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统一全国以后，派人修订刑律，废除了一些残酷的刑罚。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是隋文帝本人就不完全按照这个刑律办事，往往一时气愤，不顾刑律规定，随便下令杀人。在这种情形之下，大理（管理司法的官署）的官员很是为难，如果依照皇帝的旨意办事就要违反法律，依照法律办事又要得罪皇上。当时的大理少卿赵绰觉得维护刑律是他的责任，所以常常不顾危险，跟隋文帝顶撞。
有个刑部侍郎辛亶，听说穿红裤子就可以祛祸得福，官运亨通，于是就真的穿着红裤子上朝。隋文帝认为这样有失体统，马上下令将他处斩。赵绰马上进谏说：“按照法律，辛亶没有死罪，臣不能接受这个命令。”隋文帝没想到有人竟敢顶撞自己，十分震怒地说：“你倒是很爱惜辛亶的刑名，难道就没想到爱惜自己的脑袋吗？”
赵绰毫无惧色，依然据理力争。文帝大怒，下令将赵绰推出去一并斩首。赵绰听了以后，依然倔强地大叫：“陛下可以以抗旨罪杀了我，但是不该杀辛亶。”左右侍从把赵绰扭下朝堂，剥了他的官服，摘掉他的官帽，准备处斩。这时候，隋文帝也想到杀赵绰太没道理，就派人跟赵绰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赵绰跪在地上，挺直了腰说：“臣旨在法司，以死护法而已。”文帝原想赵绰服个软，给自己一个台阶，好放了他。没想到赵绰还是这么强硬，气得坐立不安，拂袖入内。过了一会儿，隋文帝传出话来，命人放了那个不爱命的官儿。
隋文帝为了统一货币，下令全国统一使用新铸的“五铁”币，禁止使用前朝的旧币。有一天，有两个平民在市场使用旧币交易，被人发现了，捉到衙门里。隋文帝得知以后，下令把换钱的两个人统统砍头。赵绰接到命令，赶忙进宫求见隋文帝。他对隋文帝说：“这两个人犯了禁令，按刑律只能打板子，不该处死。”隋文帝不耐烦地说：“这是我下的命令，不干你的事。”
赵绰说：“陛下不嫌我愚笨，叫我充当大理官员。现在遇到不依刑律杀人的情况，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隋文帝气冲冲地说：“如果没有力量撼动大树，就应该走开。”赵绰说：“臣的愿望是感动天地，岂止搬动大树。”隋文帝又说：“汤太烫了，还要赶紧把嘴缩回去，你难道想冒犯天子的权威吗？”赵绰不管隋文帝怎样威吓，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隋文帝没法，赌气躲进了内宫。后来，由于别的官员也上奏章谏阻，隋文帝终于取消了杀人的命令。
即使是对诬告自己的人，赵绰仍能做到依法办事。曾经有个叫来旷的官员，诬告赵绰徇私舞弊，把不该赦免的犯人放了。后经调查，纯系子虚乌有。隋文帝勃然大怒，立刻下命令把来旷处死。谁知赵绰又过来据理力争，认为依照法律，来旷不应被斩。
隋文帝觉得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于是转身退朝。赵绰在后面大声嚷着说：“来旷的事臣就不说了。不过臣还有别的要紧事，请求面奏。”隋文帝信以为真，就答应让赵绰进内宫。隋文帝问赵绰有什么事。赵绰说：“我有三条大罪，请陛下发落。第一，臣身为大理少卿，没有把下面的官吏管好，使来旷触犯刑律；第二，来旷不该处死，臣不能据理力争；第三，臣请求进宫，本来没有什么事，只是因为心里着急，才欺骗了陛下。”
隋文帝听到最后几句话，禁不住哑然失笑，命令左右赐给赵绰两杯酒。当然，来旷也被赦免了死刑，改判革职流放。
——选自《隋书·列传第二十七》
【智慧心得】
赏罚不可过度
一提到赏罚分明的问题，很多人直观地认为只要做到了有功必赏，有错必纠，有功的不随意降低奖励标准，有过的不随意降低处罚标准便可以了。如果这样的想法就已经涵盖了赏罚之中所含的玄机，就无法解释隋文帝与赵绰之间的争执了。隋文帝杨坚是个有道明君，执法严格，即使太子杨勇有了过错也决不姑息。赵绰也以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留名于青史。贤臣得遇明主，治国思路完全一致，就应该配合默契，相处甚欢，却为何要屡屡发生冲突？原因就在于赏罚分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正是由于君臣二人对赏罚问题的内涵理解存在分歧，所以他们才常有冲突。在隋文帝看来，在捍卫了有错必纠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不必拘泥于法规章程，适度从严，加大处罚力度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赵绰看来，一切处罚都必须按照既有的标准进行，姑息迁就固然不对，随意加重处罚也是错误的。
