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政治动机。政治动机即激励并维持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以达到一定政治目标的内在动力。政治主体的政治动机取决于主体的政治目标以及主体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对自身政治能力所作出的估价。
（４）政治态度。政治态度是在以上三个心理过程基础上形成的综合性心理过程，它是政治行为的准备阶段，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环节。主体政治态度的肯定与否定、积极还是消极，会直接反映在主体最终的行为选择上。
作为政治心理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以上政治心理的构成要素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了政治心理的整个过程。
２政治思想
所谓政治思想，就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在对政治生活系统化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观点、政治理论和政治学说。政治思想是人类对政治现象进行理性思辨的结果，它仰赖于人们丰富而深刻的政治经验和体验、广博的社会政治知识和严密的政治思维能力。政治思想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政治心理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倾向，政治思想则是一种显性的政治文化，它以语言、文字等明确的符号体系为载体，具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和完整的思维框架。
政治思想主要包括政治理想、政治信仰、政治理论等要素。
（１）政治理想。政治理想是人们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未来目标指向的设定。它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重要的精神依托，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政治动机和政治行为。
（２）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是人们对特定政治理论、信条、制度等深深的情感卷入。政治信仰能够赋予政治行为以特定的意义，构成了一定社会人们最重要的政治取向，是决定政治文化性质的关键因素。社会成员政治信仰的改变必然带来政治文化本身性质的改变。共同的政治信仰也是政治系统赖以凝聚人心、整合分歧的重要纽带。
（３）政治理论。政治理论是人们有关政治生活的系统性认识以及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概念、原理体系。它是政治思想最为直观的表述。
３政治价值观
政治价值观就是社会成员对待政治系统、政治事件以及政治活动的态度和行为取向。特定时代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取决于该时代人们普遍的政治心理以及政治思想状况。政治价值观决定着人们对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角色等的衡量尺度和行为选择，后者将直接作用于社会的政治过程，因此，社会成员政治价值观的改变会带来政治系统的适应性调整和变迁。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政治文化内在构成要素的划分，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进行的。在实践中，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价值观之间是处在一个有机的整合系统之中，三个层面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了政治文化的功能结构。
就政治文化的类型来看，学者们所采用的划分标准往往见仁见智。例如，根据主体的不同，人们将政治文化区分为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根据政治文化的进化程度可区分为传统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与世俗化（理性的）的政治文化；此外还有传统型政治文化、道德主义政治文化以及个人主义政治文化的划分以及关怀公益型政治文化和关怀私益型政治文化之分等等。
一般来说，最常见的对政治文化的分类方法有以下三种：
首先，按政治文化中亚文化的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认同的程度划分，政治文化划分为不完整的政治文化和整合的政治文化。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对政治系统缺乏普遍的认同感，地方性忠诚超过对中央的政治忠诚。社会团体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政府主要依靠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和政府权威。
与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正相反，整合性的政治文化则能够表现出比较一致的和阶层化的政治认同。整合的政治文化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民众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忠诚高于对地方或团体等次级单位的忠诚，这种认同为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对一国的政局稳定有极大的作用。②政治暴力程度相对较低，并在多数情况下能够通过特定的政治程序解决冲突。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在整合的政治文化中，大多数人在政治结构、政治程序、游戏规则等方面存在着基本的共识，在各种社会团体之间也存在广泛的政治信任。在这类国家里，政治冲突往往围绕具体政策的输出及对政治系统的要求或支持的输入问题展开，而非集中于政治系统本身是否正当的问题上。因此，通过暴力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较低。③社会团体间能够保持相当程度的政治信任。虽然整合的政治文化必然是多层次的政治文化，但文化的各层次之间并不存在极端的政治偏执病和互相敌视的现象，恰恰相反，各个社会团体往往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彼此宽容与合作，并在合作中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合作技术。④合理的和持久的政权忠诚。在整合的政治文化中，可以发现公民对政权合法的高度认可及对政府的高度支持。这种文化为政府的运作和命令的贯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整合的政治文化往往存在于现代的或尚未向现代过渡的传统国家中。
其次，按历史发展阶段划分，政治文化可划分为狭隘的地方性政治文化、臣属型政治文化以及参与型政治文化。在狭隘的地方性政治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个人对政治体系最多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对政治体系的变革也很少有什么期望，个人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行动者的认识、情感和评价定位以及政治的输入输出几近于零；在臣属型政治文化中，人们虽然能够对政治体系及其政策输出作出较为频繁的反应，但他们并没有感到主体可以在政治系统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对整个政治系统和政治输出往往逆来顺受，自己并没有介入其中，依然缺乏自觉的参与意识。而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以及政治输入和输出，都有着明确的意识，个体成员对自身在政治系统中的角色地位，也有着清楚的概念。尽管他在政治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与他人不一样，但几乎每个人都愿意成为政治生活的参与者①。
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型”、“臣属型”和“参与型”三类政治文化概念只是为了研究方便而提出的理想类型。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只是某一种纯粹形态的政治文化，而必然是两类或三类文化不同程度的混合。
当然，必有一类居主导地位，从而构成该政治系统的主流文化。
