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的郑子瑜缺衣少食，家境艰难，致使他身体孱弱和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五岁那年进了龙溪县立第二小学，由于父亲没有给他足够的钱买课本，常常向富家子弟借课本来抄写。经常埋头笔耕，倒养成了他日后挚爱写作的习惯。他缺少必备的学习用品，唯一的办法是经常低头在操场上踱方步，希冀偶然拾得他人丢下的铅笔头以满足自己学习的需要。有时侥幸也能拾得一两个铜板，这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人生满足，因为这区区小钱可以买得铅笔、橡皮之类。为侥幸的愿望所驱使，他养成了低头走路的习惯，这一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不论坐、卧、起立、步行，他总是低着头，好像在寻觅什么。
艰难困苦只能摧毁意志薄弱的人，却使坚毅刚强者愈加振奋，他发誓要走出人生的新路。他曾告诉笔者，“我一生的奋斗有两大目标，一是改造瘦骨嶙峋的身体，二是赚钱奉养父亲和栽培我的弟弟子琳”。［12］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愿望。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小学毕业会考郑子瑜获得第一名，免费进入福建省第八中学。由于他的家离八中颇远，步行需一小时。为了不迟到，他每天天刚亮便起身，匆忙吃几口盐搅的稀粥，便赶赴学校。炎热的夏天，他常常因身体虚弱而晕倒路上，醒来时已被好心的同学救至家中。
上高中时，学校易名为龙溪中学。那时有一件使郑子瑜终身难以忘怀的事。父亲将祖产抵押给豪绅施大镳换回一些钱供他上学，由于利息高，没有多久，祖产便归于施某人的名下，最后仅余一间房子。施大镳的堂弟竟嘲讽地问子瑜：“这一间房子什么时候再卖？”果然不久，这一间房子也落入施某名下。无奈之余，父亲只得租他人的房间以栖身，那屋主人竟苛刻地订下一条条例，不准将房门打开，唯恐郑家家什破烂而有伤主人的体面。
有一年春季，郑子瑜因贫穷难堪在漳州求乞，受尽凌辱，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饱尝了个中滋味，曾赋诗一绝： 叫乞东门事偶然，闲来且咏相羊篇。
慈仁巷里无仁者，只掷泥沙不掷钱。诗前冠有小序：“岁首无事，乞食漳城，三日两餐，无为怜者。”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贫无立锥之地，生存的条件极度恶劣的情形下，郑子瑜以其难能可贵的决心，获得了学业上长足的进步。他在奠定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同时，又以极大的兴趣致力于新文学的发展。少年时代的苦学，使他涉猎了广泛的文献，同时，他又读了艰辛人生的“无字之书”。两者结合，他走上了异于他人的学术道路。
在龙溪县立第二小学时，由于入学前已熟读了《三字经》等启蒙读物，所以对教授《孟子》的黄亦老师不甚满意。黄老师在讲授唐宋古文时，只教字音，而不释其文意，有时甚至连字也读错，将《阿房宫赋》中“缘云扰扰”误读成“绿云忧忧”，令同学们笑掉大牙。于是郑子瑜偕好学上进的同学晚上去县学林子逢先生家补习古文。林先生是漳州有名的塾师之一，他教授古文，读音句解兼顾，其水准大大超过了黄亦。不过，郑子瑜年纪虽小，林老师的教学方法还是不能满足他求知的欲望，因为仍未能跳出蒙学的囹圄，对先进的国文教学法如分析主题、串讲大意、交待写作背景以及叙述文章的风格、体裁等却全然未曾提及。郑子瑜连同几位同学一齐去见钟校长，令黄亦中途离职，以免误人子弟。
小学高年级时级任老师是教督严格的施宏泽先生。他批改作文一丝不苟，谁写了一个错字或别字便要打手心一下。在如此严格的训练下，郑子瑜晚年曾说：“如果单就文言文的写作技巧来说，我们的一班高小学生，比起今日的大学生来，也不会有逊色呢！”［13］同时，他也谦虚地认为，在思想知识方面却比今日的幼儿还不如，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这位施宏泽老师后来也赴新加坡，郑子瑜在《翦春斋脞语》中曾记一文坛趣事：“访施宏泽先生于牙笼寓所，见壁间悬陈树人书赠与予条幅，默然良久。施先生笑谓予曰：‘此十余年前树人先生所书，寄交星洲龙溪公馆转赠于足下者，书到之日，而日寇南侵，予携赴苏门答腊，免遭炮毁，今应物归原主矣。’予感激不可言宣。”陈树人所书乃其自作诗：“知君不愿说归期，便此巴山夜雨时。但得同心先国事，一家何处着离思？”
郑子瑜进入初中一年级时，国文教师是漳州颇有名望的前清优贡徐飞仙先生，别署徐石。徐先生在漳州与黄秉哲、杨翔并称“三通”，而且雄踞首位。他的国学根底扎实，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等都有精深的造诣，厦门大学也仰其大名，曾欲聘为教授，无奈徐先生国语欠佳，闽南方言甚重，只得作罢。照理说，有国学名儒传道授业解惑，应是郑子瑜人生一大幸事。可是，这位先生名声虽大，却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所束缚，只是博学，讲解却不甚高明，往往讲不到要点上，使学生不甚了了。他只能清着嗓音，拉长音韵，好似京剧名角唱戏一般朗读古文。同学们也跟他朗读，得意之时，每每拍桌顿脚，以相唱和。徐先生可能也正陶醉其中，竟从不阻止。应该说，听他朗读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仿佛使人回到了古文中所渲染的特殊的典雅而又古朴的文化氛围中。可是，郑子瑜一班学生们仍不满足。原因是当时距五四新文化运动已十余年，徐先生还是选择清一色的文言文教他们，对已形成潮流的白话文教学从不曾有，不屑一顾，这使学生们好像缺了什么。不盲目崇拜名师是郑子瑜天生的一种秉性，他与同学们在无奈之余，每逢徐先生上课时，总是迫不及待地偷偷跑去打钟，或者将时钟的指针偷偷地移前，以催促徐先生早一点下课。顽皮的天性中显现出郑子瑜对旧教育的极大不满，恶作剧中体现了与旧教育的抗争，他从心灵深处渴望早日得到新文学的滋润。
