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出了一系列词的理论问题。词“自有一种风格”。他所说的风格既指词的风貌、风韵与诗不同，即李清照所说的“词别是一家”；又指词的格律要求与诗不同，即李清照所说的平仄、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只是他没有像李清照讲得这样具体罢了。李之仪明确提出了作词难于作诗，李清照的《词论》，没有提及这点，但含有这一意思，她几乎对所有词人都不满意，就是明证。他阐明了词的形成和演变，唐人以声就诗，唐末以后，才因声填词，即因声之长短而定句之长短，“以意填之”。李清照的《词论》没有涉及这一问题。李之仪论词以《花间集》为宗，而又主张兼取诸家之长。如果说唐末“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还只是客观叙述词坛史实；那么，他把柳永词与《花间》词比较，认为柳词“韵终不胜”，显然就是在以《花间》词作为量词标准。《花间集》“多小阕”，《姑溪词》亦多小令，他显然在《花间集》上下过较大功夫。但吴可“专以《花间》所集为准”，他又不完全赞成，所以讽谕道：“苟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其进也，将不可得而御。”这就可以解释他虽推崇《花间集》，但他的词风却与《花间集》的秾艳柔靡不同，而以“清婉峭茜”为特征。
李清照的《词论》没有论及《花间集》，也没有兼取晏、欧、宋、张、柳之长的意思。与李清照的《词论》比较，两人均论及的是柳永、张先、宋祁、欧阳修；李之仪论及而李清照未及的是花间派词人、吴可；李清照论及而李之仪未及的是李氏君臣、沈唐、元绛、晁次膺、苏轼、王安石、曾巩、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苏、贺、秦、黄词，李之仪在其他题跋中曾言及）。由此可见，李清照论及的问题虽不如李之仪多，但论及的词人却远比李之仪广泛。李清照评论诸家得失非常尖刻，贬多于褒，特别是在词的领域，而李之仪却较为平允。如李清照虽肯定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却尖锐指出他“辞语尘下”；而李之仪虽认为柳词韵味不如《花间》，但也指出了他的两大特点，即艺术上的创新：“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内容上的开拓：“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李清照认为张先、宋祁“虽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晏殊、欧阳修、苏轼虽“学际天人”，但歌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李之仪对张先却给了较高的评价，虽认为他“才不足”，却肯定他“情有余”，在当时的词坛上起了“矫拂而振起之”的作用。他把宋祁与晏、欧放在一起，给了更高的评价。晏、欧、宋皆朝廷大臣，他们并未致力于词，只不过是“以其余力游戏”于词而已，这与前面论及的“寓趣”说是一致的。“又非其类”是指他们的词与柳、张词不同类。柳永一生潦倒，出入秦楼楚馆，工于铺叙羁旅行役、城市繁华和歌伎生活。张先沉沦下僚，晚年优游江湖，以鱼钩为乐，其词清新明丽，善于捕写景物。而晏、欧、宋身居高位，“一曲新词酒一杯”，确实“风流闲雅”，与下层词人是大异其趣的。