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杂院不同于原四合院那种一家（或一个家族）一户的居住形式。大杂院内一般居住着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民族的人们。实际上，自解放后，特别是“文革”中，老北京更多的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我原住在位于现在北京站口的一条胡同（已于20年前拆迁）里，胡同里大杂院很多，我所住的院也住着8户人家。
俗话说：“锅碗难免碰铲勺”。一家人都难免有争吵，大杂院的住户间出现各种矛盾也不足为怪。但是，共同的风俗和人生中共有的大事，往往是化解邻里之间矛盾、促进和谐、消除隔阂的纽带。“婚宴”，便是最典型的有利契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人们的生活条件和当时习俗等原因，人们的婚礼、婚宴很少在饭店举办，大杂院经常成为举行婚礼和设宴的场所。老北京大杂院里的人们对结婚大事非常重视，谁家儿子娶媳妇或聘闺女，不论生活条件如何，都要摆上几桌宴席招待亲友。届时，即便有过矛盾的住户也会不计前嫌送礼致贺，借此缓和矛盾，所以那时的“婚宴”也是解决邻里之间隔阂的有利契机。
大杂院内的人们和现在楼房里的人家不一样，每天进出院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家办喜事，都像自家办事一样。那时，大杂院住户多，院内非常拥挤，如果有一家要办喜事，大家便主动腾地方，如把各家的自行车主动存放到邻院，把院子里的东西尽量搬进屋内，孩子多的人家当天把孩子打发到亲戚家等。办事时，全院各家的桌椅板凳几乎都集中起来，把比较宽敞些的屋子腾出作为办事人家接待亲友的客厅，就连餐具也从各家借来共用，开宴时，屋里屋外都坐满了人，红红火火，热闹非常。
1981年国庆节，我弟弟结婚时就举行了一场大杂院里的“婚宴”。我们院子里的8户人家在我弟弟举行婚礼的前几天，便帮我们张罗，其中有一家把自己的厨房腾出来供放婚宴物品。当时许多人家还没有电冰箱，而且电冰箱似乎当时还没有进入市场。所以，那三面通风的院内厨房，放进鱼、肉、菜等，尽管天气较热，但一半天还不会坏。而且那时候，胡同里养猫的住户极少，养狗的根本没有，因此不用担心鱼呀肉呀的被猫狗叼去。
结婚当日，我家在院里和各屋共摆了十几桌。当时请的厨师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刘师傅，他是老北京一位有名的厨师，那时已70多岁了。看过斯琴高娃、张丰毅主演的电影《骆驼祥子》的人们可能记得，在给刘四爷做寿的一场戏中有个老师傅切菜的镜头，那位老师傅便是他。刘师傅来我家时挑着两个木箱子，里面装着做饭用的锅和碗、盘、勺等餐具。我弟弟结婚前一天，刘师傅便带着徒弟来做准备工作了，砌炉灶、备菜等。一位年轻的师傅砌灶非常麻利，不一会儿便在院中砌成一座炉灶。备菜的师傅也非常利索，将鱼、肉等切的切、煎的煎、炸的炸，老话管这叫“落定”。婚礼当天，其他的师傅基本就是打下手的配角，就看刘师傅大显身手。那天，每桌凉热菜共十几个，整个“婚宴”热热闹闹，圆圆满满，办得非常体面。这里应该佩服我父母的慷慨和远见，提前购买了比刘师傅要求的量几乎多一倍的菜。这是由于刘师傅菜做得太好吃了，即使每个盘碗中的菜量都很大，不少桌的菜还是补充了二回，结果大家吃得非常满意，个个对刘师傅的技艺赞不绝口。
那天，我们家还准备了大量的酒，有啤酒及几样高档白酒。由于菜好，宴席上能喝酒的人基本都是“痛饮”，但是这些人素质确实高，整个婚宴没有一个喝醉或出“洋相”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大杂院内的住户大多已搬进高楼，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工作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的婚礼习俗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什么洋式婚礼、新式婚礼，各式各样。但不管是什么形式，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即婚宴都摆在了大饭店。大杂院内办婚宴已成为历史和人们的美好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