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为口号,纷纷组建护厂、护局、护店队伍,开展护厂斗争,有力阻止了国民党当局对工厂的破坏。这些组织被统编为人民保安队,计有6万人之多,有力地配合了军事进攻,确保了战斗期间城市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运转。可以说,广大城市工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顺利在全国建立政权的有力保障。
第二节领导阶级
如果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工人政治的主旋律是革命,那么1949年之后,中国工人政治的主题就是建设。在这一个时期,工人的政治地位,主要体现在他们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1480)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领导阶级的地位由此确定。
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立国原则的体现。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工人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在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之后,将首先成立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3)因此,马克思主义将过渡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政权定义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
其次,提升工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需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而工业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广大的城市工人。
从清末民初中国产业工人诞生一直到解放前,由于中国工业规模不大,中国工人的队伍,也主要是以轻工业工人为主,这颇不利于中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人队伍的成长,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性的意义。通过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国培植了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而工人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第三,工人政治参与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中国并非马克思笔下典型的阶级社会,诚如王亚南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两千年来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官民对立,而非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王亚南,1997)。这样的社会结构可以历经两千年而不变,因此始终保持开放性和流动性。但是晚清面临的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反应”模式,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不归之路。不寻常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一直缺乏主导阶级的领导,致令政治革命与社会结构转型无法统一,而陷入革命之循环之中。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维新变法的地主革命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皆无法彻底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的指导下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的社会必须形成新的支配性阶级。在当时看来,工人正是这种阶级力量的化身,由工人引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成为一个合理的历史选择。
那么,中国工人的这种社会政治地位是如何取得的呢?
中共政权接管城市之后,首先采取的是保护民族企业自主性的政策,以保证稳定税源的获得(薄一波,1991:99-103)。
在民族企业的生产趋于稳定的基础上,中共政权采取公私合营等政策,并发动工人在厂矿企业发起民主改革运动,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逐渐剥夺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桂勇,2006;林超超,2010)。中共政权首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据桂勇考察,工人借此取得政治上的话语权,逐渐掌控企业的管理过程,资本家的所有权则不断削弱(桂勇,2006)。运动的结果是“劳资双方的阶级关系事实上发生了大变化,工人监督生产已陆续形成制度,资本家要完全按照原来的办法管理企业已经办不到了”(薄一波,1991:415)。同时,工人还不断向当地政府请愿,要求加快公私合营(薄一波,1991:418)。在多重压力之下,资本家选择退出企业的经营领域,“不关心企业的经营活动了”,工人最终取得了企业的控制权。可以说,在国有化的过程中,工人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这一场运动的结果,就是国营企业成为中国主导的企业模式,并塑造出一支统称为“工人阶级”的产业工人新队伍(林超超,2010)。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工人政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国家政治层次,涉及工人在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问题;第二是在工厂管理层次,涉及工人与工厂的关系问题。首先看第一个方面。必须指出,中国工人作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不是通过在领导层或政治精英中有多少工人出身代表来佐证,而体现在工人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体而言的。政策内容是否最大限度体现总体战略目标、工人的整体福利水平是否提高、工人能否有效控制生产过程、制度上是否保证工人的政治参与,这些才是衡量中国工人政治地位的主要尺度。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五年计划的推进,中国工业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这一进程对于中国工人政治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工人人数的扩大,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工人力量的增长。至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工人人数已经从1949年的800万人,发展到10939.9万人,增长了12.6倍。尽管工人人数仍然少于农民,但是人数已经破亿,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强。
同时,工人中党员人数的比例也在上升。1957年,党员占职工人数百分比为13.5%,到改革开放之初,工人中党员所占比例分别为:1978年13.8%,1979年13.4%,1980年为12.5%,1981年为11.9%。工人党员人数的增长,表明党组织对工人群体保持着一种持续的开放性。
工人的福利待遇,相较于农村人口,或者即使在城镇人口中都是较高的。在中国工人的“黄金时代”,工人享有各种工资补贴、福利待遇、政府补助、社会服务和保险,一时成为人人称羡的阶层。这从工人来源的变化就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的主要来源是工人,1950-1956年31.4%来源于工人;来源于农民的占24.4%。但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对几个重点企业的调查,1966年之后,来源于工人的只有3.1%,来源于农民的下降到6.5%,来源于学生的,则上升到76.4%。换言之,其后工人队伍主要是从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来补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人这一职业的吸引力。
国家制定了8级工资制,在工人中划分技术等级,激励技术工人的成长,培养出了一批骨干技术力量,不过它同时在工人中形成了新的分层。全国总工会的调查发现,国营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等级存在逐年下降的趋势,工人的实际技术水平多数高于其工资等级。足见工人工资级别增长缓慢而艰辛,这导致工人分层相对较为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