他所谓晏、欧、宋词“宇字皆有据”，是指用语皆合“法度”，即跋语开头所说的“如格”。格之一就是如何结尾：“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堪称简明词史的《跋吴思道小词》竟无只字论及他最崇拜的苏轼。对苏轼，他是“千首高咏赓欲遍”；对苏文，在时禁方严时，他声称“未可以轻议”；而对苏词，不仅在这篇跋语中，就是在其他文章中也未予置评。《跋戚氏》主要歌颂苏轼的才思敏捷，也未论及苏词得失。之仪论词，推崇《花间》，强调词格，认为长短句“自有一种风格”，看来他对苏轼以诗为词是不以为然的。他当然不可能像李清照那样指责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于是只好以不表态作为表态了。李清照的《词论》因未论及南宋词人，一般认为作于北宋末。李之仪与吴可的交往也主要在北宋末。这一老一少、一男一女的二李，同在北宋末年分别提出了长短句“自有一种风格”、“词别是一家”的论点，颇能说明当时词坛的倾向，这大概就是苏轼以诗为词、当时应者寥寥的原因吧！
苏轼《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三○）以孟浩然比李之仪（“伴直难呼孟浩然”）。各体都有一些可读的作品。七古如《谒李太白祠》（卷一）：“千载风流同一辙，孤坟数尺埋蒿藜。文章误人岂当时，声名虽好终何为！譬之花卉自开落，又如时鸟啼高低。行吟漫葬江鱼腹，来空赋予何之！”这是李之仪代范纯仁起草《遗表》而贬官当涂时的作品，故有“文章误人岂当时”之语。李白卒于当涂，这里的太白祠应为当涂太白祠。全诗为李白鸣不平，实际是他的夫子自道。五古如《毗陵西城楼感怀》（《后集》卷四）：“平皋已春风，昨夜犹繁霜。
倦客惊节物，游子思故乡。楼高百日促，远日空悲凉。愿言平生欢，各在天一方。溯游不可从，山川阻且长。安得一樽酒，咿哑共深堂。”苍凉旷远，颇有《古诗十九首》的风味。七律如《李去言相别二年，忽得书，知在吴中，答书偶成》（卷四）：“宦路相逢一笑休，共知身世两虚舟。楚材有用谁青眼，赵将无功枉白头。会见姓名通北阙，何妨风韵冠南州。求田接武如凫鹜，只欠元龙百尺楼。”怜己惜人，充满了怀才不遇之感。五律如《夜行巩洛道上》
（卷八）：“夜久露华重，寒鸦不肯盈。月推银海上，斗过玉绳低。
风脱林衣瘦，山擎云帽低。流萤三四点，趁队过前溪。”可谓写景如画。但他最擅长的还是言短意长的绝句，七言如《书罗氏屏风》（卷一一）：“一到山头却下山，终朝只在翠微间。白云本是无心物，何事高低伴往还？”颇有点以后的诚斋体风味。六言如《次韵赠答洪觉范》（卷一一）：“豮仰谁为荆棘，峥嵘漫自波涛。休说花砖步日，且寻烟雨飞筰。”诗序有“余有收成之行”语，亦贬官当涂时作。尽管荆棘丛生，波涛峥嵘，仍不妨花砖漫步，烟雨飞舟，抒发了无所畏惧的气概。集中五言绝句仅一首《题画扇》（卷一一）：“白颊饶春思，梅梢喜可知。声声催烂熳，定是雪晴时。”梅花烂漫，有如美人白颊，晴天白雪，可谓银色世界。仅此一首，更觉可喜。
李之仪因《遗表》案系御史狱中，作有《柏台（御史台）自述四首》（卷九），其二云：“钻龟打瓦不曾休，金注昏人岂自由？谁谓纯诚无感格，会逢公议报私仇？”钻龟打瓦皆古人预卜吉凶之法。
“金注昏人”语出《庄子·达生》：“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金注者昏。”意谓以瓦赌射（注），瓦贱不紧张，反易于中；钩比瓦贵，就害怕了；金最贵重，心情紧张，反不能射中。李之仪这首诗的大意是说，他曾不停地预卜吉凶，因为他在《遗表》中所提出的都是关系国家前途的大问题，心情当然不轻松。但出他所料的是，一片纯诚竟成了政敌“报私仇”的工具。“纯诚无感格”，“公议报私仇”，可谓千古同慨！