最后，按政治体系功能的三个基本层次——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将政治文化分为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体系文化表明公民的政治倾向对一个政治体系的维持和调节具重要意义，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和政治共同体的同一性是体系文化的重要内容；过程文化，即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自我意识，是积极参与还是消极服从，或者冷眼旁观，过程文化还体现在公民的政治信任程度、政治感情等方面；政策文化，即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政治倾向，对重大政治问题所持的态度，这影响到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公共政策能否得到顺利推行。
（三）政治文化的功能
作为一个有机的功能系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虽然社会政治发展进程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但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概括来说，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影响政治体系
任何政治体系都有着特属本系统的政治取向模式，也就是政治文化。该政治文化赋予政治系统以某种形式的合法性，也就是人们对政治体系理应如此的信心，这一信心决定着他们对整个政治系统的正当性支持，而这一正当性支持正是政治系统较为有效地进行“权威的价值性分配”的关键所在。在传统社会，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正当性信仰可能来自统治者的血缘世袭或宗教习俗，于这种社会形态中形成的政治文化常常带有明显的依附性特征，这种依附性反过来成为政治系统进行有效统治的基础。而在现代民主体制中，当权者的正当性则主要取决于他们在选举中是否获胜，取决于他们在制定法律过程中是否遵守宪法程序，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形成的政治文化成为该体制进行有效统治的基础。可见，政治文化的性质直接决定着政治体系统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２．影响政治行为
既然政治文化表现为一种潜在的行为取向，那么，它必然会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在臣属型政治文化环境中，人们除了被动地接受政府行动所施加的影响外，并不打算去影响政治过程，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只是政治系统的依附者。而在参与型政治文化环境中，人们能够获得必要的政治知识和信息，并利用各种机会介入政治事务。生活在该体制下的公民相信自己可以对政治过程发生某种程度的影响，并能够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参与政治过程。可见，不同政治文化环境下人们的政治行为常常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３．影响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即从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演进过程，这种演进过程意味着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虽然政治发展是各种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但政治文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难想见，若一个社会没有人们在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思想等层面的改变，政治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是政治发展的先导力量。
三、政治文化的发展
（一）政治文化发展的动因
以观念形态出现的政治文化，既是历史发展进程的现实性反映，同时也是人们思想观念代际相传、不断沉淀的历史继承。历史继承性决定了政治文化发展背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定性，而现实性则决定了政治文化的发展是随着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
政治文化的发展集中表现为文化的世俗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文化世俗化意味着人们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角色定位标准的深层变迁，如果说传统社会人们是以笼统的标准观察客观事物，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那么在文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人们能够以明确的、中立的方式观察事物，在评价和录用社会角色的过程中，现代世俗文化注重的是个人的成就，而非世袭门第。
而参与型政治文化则意味着作为现代政治主体的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将日趋活跃，他们从先前政治生活中的消极服从者开始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正如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所指出的，“如果说现代世界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政治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在世界上所有的新兴国家中，普通民众与政治有关这一信仰——即他在政治制度里应该是一名被卷入其中的参与者——流传甚广。那些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广大民众集团正在要求参与政治制度。因此，如今不承认对这一目标承担义务的政治精英已寥寥无几了。”正是鉴于这一发展趋势的普遍性，阿尔蒙德索性将这一参与型的政治文化称为“世界的政治文化”①。
政治文化发展的动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动因，二是外部动因。
内部因素包括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知识信息流量的增加等方面。研究表明，社会成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构成了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更能意识到政府的影响，对政治信息的认知水平更高，掌握更多的政治信息，更有兴趣和能力参与各种组织，讨论政治事务。
外来政治文化成分的进入（外部因素）也是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由于政治体系的异质性，与特定政治体系相对应的政治文化必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异质性。这样，外来政治文化的某些元素常常会破坏原有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平衡，以致政治文化和政治体系都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重新建立两者间的和谐。这一过程往往充满曲折，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完成。
（二）民主政体的文化基础
任何政治体制都有与之相应的文化基础。
专制体制下的当权者不遗余力地防止民众对其行为形成独立的判断，并将民众排斥于政治系统之外，因而，民众没有机会掌握参与政治生活的实践技能，他们对权威者的要求也相当低，这就决定了该体制下人们在政治文化方面表现出的依附性。
现代民主政体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是社会契约思想的具体体现。民主政体不仅表现为一套正式的制度建制，如普选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而且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英格尔哈特在对二十四个欧美早发现代化国家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民主政治在欧美的崛起是基于长期的社会文化变迁，开始时是清教徒的出现，再则是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的高度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增加，最终建立了公民文化和民主政治。基于此，新的民主政体是否成功，取决于大众对民主的支持态度，而向民主过渡，又与新教精神、资本主义发展有关①。
与传统政体不同，民主政体承认个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认为政府的权力得自民众的同意，民众有权参与那些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政治决策，等等。概括来说，民主政体的文化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