赵绰的依据何在？史书中没有为我们作出明确的解释。但是，与赵绰同样掌管过司法，曾经在唐高宗仪凤年间担任大理丞的狄仁杰，却为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一次，有一个叫权善才的高级军官，不慎砍了昭陵（唐太宗坟墓）陵园中的柏树。唐高宗知道后十分生气，要求判处权善才死罪。可是狄仁杰却不同意，认为依法应该判处免职。唐高宗气得脸色都变了，大叫：“权善才砍了陵上的柏树，朕不处其死罪，是朕对先帝的不孝！”狄仁杰毫无惧色，奏道：“国家大法，公布于天下，何种罪行判何罪，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哪有不够死刑的罪判成死罪的道理呢？法律如果随意更改，天下百姓便不知什么叫犯法，什么叫合法了。皇上您如果非要改变法律不可，请从卑臣开刀吧！”一席慷慨陈词，使唐高宗无话可说，权善才终于被免除死罪。
集体事物需要各部门相互协调，有条不紊地进行。因此才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范制度。但是，由于人本来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动物，对各种限制有着天生的抵抗心理，所以规范制度必须长期保持一致，使人们逐渐适应，才能习以为常，有所适从。而突如其来的严厉惩罚，破坏了这种心理平衡，会给集体造成一种山雨欲来似的恐慌心理，人们会变得不知所措，战战兢兢。长期在这种氛围下工作，会使人感到难以忍受的压抑。最终，要么是下属走人，要么是领导走人。而且，人们要严格遵守规范制度，除了担心处罚本身之外，更主要的是畏惧规范制度的权威性，不敢心存侥幸心理。
但是，如果我们在执行规定的过程中，不照章办事，就会降低人们对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发生质疑。他们会认为，既然今天可以随意抬高标准，那就无法杜绝以后降低标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不必太在乎。这样一来，原本出于警示目的而加大处罚力度，却带来了反面的影响，可以说是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任意向上浮动处罚标准是不可取的，不按照规定，随意降低要求，抬高奖励也是同样不可取的。奖励的依据是被奖励者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奖励的目的是为了让获奖者受到鼓舞，继续前进，让未受奖者受到触动，沿着明确的方向前进。可是，如果奖励不依据一定的标准，随心所欲地提高档次，会让人们觉得奖励的高低并非是因为作出贡献的大小，而是因为运气的有无。如果运气好了，作的贡献不大也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所以不必费心去多付出，只要等待机缘就可以了。而且，凭借运气轻而易举获得的东西，就失去了神圣感、荣誉感，人们决不会珍惜它，更不会对给与自己奖励的人或团队怀有感恩的心。这样一来，奖励的最终目的也就难以达到了。
比如，晋朝的司马伦篡位作了皇帝，为了要更多的人忠于自己，对自己感恩戴德，就开始大批地封官进爵。每逢上朝或者宴会，宫殿里都挤得满满的。皇帝左右的侍中、散骑常侍等一级高官，魏晋时期一般只有四人，这时竟达到九十七人之多。那时一定级别官员的帽子上，都插上貂尾作为装饰，现在官太多了，貂尾不够用就用狗尾代替。但是，当各地的诸侯王前来争夺皇帝宝座的时候，却没有几个人愿意为他赴汤蹈火，冲锋陷阵。不久，司马伦便兵败被杀。
总之，赏罚分明不应仅仅停留在传统观念中的有功必赏，有错必纠，还应该注意度的把握。关于度的把握，人们已经普遍认可了不能随意降低标准这一条。但是，人们却又陷入这样一种新的误区，那就是越是严厉处罚效果越好，越是多加奖励，效果越佳。其实，过度的处罚和过滥的奖励，也同样是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