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买官卖官关键要根除官场家长制
中央纪委、中组部、监察部不久前联合印发《关于严厉整治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行贿受贿行为的通知》，对整治“买官卖官”进行了部署。对于选人用人腐败问题，中央已连续出台多项制度规范，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管已进入操作细化层面。多位受访权威专家认为，中央近来对选人用人腐败连出重拳，折射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加大对选人用人方面的规范，实质就是从源头上抑制腐败现象。
与其他的权力腐败一样，“买官卖官”之所以愈演愈烈，关键是由于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的存在，使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仿佛各种家庭的家长，权力的指挥棒可以成为他们颐指气使的工具，他们能够信口开河地表态，可以随心所欲地决策，在他们眼里，各种各样的监督机构、监督制度都不过是一张又一张废纸。也就是说，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过硬的问责办法，官员们可以为所欲为。监管的缺失和问责的不力，使“买官卖官”这驾背离党的宗旨和人民群众愿望的马车渐行渐远。
如果任由官场家长制风气蔓延，那么很多阻碍和破坏经济社会发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以德能勤绩论英雄的氛围遭受破坏，投机钻营、溜须拍马、跑官要官者处处得宠，德才兼备、政绩突出者心灰意冷，党的形象受到损害，党群关系遭到破坏。
在严格执行选人用人各项制度，及时查处各类“买官卖官”行为的同时，应该加强监督和问责，形成常态化的监督机制，切实加大问责力度，严格进行责任追究，坚决杜绝民不举、官不知，不出事、就没事的现象发生。这样，各级官员的“家长”地位被剥夺了，科学选人用人的机制就会逐渐形成，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也失去了滋长的土壤。
（原载2010年11月5日《人才信息报》）
为“民告官”撑起公平和效率的“保护伞”
2009年10月1日，行政复议法整整施行10周年，通过这一制度，我国10年中化解“官民”纠纷77万多件。在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凸显期，作为“民告官”的法定途径之一，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加强行政监督过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行政复议作为老百姓不服行政机关行政行为而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诉并请求裁决的途径，让老百姓无需向法院进行程序繁琐、耗时费钱的行政诉讼，就能让纠纷得到解决，这种方式的“民告官”，不仅及时、方便，而且成本更低，当然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行政机关之间，特别是上级机关与下级机关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许许多多行政复议案件中，之所以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被维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官官相护”。由政府的法制部门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对做出行政行为的部门进行复议，其公正性难免会打折扣。于是，行政复议维持率居高不下，一宗宗“民告官”的行政复议案件“原地踏步”。
因此，保障“民告官”的公平和效率十分重要。要摒弃官本位的思想，真正让“以人为本”贯穿于行政工作的全过程，关注民生，维护民权，尊重民意。在行政复议中，赋予审理组织充分的专业评判权力和民主决策自由，以彻底排除行政干扰，让“民告官”的行政复议更加尊重事实，尊重法律，敢于冲破层层行政权力关系网，敢于撕破权力的面子，还老百姓以公平。
这种决策不来自个别行政领导的授意，也不会顾及做出行政行为的部门的颜面，而是让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高校法学教授以及有关专业人员，在对原行政决定的基本事实、法律政策依据等进行调查走访、条分缕析之后，就其是否依法按程序做出评判，从而做出维持或者否定的结论。
“民告官”的公平和高效，反映出社会民主的进步。行政权力受到的监督越多，其公平的几率越高，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也就越多。“民告官”对公平和效率的呼唤，也就是对民主和公平的渴望。
（原载2010年8月27日《人才信息报》）
私藏“葵花宝典”是对公众的蔑视
北京城管局培训教材在网上被曝光——“不要轻易放过相对人，几名城管一起行动，一次性控制住相对人身体，招招见效”，“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等等，如此城管执法的“葵花宝典”令人震惊！
