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与市场共同塑造下的工人阶级的形成，其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即工人阶级内部的整合和工人同国家关系的重构。国家推行市场化的目的是为了快速地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的发展则意味着大量的人口将从事工业劳动、成为产业工人，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成为产业工人集中表现为过去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放下农具、走进城市，成为农民工。
农民工是国家推行的二元户籍制度的产物，虽然农民已然进入工业劳动过程，但是却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有城市居民所具有的各项权利，因此职业身份被政治挤压，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所以当前我国工人力量重建的艰难之处就在于，将农民工群体与传统的产业工人群体整合为一个阶级。毋庸讳言，造成农民工与传统产业工人区隔的关键因素，正是国家坚持推行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所以要实现农民工与传统产业工人之间的整合就必须废除现行的户籍制度，而制度的变革又是一个相关社会集团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构的过程，要言之，工人阶级内部的整合与工人阶级同国家之间关系的重建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重构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整合的基本内容和主要途径。
工人阶级的内部整合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其中主观方面的整合是关键。所谓客观方面的整合就是指工人阶级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一个阶级，也就是说工人在社会地位、职业、收入、住宅、社交网络等方面，已经同其他社会集团形成明显的差别。所谓主观方面的整合就是指工人分享着相同的价值观念，当前中国工人阶级所共享的价值观念是在转型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自主性的权利意识。所谓自主性就是说工人阶级开始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体验，既包括作为政治阶级的经历又包括作为社会阶级的经历，在有选择地接受和改造自己所面对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与自己的社会实践相契合的观念世界。所谓权利意识就是指工人阶级对自身权利的共同认知，其核心内容是作为契约工人，唯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实现其社会经济权利，而且公民政治权利的获得又是社会经济权利实现的基石，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以公民的身份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通过政治权利的行使来保障和维护合法的社会经济权利（汪仕凯，２０１１）。
诚如汤普森所言：“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汤普森，２００１：２）。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的工人阶级，其自主性的权利意识的获得自然是一个多重因素塑造下的建构过程，其基础步骤就是将不同时期的阶级经历和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放置到同一个观念世界中，其关键步骤则是工人阶级与党和国家的互动，并在这个互动中对观念世界中的要素进行比较、分析、选择乃至改造。
首先来分析这个建构过程的基础步骤，改革年代工人阶级中的流行话语颇能诠释这个过程，“我们５０年代是新主人，６０年代是带头人，７０年代是领导人，８０年代是失落人，９０年代是被雇用的人”（钟鸣、王逸，１９９８：２１０-２１１），阶级经历借助历史记忆而超越时空并被压缩至同一个平面。在单位制企业之中作为政治阶级存在而形成的阶级经历，与市场经济年代所形成的阶级经历相比，两者之间出现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突出地表现在工人阶级自身的权利与利益变化上，而工人阶级所实际获得的权利与利益的状况，不仅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与国家制定的劳动法规及政策所承诺的内容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些都成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的根源，“在中国市场转型时期，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与意识并不是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中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制度变迁对工人既有权利与利益的削弱与剥夺的基础上。与工人反抗控制和剥削他们的工业纪律不同，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是在身份制与单位制的解体过程中，对逐渐失去的体制身份以及体制身份所拥有的权利与福利的体验中形成的。”（吴清军，２００７：１６３）在失去与期盼之间、所得与允诺之间所呈现的差距，促使工人阶级利用国家倡导的“以法律为武器”的途径来缩小差距（加拉格尔，２０１０：１５５），工人阶级的此种实践恰好成为其自主性权利意识形成的酵母。
在工人阶级自主性权利意识形成的过程中，国家不是默不作声的旁观者，工人阶级也不是被动的反映者。国家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另一方面制定承载这些意识形态的法规和政策，积极地介入工人阶级的转型过程，以达到将工人阶级纳入到市场经济秩序中去的目的。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则表现出了自身的主体性，他们一方面依靠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来反抗对其自身产生不合理后果的市场关系，另一方面利用现行的法规和政策来重新确定自己的公民资格及相应的权利，以达到阶级整合的目的。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双向塑造的过程，一方面是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塑造，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对国家的塑造，两者的交叠之处则是工人阶级利用国家对工人阶级的塑造过程，转而创造性地进行自我塑造，其表现和后果集中在工人阶级自主性权利意识的形成上。
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政治阶级，其阶级性由党和国家所代表，工人阶级自身则被认为是群众的集合体，处在被领导、被教育、被组织的状态，工人阶级是一个并不具有自主性的阶级。社会阶级对自主性权利意识的获得是工人阶级与国家互动的结果，这将成为构建工人阶级与国家新型关系的重要基础，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工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依附关系，而新型关系则是指公民国家关系。市场经济中的工人是契约工人，国家通过劳动法律赋予工人一系列的权利，但是国家并不保证这些权利，工人要想将文本中的权利转化成现实中的利益，只能通过在企业内与资本博弈来争取，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生产政治的过程。
其逻辑可以表述为：工人立足于公民身份来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从而维护其作为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汪仕凯，２０１１）。
就当前中国工业领域劳动过程的实践来看，生产政治的逻辑虽然渐渐形成，但是缺乏相应的国家制度来保障，而一种生产政治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家制度来保障是难以为继的。从当前中国国家制度的现有资源来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正好是锻造新型的成熟稳定的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就是在生产领域中建构起“内部国家”，进而为生产政治的运转提供一个制度空间，可以这样认为，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既是国家制度成长的表现，也是新的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关系成熟的基本条件。尽管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为工人阶级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构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但是当前中国工人力量的重建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其原因是国家对于通过生产政治来重构其与工人阶级的关系的途径缺乏坚定和明确的态度。国家在制度建设的战略上把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构成部分，但是国家一方面在法律上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限定在国有企业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完全放弃对劳资关系的直接行政干预和控制，因此建立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生产政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总而言之，中国工人力量的重建受到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的塑造，其中国家的力量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虽然在社会结构上一个工人阶级已然形成，并且逐渐获得了自主性的权利意识，但是工人力量的重建仍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如果说国家在未来能否完善劳动政策，能否将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生产领域中普遍建立起来，取决于各级政府对待工人的态度的话，那么国家对待工人态度的转变则取决于工人自身的力量，尤其是通过在公共领域中发动的集体抗争和参与的日常化抗争展现的力量，而工人力量的孕育和积累、展现力量的时机与策略的成熟，都将是一个多重因素交错影响的长期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