他在贬所当涂写了不少强作轻松的牢骚诗：“人间所乐宁过此？一事都无有俸钱。更向丰年观割稻，须知身是地行仙。”（卷一一《杂咏》）没有公事，照领公俸，哪有比这更快乐的事？《闲坐》（同上）云：“鸦衔遗秉趁饥鹰，老将时传唤犊声。凡物有生皆有乐，不堪孤坐泪纵横。”饥鹰追鸦，老牛唤犊，各有所乐，自己又何必老泪纵横呢？“凡物有生皆有乐”，千古哲言！《学书十绝》之二（《后集》卷一二）云：“帘波不动地无尘，久与相亲燕雀驯。
似怪衰翁长静坐，时时回眼辄疑人。”这简直把他的闲适生活写得入木三分，窗帘懒得掸，地懒得扫，整天与燕雀相对，以致燕雀都向他投来疑惑的目光。之四云：“闭门不语信深湛，岂可讥时作《酒箴》？料得门前无好事，《解嘲》聊复寄初心。”出门就没有吉利事，只好闭门不语。专制使人沉默，不敢讥时，实在憋不住，也只好自我解嘲。
他在当涂过着躬耕生活，自称姑溪老农。其《路西田舍示虞孙小诗二十四首》（《后集》卷一二）跋云：“余既触罪罟，遂与时忘。求所以寄其余生者，无如躬耕为可乐。适有田数顷，分两处，或舟或车，往来其间。……旁视若不余堪，而我之乐常在也。”这二十四首七言绝句记录了他的躬耕生活和感慨，是颇有韵味的组诗。或清明种树：“栽桑插柳展沟塍，共趁清明力倍增。”或麦收盼晴：“扶老相邀到垄头，麦苗如洗未全抽。愿天不雨只一月，聊慰艰辛望丰收。”忙完收麦忙插秧：“东屯扫场方暂歇，插秧车水又相催。”自己能消费多少？有时他都觉得忙得可笑：“一生着得几辆屐，一饱消得几多粮？怕雨望晴心不歇，白头搔尽眼望羊。”
李之仪诗有不少唱和、次韵之作，特别爱次韵苏轼诗。在定州有《次韵东坡和滕希靖雪浪石诗》（卷四），对能入苏轼幕府深感荣幸：“平生所愿识荆州，别乘还容接胜流。”苏轼贬官岭南，他通判原州，《观东坡集》（卷五）自称：“千首高吟赓欲遍，几多强韵押无遗。”由此可知李之仪诗遗失甚多，集中现存次韵苏轼的诗，远未达到“赓欲遍”、“押无遗”的程度。苏轼自岭南北归，他官许昌，有《次韵东坡还自岭南》（卷四）：“重见门生应不识，雪髯霜鬓两毵毵。”结果未能“重见”，苏轼就病逝了，他作有《东坡挽词》（卷一一）：
从来忧患许追随，末路文词特见知。
肯向虞兮悲盖世，空惭赐也可言诗。
炎荒不死疑阴相，汉水相招本素期。
月堕星沉岂人力，辉光他日看丰碑。
首联追述他们的交游，苏轼是在贬官黄州的“忧患”期间，在李之仪多次致书苏轼之后，苏轼作《答李之仪书》（卷四九），称“闻足下名久矣”，从此开始了书信往还。领联称美苏轼诗有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孔子赞其弟子子贡（赐）“可与言诗”，而自己是有愧于这种奖谕的。颈联说苏轼远谪海南而能活着北归，恐怕是有神灵相助；而他希望苏轼沿汉水回许昌居住，这是他的素志。但月堕星沉，非人力所能挽回，今后只能见到他名垂青史，却再也见不到人了。全诗交互写苏轼和自己，抒发了对苏轼的感激和崇敬。
《四库全书总目·姑溪词提要》云：“之仪以尺牍擅名，而其词亦工，小令尤清婉峭茜，殆不减秦观。”但研究秦观词的人很多，而《姑溪词》却很少有人问津。其《满庭芳·有碾龙团为供求诗者，作长短句以报之》（卷四五）云：
花陌千条，珠帘十里，梦中还是扬州。月斜河汉，曾记醉歌楼。谁赋红绫小砑，因飞絮天与风流。春常在，仙源路隔，空自泛鱼舟。 新秋，初雨过，龙团细碾，云乳浮瓯。
问殷勤何处，特地相留。应念《长门》赋罢，消渴甚，无物堪酬。情无尽，金扉玉榜，何日许重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