映丁农革命斗争的歌曲。
5.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群众音乐运动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更有组织和规模更大的群众音乐活动。在工农红军部队和根据地群众中，先后成立了“宣传队”、“俱乐部”等群众性的文艺宣传组织和“战斗剧社”、“八一剧团”、“工农剧社”等文艺团体，1934年成立了培训文艺宣传干部的“高尔基戏剧学校”，经常进行编唱、传播革命歌曲的活动和歌舞戏剧的演出。这时产生的工农革命歌曲，广泛、生动地反映了工农红军和根据地人民斗争生活的各个方面。绝大多数歌曲仍以选曲填词为主，除采用原来流传下来的一些曲调和苏联歌曲的曲调外，更多的是采用各根据地农村的山歌、小调、歌舞小戏和说唱音乐的曲调。不少歌曲在填上新词和传唱过程中，在音乐上逐渐发生了变化，并初步形成了带有队列进行特点的工农红军歌曲和具有新的时代气质的革命民歌两种歌曲形式。此外，还出现了一此小型歌舞剧。
从抗战初期起，许多知名的音乐家纷纷来到解放区。1938年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其他各个解放区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音乐教育机构，采用短期培训和紧密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陆续培养出一大批音乐干部。同时，在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中，在其后的人民解放军部队里，都成立了以音乐、歌舞、戏剧活动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工作团体；在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群众中，成立了以农村剧团等群众文艺组织，使群众音乐运动在专业音乐工作者的支持下，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起来。
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音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由民主革命时期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音乐，发展为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课题。30多年中，虽然出现过曲折，甚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但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指导下，社会主义音乐事业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始进入全面发展、百花盛开的新阶段。
1.社会主义音乐建设的全面展开
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建立了统一的全国性音乐组织一一中华全国音乐丁，作者协会（1953年更名中国音乐家协会）。建国伊始，为把原来处于战争条件下的音乐工作，及时地转到和平建设的轨道上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把原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音乐院校、团体、机构进行初步的合并和调整等）。特别是在1953年国家进入有计划地大规模地经济建设时期以后，对全国的文教事业作了通盘规划，社会主义的音乐建设得以全面展开。
2.社会主义音乐创作的初步繁荣
建国后的17年中，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各种音乐作品，无论是在思想性、艺术性还是在形式和风格的多样性等方面，都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同人民音乐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仍然是歌曲创作。建国后的17年中举办过多次全国性和地区性的歌曲创作评奖、征稿和比赛。如：1954年的全国群众歌曲评奖、1960年的业余歌曲创祚比赛、1962年的少年儿童歌曲的征稿、1963年的解放军歌曲创作评奖，以及1964年的优秀群众歌曲评奖等等，评选和推荐了一大批优秀歌曲。大型声乐曲创作在建国后的17年中也产生过一些有较大影响的作品，其中《红军根据地大合唱》（金帆词，瞿希贤曲）和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萧华词，晨耕等曲）等最为成功。
3.社会主义音乐建设的新局面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音乐界进行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经过重新工作的老一辈音乐家和新一代音乐人才的共同努力，社会主义的音乐建设又出现了生机蓬勃的崭新局面。
首先是音乐事业和音乐队伍得到了重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解散或停止活动的音乐组织机构、音乐表演团体、音乐院校系科、音乐研究部门以及音乐期刊和音乐出版社等等都陆续恢复，并且在数量和规模上逐年有所增长；其次，为了丰富人民音乐生活，促进音乐创作的发展和音乐表演人才的成长，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都恢复或举办了各种音乐会演、音乐节和音乐周（除原有的“上海之春”等等之外，新增了“北京合唱节”、湖北“琴台音乐会”、云南“聂耳音乐周”等等），有些省、市还举办了规模较大的群众音乐活动（如北京的“五月的鲜花”歌咏音乐活动、上海的“十月歌会”和福建的“学校音乐周”等等）。少数民族地区风俗性音乐歌舞活动也都得到恢复，并有新的发展。从1976年起，文化部和音乐家协会有计划地举办了多种演唱、演奏会演和比赛，如：1978年和1980年的民族民间唱法独唱、二重唱会演；1980年的全国琵琶比赛和钢琴邀请赛；1982年的全国民族器乐独奏观摩演出；1980年后，多次举行的以全国音乐院校学生为主的声乐、小提琴、大提琴、长笛、二胡等评奖和比赛；以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全国少数民族青年声乐比赛等等。在上述演出和比赛中，涌现出了一批新人。此外，电视、广播、录音等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声像渠道传播的音乐节目日益增多。
1976年以来，专业的音乐理论研究队伍逐步壮大，音乐学术阵地也日益增多，特别是由于开始扭转“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努力打破以往设置的种种学术“禁区”，发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使音乐理论各学科研究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明显的进展。如：为抢救濒于失传的民族音乐遗产，不仅恢复了原已进行的《琴曲集成》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编辑、出版工作，而且还对《中国民间歌舞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和《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的收集、整理、编选、出版工作，作了统一的部署。这六大集成的汇编，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和最全面的一项对民族音乐遗产的整理和汇集。对传统音乐遗产的研究也有了新的开拓，如对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乐器、特别是对编钟的研究，以及对敦煌唐传乐谱的研究等等，都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对中国音乐史、外国音乐史、音乐民族学、音乐美学、律学以及作曲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了新的突破与进展。1985年10月《聂耳全集》编成出版。
1976年以来，中国与国际间的音乐交往日见增多。不少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和音乐表演团体应邀来华演出，还聘请了一些外国知名专家、学者来华讲学或任教。同时，除派出音乐家代表团和音乐表演团体出国进行音乐考察、学术交流和访问演出外，还选派了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才出国进修和参加各种国际性的音乐比赛，从而增进了中国音乐工作者对世界音乐发展状况的了解，而且使中国音乐和中国音乐家臝得了国际声誉。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际音乐比赛中，中国的青少年崭露头角，已为世界所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