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对在校学生轻微违法行为，经警告教育后应让其尽早返回校园，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须处以行政拘留的，也尽量不要实际执行，即使需要执行的，治安行政拘留所也要严格执行《治安拘留所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将违法的在校学生与成年人犯、屡教不改的惯犯、累犯分押、分管。
在适用强制措施上，对违法犯罪的在校学生，一般不准使用警棍、警绳、手铐等警械，对未满16岁的在校学生一律不准收容审查。对被判处管制和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在校学生，要认真落实帮教措施，针对特点加强考察，检察机关对于在校学生的犯罪行为，“可批捕也可不批捕，可起诉也可不起诉”的案件，要尽量不批捕或不起诉，多适用免予起诉这一检察机关所特有的处罚手段，并坚持对被免诉的在校学生进行案后跟踪考察，同家庭、学校形成三点一线紧密配合型的监督教育机制，对提出量刑幅度的意见，不能只注重法定情节而忽视酌定情节。
即使在校学生犯罪情节与成年人犯罪情节在同样情形下，也要比成年人的量刑幅度至少降低一至二档次，对同时具有其他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则减轻处罚或从轻处罚的幅度尽可能大一些，对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与从重、加重情节同时并存的，应当比照罪行相当具有同样情节的成年犯而从轻减轻处罚，检察人员在每次开庭前，必须对犯罪的在校学生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监护人的情况有所了解，并要求上述人员按时到庭，密切配合法庭搞好庭审。人民法院在处罚在校学生犯罪的法律适用上，应注重适用缓刑。
在对在校学生犯罪依法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所判处的刑罚为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时，一方面考察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并考察其家庭学校管教和周围环境制约条件。只要这些综合因素说明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就应当尽可能地适用缓刑。
另外要注重对在校学生犯罪的免刑处理，我国刑法规定免刑的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在校学生犯罪案件本就已具备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年龄情节，如果再同时存在其他法定的或酌定的从宽情节，综合各种情节看整个犯罪案件属于“情节轻微”，对犯罪的在校学生“不需要判处刑罚”，当然应当毫不犹豫地适用免刑，并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对行为人适用刑法第32条规定的强制教育措施，民事强制处分或者行政处分。目前，人民法院要注意无限制扩大少年法庭的功能，要注意社会具有消化未成年人轻微犯罪行为的巨大能量，充分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力量来加强管理和帮教。
当然，上述对在校学生违法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受到的处罚尽量不要实际执行等做法，仅指在校学生违法罪犯行为情节轻微，造成危害后果不大，影响不是很坏或是偶犯、从犯、胁从犯、帮助犯等，而对于那些主观恶性大，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后果，影响很坏的，该处罚的还是要处罚。这既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的原则，也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也只有对在校学生的违法犯罪采取特殊的惩罚手段，才能使惩罚的目的即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得以实现，达到既保护社会又保护未成年人的双重目的。