执法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打击违法犯罪也应该严格依法依规按程序。在执法中遇到暴力抗法的紧急情况下，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既保障执法人员自己的人身安全，又惩治违法犯罪分子，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执法人员像北京城管培训教材上所说的那样，怀揣“葵花宝典”，打着执法为民的幌子，干着侵犯人权的勾当。时时处处先发制人，主动出击，还让人在被执法对象脸上看不到血，身上找不到伤，而且没有旁人作证，这哪里是执法为民的执法？他们打着执法的旗号，采取流氓的手段，对无辜的民众滥施淫威，无作非为，是对威严的法律的亵渎，也是对当事人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摧残，还是对公权的鄙视，对公众的蔑视。这是法制社会的悲哀，更是广大民众的悲哀！
执法为民重在推行理性执法、人性执法。要在耐心宣讲、细心说服的基础上，帮助轻微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动不动就施展拳脚，搞打砸抢，这种与地痞流氓无异的行为，不应该是执法人员的所为。
（原载2009年4月26日《株洲晚报》）
实行越权问责有利于规范行政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严禁本院工作人员越权过问案件的规定》，明确了院领导、部门负责人和一般干警严禁越权过问案件的范围，承办案件的审判人员遇到过问案件、为当事人说情的，应及时报告主管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或在合议庭并记录在案，纪检监察部门将组织调查，严肃处理。（9月1日腾讯网）
可以说，国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渎职等违法犯罪行为，都是通过越权进行的，如果办什么事都按照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并且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该研究的研究，该会审的会审，不越权表态拍板，不插手非自己管理的事物，不有意隐瞒事实和细节，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就不会出现单位内部推诿扯皮、互不买账的状况，也不会出现什么事都是领导说了算，领导的个人意志可以在各个环节、各项决策中完全体现的情况。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过于集中，保障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展现行政的公正、公平。
越权行为之所以比较普遍，是因为遏制越权行为的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少数领导干部不但可以对自己分管的工作颐指气使，还可以对非自己分管的工作指手画脚。哪个下属不听他的，他总能找到让你轮换岗位、不予提拔甚至挨批评、受处分的理由，而且做得冠冕堂皇，一点也不留打击报复的痕迹。如果你照他的意见办，违规了，犯法了，他就会玩起金蝉脱壳的花样，拒不承认自己曾经授意过，把沉甸甸的担子毫不费力地推到具体承办人员身上，让承办人员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过问非自己分管范围的事物、为当事人说情，不讲原则徇私情，实际上违背了最基本的行政程序，侵害了当事人对方的合法权益，直接造成了执法不公。南昌中院对领导干部以各种形式干扰正常办案的情况记录在案，并报告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处理的做法，至少让领导干部迫于问责的压力，不敢轻易对非分管的工作予以过问，特别是发表倾向性意见或者明确授意。当然，如果他对案情熟悉，对承办人提出处理案件的参考意见，这就无可厚非了。
（原载2009年9月4-10日《人才信息报》）
阳光审判与自由裁量权
据报道，我市两级法院将全面推行量刑规范化，庭审时，公诉方、辩护方均可根据手头的证据，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供法官参考，从而有效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推进阳光审判。
在法官遇袭成为近期热词的背景下，法官被认为正在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究其原因，其一来自法官这个角色本身。作为调整当事人之间利益分配的角色，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随着当事人对法院解决矛盾纠纷的期望值越高，在判决后所引起的心理落差可能也会越大。一旦审判结果与自身预期不一致，当事人便迁怒于法官，甚至会出现上访、缠诉等现象。有的办案法官甚至还受到辱骂、恐吓、诬告、诽谤等人身攻击。其二则来自法官个人。法官手中掌握的自由裁量权，可以直接掌控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甚至人身自由。这种权力，一旦成为法官照顾关系、谋取利益的工具，“司法不公”这个让民众深恶痛绝的词就会演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当事人很难从内心拥有对法院及司法判决的服从和尊重。