青少年罪犯对抗改造的对策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劳改机关对青少年罪犯的改造工作主流是健康的、向上的，也是比较成功的。许多通过改造好的青少年，刑释后继续参军、上学，顺利地走上了工作岗位或谋生就业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罪犯受到不良风气或其他罪犯的教唆影响，在青少年罪犯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抗改造行为。由于青少年罪犯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缺乏社会生活经验，不善辨明是非，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在改造中具有盲目性、网络性，胆大妄为，不顾后果以及行为的野蛮性强，人生观、价值观非常混杂。在被改造成新人中，无疑是一个较复杂的、艰巨的痛苦历程。实践证明，只要劳改机关的改造措施得当，针对性强，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抗改行为是完全可以矫治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罪犯对抗改造
行为突出的表现贪图享受，逃避劳动他们普遍地崇拜金钱，在改造中强调个人吃喝玩乐，价值观得到畸形发展。生活上互相攀比，不愿穿囚服，不愿吃囚粮，要亲属、朋友多送物品多送钱，穿高档料，吃精美食品，谁富谁光荣、谁穷谁狗熊。将物质享受作为唯一的精神支柱。有的犯人家属叹息说：“现在一般家庭难以供养一个劳改的孩子。”在享乐思想指导下，劳动成了他们“望而生畏”的事情，害怕劳动，厌恶劳动，用钱雇他犯代班；即使被迫参加劳动，也是拈轻怕重，出工不出力。有的不惜伪装有病，自伤自残身体。更有甚者，竟采取犯罪手段，破坏生产工具和设备，制造停产事故。有的说：“让他停产，停一天，我歇一天。”这是青少年罪犯抗改的一种至为顽固的手段。
厌恶学习，诡辩欺诈组织他们学习，他们不感兴趣。尤其厌恶政治教育，他们对政治教育表现为迷迷糊糊听，三言两语讨论，潦潦草草做作业，考试前临时抱佛脚，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打瞌睡，装头痛，“机械性遗忘”现象很普遍。青少年罪犯平时善于见风使舵，观言察色，搞改造上的“花架子”，带有欺诈性。为了逃避惩罚和改造，千方百计用欺诈手段取得干部的好感，有的当面痛哭流涕，背后咬牙切齿；当面花言巧语，背后我行我素，还有的假积极，真抗改。别看大多数青少年犯知识匮乏，可在行为上却智能化发展，在狱内作案伪造和破坏现场屡见不鲜。服刑动机“功利主义”倾向大大增强，所谓“大利（指减刑）大干，小利（指记功、表扬）小干，无利（指不能奖分）懒得干”，把干部和家长所期望的安心改造，歪曲为“按利改造”。
争能逞强，寻求报复往往把执拗当顽强，把冒险当勇敢，把轻狂当果断，把蛮干鲁莽当成英雄。他们笃信“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行为信条，谁要干涉他们，就可能激发他们疯狂的敌对情绪，以致采取报复行为。只要有机会就铤而走险，有的为了逃避惩罚和改造而逃跑。在反改造活动中，青少年犯往往以地域或犯罪性质相近而纠合在一起，伙吃伙喝，一旦形成团伙，其成员则有一种罪责扩散心理，认为“法不责众”，在这种消极的安全感驱使下，反改造意识明显外现，表观为聚众殴斗，打击积极、消极怠工、报复心强烈。
盗窃贪婪，寻求刺激围绕着“财”、“色”轨迹进行犯罪是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特点。监所内不断出现青少年罪犯的盗窃、流氓活动，不劳而获的犯罪意识十分顽固，习惯定向使他们往往偷食品、衣物、金钱等。他们偷东西并不完全为了使用，而是为了满足其盗窃心理的需要。为了享乐一时，快活一阵，不怕触犯法规，不惜冒死一试。青少年罪犯之趋利贪财的野蛮性，图钱挥霍的贪婪性，使改造艰难性增大。在劳改队的特殊环境里，青少年犯的性心理极易产生性变态。有的转向“环境同性恋”行为，有的在同性恋中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破坏了监内正常的改造秩序。青少年罪犯通过这些行动所表现的兴趣、情绪体验，已经不是正常的青年人所表现的对异性的追求，而是在寻找刺激。
顶撞管教，暴力抗改在青少年罪犯中，有些是较有丰富的反改造经验。这些青少年犯，在改造中干部对他严厉，他们却以柔克刚，嬉皮笑脸。对他们进行感化教育，他却冷讽热嘲。有的自命不凡，看不起干部，甚至贬低中队领导，胡乱造谣煽动抗改情绪。他们对劳改干部的教育总是针锋相对顶着干。教育他们改恶从善，他们说：“理想，理想，有利（理）才想”、“前途，前途，有钱（前）才图（途）”、“爹亲娘亲不如钱亲”。教育他们坦白余罪，他们说：“抗拒，是无凭证的从宽；坦白，是有根据的从严，谁说实话谁上当”。他们如菜板的“滚刀肉”一样剁不成末，切不成片，很难改造。青少年犯使用暴力抗拒改造也日趋严重，并逐步向公开化暴力发展，无理纠缠、恐吓、威胁干部，或是谩骂、污辱、殴打干部。
对青少年罪犯抗拒改造的矫治对策
劳改机关加强对青少年犯罪的教育改造，已到了刻不容缓、迫在眉睫的时刻。至于劳改机关如何抓好青少年罪犯教育改造工作，我们认为要加强以下几点：
对青少年罪犯进行世界观教育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倾向，青少年罪犯最基本的原因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严重的拜金风和一切向钱看、贪图享受的思想将直接影响和操纵他们的反抗改造行为，对违法犯罪青少年罪犯只有通过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才能使其认识并抵御不良文化或环境的消极影响，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思想改造，获得健康、全面的发展。
发挥好奖惩感染攻势和规范化管理的作用对不同类型的青少年罪犯分档教育，发挥好奖惩感染攻势和规范化管理的作用。要根据犯罪性质、刑期长短以犯罪为主体的不同心理特征和生活经历，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教育。按照“三分”工作目的要求，把关押的青少年分为盗窃犯、暴力犯、性犯罪的中队或班组，进行分别关押管理和教育改造，提出相应的目标和要求，进行区别对待，因人施教，形成分类、分级、个别教育相互交叉而层次分明，类型集中的系统化教育和管理网络。同时还要奖罚分明，调动犯人改造的积极性。在教育改造工作中，要主动发挥感染攻势，利用旁敲侧击式的氛围感染或直接的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式的渗透感染，如利用从众心理，加强团体规范训练，矫正恶习和错误思想；渲染法律的威慑力，增强犯人对刑罚的畏惧心理；利用面谈或犯人相互捎话，使其对抗心理逐渐自我削弱。在此基础上，狠抓罪犯的规范化管理。在安排其劳动、学习等各项活动时，根据其个性缺陷进行定向专门训练和分工，如对性格暴躁者，劳动上安排其作些细活、耐性活，文体活动时让其参加棋类比赛等；对行为散漫者让其干些程序活或紧张度高的工作，进行队列训练和集体活动项目，对“好逸恶劳”者，让其干些疲劳度高的活，文体活动时让其参加些竞争激烈、刺激性强、兴奋度高的球类比赛等。对青少年的规范化教育与管理要在符合他们的心理、生理特征和规律的前提下，逐步走上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的发展轨道。
协调情感，消除罪犯改造的对立性对青少年罪犯的改造，需要做到以情、理、行动三个渠道去感化他们。情，即动之以情，情感是做好感化工作的突破口，是一支导线。因为劳改单位管教干部是执法者，犯人是服法者。犯人一进入监房就感到牢狱森严，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我们就要使他们感到劳改队干部不是为了整人，而是完全诚心诚意地在教育他的。管教干部与青少年罪犯之间要真正做到心理相容，干部要把罪犯当成人，当成一个可以改造成为社会有用的人，破除那种“出了窑的砖——定型了”的陈旧观念。用我们真诚、公正、无私的胸怀发出的频率去感应青少年罪犯冰冷的心扉，终会使罪犯在一定的频道上产生信任、崇敬的共鸣。青少年罪犯受到惩罚入狱后，犹如禾苗受焦，庄稼病害。精神的创伤只能用心灵的温暖来医治，精神的污染只能用精神的甘露来洗涤。干枯禾苗需要雨水，但不要急风暴雨；寒冬的幼芽需要阳光，但不能在烈日下暴晒。有了病虫害的庄稼需要施药，但不能施之过量。改造青少年罪犯也是如此，管教干部犹如绣花工、雕塑艺人，要有十个耐心、百个耐心，一点一滴地进行工作。对他们的思想改造，要坚持“手工作业”，不要搞“机械化”一刀切。仍然要像父母对待子女、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去教育、感化、挽救，使他们告别昨天，走向新生之路。
综合治理，形成改造力量的系统性我们要矫治青少年罪犯的犯罪意识，首先要从改变其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需要结构开始。要彻底改造他们旧的需要结构，就必须在立体交叉的教育工程中逐步施加影响。这个立体交叉教育工作，可以简称为“对青少年罪犯进行综合治理”。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往那种“单打一”的只由劳改机关进行管理教育的方法，而需要动员全社会，包括政府机关、群众团体、社会各界乃至犯人亲属共同对青少年罪犯施加积极影响，并且可让罪犯走出监狱大门，对社会上的青少年演讲汇报中进行反思。在社会的影响、自我反思中，青少年罪犯的犯罪意识的核心——不符合社会规范的需要结构，才会得到真正的彻底改造。当然，我们强调对罪犯的犯罪意识和犯罪行为进行综合性的治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降低、削弱劳改机关干部的作用。恰恰相反，劳改干部任何时候都是罪犯进行改造的榜样和楷模，是改造教育罪犯的主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