在法制社会建设中，法官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形象直接反映出司法的公正与否。自由裁量权能否在公开公平的会商环境下被准确使用，又是衡量法官是否代表公道和正义的标准。如果法官将自由裁量权当作“紧箍咒”，全凭私下交易来断案，司法公正何从而来？
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最大限度地交给法庭，让公诉方、辩护方分别在法庭上对当事人的违法犯罪事实进行深入解剖，对适用法律条款进行条分缕析，进而向法官提出量刑的具体建议。法官则当庭对公诉方、辩护方量刑建议的事实和法律依据阐述自己的观点，并与双方展开辩论，使判决真正公开化，从而实现公正化。在激昂的陈述和激烈的辩论中，任何庭审前的交易和许诺都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在事实和法律面前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照亮当事人的心扉，更照亮社会民主与法治化建设进程。
（原载2010年6月28日《株洲日报》）
单靠自觉无法防止权力滥用
据报道，山西晋中市公安局纪委书记赵命文动用警车为其母亲的送葬车队开道，记者路遇送葬队伍，进行跟踪拍摄，被出殡队伍中赵命文的亲属殴打导致轻微伤。
能够调动警车且用警车为自己私下提供方便的人绝非赵命文一个，也就是说，与赵一样公权私用者不乏其人。赵“倒霉”就倒在被记者盯上了，其亲属还殴打了记者，使本来“不足挂齿”的小事演化成了大事。在赵某等人看来，用警车为母亲尽孝不算什么，用公款吃喝、游山玩水甚至周游列国，发包办公楼收受贿赂等，都算不上什么“大事”。
防止权力滥用重在机制和法制的约束，仅仅靠掌握权力者的自觉是万万不够的。在新加坡，为什么公务人员连服务对象的一餐饭都不敢吃？就是因为如果他吃了人家的一餐饭，就有可能丢掉自己的饭碗。在一餐饭和一辈子的饭碗之间权衡，连傻瓜都会选择保住饭碗。
记者能发现、跟踪、报道的权力滥用行为毕竟极其有限，没有强硬的机制和法制的约束，每个人都自觉做到公私分明也很难。要真正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使这些制度上升为机制、法制，形成一道具有制约力的铁篱笆，构筑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自觉性强不强，在这道屏障面前，他都不敢也不能逾越半步。
（原载2009年4月1日《株洲日报》）
“三不分管”能否根除权力腐败
据报载，茶陵县为加强科级正职领导干部管理，规定所有单位党政“一把手”不直接分管本单位干部人事、财务和建设工程项目。读后，感慨很多。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单位的“一把手”大权独揽的现象比较普遍。他既管人事，又管财务，还管工程，人、财、物、事，统统由他说了算。副职只分管具体的业务，而业务方面的事情还要左商量、右会审，最后，其决策权无形之中又流到了“一把手”手里。对“一把手”所谓的监督，纯粹是一种形式，毫无效果。
将人事权、财权和工程项目管理权直接赋予副职，是对“一把手”权力的一种制约，但能不能彻底告别大事决策“一言堂”的历史，确保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权力监督的落实。
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一把手”不分管人事、财务和工程，也只是一种形式。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把手”至高无上的权威，加之目前对“一把手”有效监督的体制和机制尚未健全，“一把手”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无法动摇，他的实权是无法真正“剥夺”掉的。不要他分管人事、财务和工程，但他可以调整这些重大事情的分管领导。他不直接管，但他还可以用眼神、用手势向分管领导传递他的意思。
因此，还要在“一把手”“三不分管”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有效的权力监督和民主决策的机制。一方面，对分管人事、财务和工程的副职，也要有相应的制约措施。建立一把手和其他副职共同监督的制度，让其决策处于公开、透明的环境中，督促他坚持原则，依法按程序行使决策权。另一方面，也要有切实有效的保障措施，让分管的副职排除外界特别是“一把手”的干扰，使他能正常行使相关权力。同时，还要有督促分管副职善于管的激励机制，用奖励、加薪、提拔等手段，鼓励分管副职在加强管理、提高效率方面大胆探索，积极创新，出实绩，见实效。
因此，“三不分管”并不能彻底根除权力腐败，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监督体制和制度，才是预防权力滥用、防止权力腐败的真正盾牌。
（原载2008年12月14日《株洲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